黄霖说《金瓶梅》

走进《金瓶梅》

毁之者总把它视作古今第一淫书，悬为厉禁，或者冠之以“自然主义”、“客观主义”等现代恶谥加以否定；崇之者则认为“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鲁迅语），说它“实在是一部可诧异的伟大的写实小说”

，甚至是“中国小说发展的极峰”（郑振铎语）。毁之者虽然事出有因，但崇之者确实有理有据。　　　　　　　　　　　　 走进《金瓶梅》(1)

明末名小说家冯梦龙称明代有“四大奇书”：《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其中《金瓶梅》被清人又特别称为“第一奇书”。这部书，实在奇。奇就奇在一照面便给人们留下了一大堆疑问，诸如：成书何时？如何成书？作者是谁？版本有几？……奇也奇在它一变长篇小说大写特写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仙鬼怪的局面，却偏专注于琐琐屑屑的事、平平常常的人、普普通通的境，在艺术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更奇的是，它在那个习惯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世界里，竟致力于撕破种种真善美的纱幕，把上上下下、内内外外的人间丑恶兜底翻了出来！特别是在一个谨防“男女授受不亲”的“礼仪之邦”里，竟直言不讳地大书特书其床之事！于是乎一出世，人们就骂它是一部“坏人心术”、“决当焚之”的“诲淫”之作，预言谁印了它，谁就要被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但是，也有人称赞它是“云霞满纸”的“逸典”，是“稗官之上乘”。以后的清人、近人、今人，也一直争论不休。毁之者总把它视作古今第一淫书，悬为厉禁，或者冠之以“自然主义”、“客观主义”等现代恶谥加以否定；崇之者则认为“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鲁迅语），说它“实在是一部可诧异的伟大的写实小说”，甚至是“中国小说发展的极峰”（郑振铎语）。毁之者虽然事出有因，但崇之者确实有理有据。今天，我们不妨走进《金瓶梅》的世界，品一品个中的滋味，思一思所蕴的奥秘，或许能感受到些许美的享受，领悟到点滴人生的启示。

当我们将要打开《金瓶梅》一书，深入到这个鬼蜮世界中去领略一番滋味之前，为了做好“导游”，不妨将它的基本情况略作一点介绍，以便读者诸君胸中先有一个全局。 　　在这里，对给我们提供这部小说的作者不得不先作一个交待。据现存最早的《金瓶梅》序言说，作者叫“兰陵笑笑生”。可是这位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呢？明代人就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嘉靖间大名士”（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也有人说他是“绍兴老儒”（袁中道《游居杮录》），又有人说他是“金吾戚里”的门客（谢肇淛《金瓶梅跋》），还有人说他是被陆炳陷害后“籍其家”而有“沉冤”者（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这些说法，或得之于当初传闻，或故意掩饰其真相，故在真真假假、隐隐约约之中，或许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因素，虽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在此基础上，后人作种种研究，有不少推测，至今被提名的已有王世贞、李开先、屠隆等三十余人，可惜均缺“临门一脚”，找不到确凿的证据，故“兰陵笑笑生”至今还在云里雾里。

走进《金瓶梅》(2)

要读《金瓶梅》，《金瓶梅》的版本却十分复杂。不过，大致说来可分三个系统。一是现存最早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因书名有“词话”两字，故简称为“词话本”；又由于它刻在明代万历年间，故亦称“万历本”。由于它刊刻的年代最早，文学史上一般就以它为准。二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增加了插图与评点，在文字上作了许多修饰，更突出了文学性，适宜于案头阅读，但失却了不少原始的韵味。它刊刻于晚明崇祯年间，故一般称之为“崇祯本”。三是《彭城张竹坡先生批评金瓶梅第一奇书》。这是清代康熙年间张竹坡所作的评点本。其正文基本与崇祯本一样，但其大量的评点文字不乏精到之见，有助于读者的阅读与欣赏，人称“张评本”或“第一奇书本”。这三种本子在不同年代经过不同书坊的刊印，于是在明清两代留下了许多不同的《金瓶梅》。本书所引《金瓶梅》原文，除特别指出者外，用的都是最早的《新刻金瓶梅词话》本。

现在，再将故事的梗概略作一番描述：山东清河县破落户财主西门庆，原在县前开爿生药铺。他“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又在县前管些公事，与人揽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怕他。一批帮闲如花子虚、应伯爵、谢希大、常时节等与他结为十兄弟，趋炎附势、推波助澜。一天，他偶遇潘金莲，就图谋奸占。原来，西门庆先娶陈氏早亡，遗下的女儿西门大姐已出嫁。他就再娶吴月娘为正室，另有李娇儿、孙雪娥二妾。潘金莲是潘裁缝的女儿，九岁时被卖在王招宣府学弹唱，十五岁卖给张大户为妾，后又被嫁与武大。潘曾勾引小叔武松，遭到武松的斥责。她与西门庆勾搭上后，就鸩杀了丈夫武大。正当他俩打得火热，准备娶嫁之时，西门庆又被媒婆说合，先娶了小有家财的寡妇孟玉楼，然后将潘金莲纳为妾，称“五娘”。武松外差回来，为兄报仇，却误杀他人，被发配孟州。西门庆接着又收用了潘金莲的婢女春梅，奸骗十兄弟之一花子虚的妻子李瓶儿，将花子虚活活气死。此时，西门庆正因朝中奸党案的牵连，不敢外出。李瓶儿相思成病，招赘医生蒋竹山入门。西门庆于事过后，使唤无赖，将蒋毒打，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位原为梁中书的外妾、花太监侄媳的李瓶儿终于又归西门庆，并带来了大宗家财，人称“六娘”。同时，由于西门庆的亲家被抄，女婿陈经济带来了许多箱笼。西门庆接连得了横财数笔，就开店放债，巧取豪夺，迅速发迹。于是他贿赂蔡京，被提拔为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蔡京生辰之日，他又亲自带了二十担厚礼入京拜寿，做干儿子，就此升为正千户提刑官。就在他得到副千户官的这一天，李瓶儿生了个儿子，取名官哥。这时，西门庆气焰极盛，贪赃枉法，霸占妇女，无恶不作。而在家中，妻妾间争宠倾轧，矛盾百出，其中潘金莲之嫉妒貌美财富的李瓶儿尤为突出。潘金莲屡设奇计，惊吓官哥，终使夭折。瓶儿被西门庆蹂躏得病，又痛悼其子，抑郁致死。潘金莲则尽力献媚西门庆，致使西门庆饮服淫药过量，一夕纵欲暴亡。之后，李娇儿、孙雪娥、孟玉楼等逃的逃、嫁的嫁，树倒猢狲散。金莲和春梅因与女婿陈经济通奸而被吴月娘斥卖。金莲在王婆家待嫁时，被遇赦回来的武松杀死。春梅被卖给周守备为妾，得宠，生子，册为夫人，终也与陈经济淫乱而身亡。陈也被人杀死。这时，天下大乱，金兵南下，吴月娘带遗腹子孝哥欲奔济南，路遇普静和尚，经其点破，知孝哥乃西门庆托生，便令其出家，法名明悟，以赎前愆而得超生。 走进《金瓶梅》(3) 　 　　这一百回的故事，主要写的是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西门庆在这里显然是个中心人物。他虽然于第七十九回贪欲丧命，但后二十一回的戏还是与他紧相关联，使人时时看到他的影子。他是一个恶的代表。作为他的接班人有三个：第一个是女婿陈经济，轻佻油滑，偷花老手，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最后被人一刀结果了年轻的性命，比西门庆死得更惨；第二个是张二官，作者用虚笔隐写，交代了西门庆身后活跃在清河县的又一个西门庆式的人物；第三个是玳安，原是西门庆的亲随，后改名西门安，承受家业，人称西门小员外。他是零落的西门家财产的继承人，又作为善良的吴月娘的依托者而存在着。

吴月娘作为西门庆的正妻，是西门家的女主人，又是个贯串全书的人物。但是，她不是小说中的第一女主角，只是作为平日“好善看经”的正经女人而与一批“淫妇”们相对存在着。小说的女主角是金、瓶、梅。金、瓶、梅三人之中又以金为第一女主角。《金瓶梅》从《水浒传》中借出一支，这一支就是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小说一开场，就接连用了几乎十回的篇幅（中间插入孟玉楼事）渲染潘金莲。之后，在西门庆家妻妾争风的漩涡中，她始终是个中心人物。李瓶儿就是她争宠的主要对手，在全书中所占的比例也极重。前于李瓶儿的宋惠莲及后于李瓶儿的如意儿，都可以说是她的影子。而春梅则是潘金莲的帮手，潘金莲死后她就是潘的继续。围绕着金、瓶、梅三“淫妇”，西门家里还有李娇儿、孙雪娥、孟玉楼三妾和王六儿、贲四嫂等仆妇丫头，或善或淫，多方陪衬，致使全书波澜迭起，人物各异而引人入胜。 　　《金瓶梅》由西门一家而写及清河县的好几户人家。这里有大户官家如西门庆的同僚夏提刑一家、潘金莲的出生地王招宣府林太太一家，春梅的归宿处周守备一家以及乔大户、张大户、何千户等家；下及帮闲篾片有应伯爵、花子虚为首的十兄弟；卖笑妓女则有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为代表的娘儿们；此外，尼姑、道士、算命、卜卦者流，媒婆、医者、工匠、商贩之徒，多方描绘，相互联系，真是由西门一家写及了全县。

不仅如此，《金瓶梅》还通过“晋京祝寿”、“结交状元”、“受赃枉法”、“工完升级”、“引奏朝仪”等情节，涉及了以蔡京为代表的权奸、皇帝主宰着一切的朝廷和整个天下。 　　一部《金瓶梅》就是这样由小及大，千姿百态。其主旋律是什么呢？曰：暴露。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最大特色，就是第一次全心全意将人间的丑恶相当集中、全面、深刻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这里，能看到昏庸的皇帝、贪婪的权奸、堕落的儒林、无耻的帮闲、龌龊的僧尼、淫邪的妻妾、欺诈的奴仆，就是几个称得上“极是清廉的官”，也是看着“当道时臣”的眼色，偏于“人情”，执法不公。到处是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经济的混乱，人心的险恶，道德的沦丧。有人说，《红楼梦》中除了一对石狮子外，再也没有干净的了。这话说得未免过分。大观园中的主人公们还在为取得自以为干净的东西挣扎着。而一部《金瓶梅》，除了如武松、曾孝序、王杏庵等毫不重要的配角身上闪烁着一星正义的火花之外，整个世界是漆黑漆黑的。《金瓶梅》就是这样一面当时社会的镜子。面对着这面镜子，不能不令人惊，令人叹，令人哀，令人怒，令人迫切希望彻底改变这样的现实。当然，在暴露时也淌出了诸如“说淫话”之类卑鄙龌龊的污泥浊水。对此，则请读者诸君切勿戴着“黄色”眼镜来看，而当保持清醒的头脑，记着“东吴弄珠客”序言中的一句话：“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众生百态 　 　　这个“浮浪子弟”近来“发迹”以致“满县人都惧怕他”的两大法宝：一曰钱，二曰官。他就是靠勾结衙门来拼命敛财，财越积越多；又凭借钱财来贿赂官场，官越攀越高。于是乎，他肆无忌惮地淫人妻女，贪赃枉法，杀人害命，无恶不作，反而能步步高升，称霸一方。可见，腐烂的官场正是孕育西门庆一类暴发户的强化剂和纵容他横行不法的保护伞，而西门庆的暴发暴亡也正深刻地暴露了那座黑暗透顶的统治机器！　　　　　　　　　　　　 西门庆：贪官的样板(1) 　 　　西门庆登场时，作者对他有这样一番介绍： 　　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第二回） 　　这里就点明了这个“浮浪子弟”近来“发迹”以致“满县人都惧怕他”的两大法宝：一曰钱，二曰官。他就是靠勾结衙门来拼命敛财，财越积越多；又凭借钱财来贿赂官场，官越攀越高。于是乎，他肆无忌惮地淫人妻女，贪赃枉法，杀人害命，无恶不作，反而能步步高升，称霸一方。可见，腐烂的官场正是孕育西门庆一类暴发户的强化剂和纵容他横行不法的保护伞，而西门庆的暴发暴亡也正深刻地暴露了那座黑暗透顶的统治机器！

西门庆“原来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被他一手残害的人命就有好几条。他一上场，就图谋奸占潘金莲，从而毒杀武大郎；接着又勾引李瓶儿，气死义弟花子虚；后又凭借权势，把李瓶儿的第二个丈夫蒋竹山打得皮开肉绽，置之死地而后快。他霸占仆妇宋惠莲，又要陷害其夫来旺使之横遭充军之罪，迫使惠莲自缢身死；而当惠莲的父亲宋仁“叫起冤屈来”，又被西门庆活活整死： 　　这西门庆不听万事皆休，听了心中大怒，骂道：“这少死光棍，这等可恶！”即令小厮：“请你姐夫来写帖儿。”就差来兴儿送与正堂李知县，随即差了两个公人，一条索子把宋仁拿到县里，反问他打网诈财，倚尸图赖，当厅一夹二十大板，打的顺腿淋漓鲜血，写了一纸供案，再不许到西门庆家缠扰，并责令地方火甲，跟同西门庆家人，即将尸烧化讫来回话。那宋仁打的两腿棒疮，归家着了重气，害了一场时疫，不上几日，呜呼哀哉死了。正是……有诗为证： 　　县官贪污更堪嗟，得人金帛售奸邪。 　　宋仁为女归阴路，致死冤魂塞满衙。

一部《金瓶梅》，正是“冤魂塞满衙”！一个西门庆，害了好几条人命，不但逍遥法外，而且仍官运亨通，并颇有讽刺意味地当上了执掌刑狱的理刑官。“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一旦有权在手，他也就更贪婪地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包庇别人谋财害命。苗青杀主，罪该论死，而西门庆受贿后，一手包天，竟让他顺当地回家进一步侵夺主人的家产，霸占主人的妻妾。这等“赃迹显著”，何人不晓？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曾孝序奏了一本，可西门庆用“金镶玉宝石闹妆一条，三百两银子”打点了蔡京，结果受到惩罚的反而是曾孝序：被罢官流放，“窜于岭表”。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王法？有什么天理？

西门庆：贪官的样板(2) 　 　　官僚机器何以如此腐败？这是由于组成这架机器的成员都是由私利联系起来的。西门庆原是“一介乡民”，怎么会被太师蔡京一眼看中，平地选拔为“山东理刑副千户”呢？原来是金钱打动了蔡京的心。一手交钱，一手卖官，这笔生意就是在第三十回西门庆派来保、吴主管给蔡京送礼时做成的：

翟谦先把寿礼揭帖呈递与太师观看，来保与吴主管各捧献礼物。但见：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减靸仙人，良工制造费工夫，巧匠钻凿人罕见；锦绣蟒衣，五彩夺目；南京纻缎，金碧交辉；汤羊美酒，尽贴封皮；异果时新，高堆盘榼。如何不喜？……太师因问来保道：“礼物我故收了，累次承你主人费心，无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来保道：“小的主人一介乡民，有何官役？”太师道：“既无官役，昨日朝廷钦赐了我几张空名告身札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 　　再看西门庆与蔡蕴的勾结也十分典型。蔡蕴乘着宋代无休无止的党派之争的空子，侥幸得到了论才学本不该得到的“状元”的桂冠。于是一头倒在蔡京的脚下，“做了假子”。他回家省亲，路经山东时，又得到太师管家翟谦的特别关照。于是乎，西门庆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新科状元，临行又送了他“金缎一端，领绢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两”，使得这位蔡状元连声说：“此情此景，何日忘之”，“倘得寸进，自当图报”。（第三十六回）这可以说是两人间的初步勾搭。不久，蔡蕴点了两淮巡盐御史，又经山东，得到了西门庆更为隆重的接待和奢豪的馈赠。于是，蔡御史豪爽地说：“四泉（西门庆号），有甚事，只顾分付，学生无不领命。”一口气答应给西门庆早支盐引一个月，让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巨额利润。接着，西门庆又请蔡御史为苗青之事，在替换曾孝序的宋御史面上“借重一言”。果然，蔡御史对宋御史说了一句“管他怎的”，就将苗青之罪一笔勾销，“放回去了”。写到这里，《金瓶梅》的作者感慨道：

正是：人事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有诗单表人情之亏人处，诗曰： 　　公道人情两是非，人情公道最难为。 　　若依公道人情失，顺了人情公道亏。 　　这里的“人情”就是“私情”，就是完全用一己之私利沟通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当时的官僚机器就是靠这种私利维系的。正如小说中所说：“功名全仗邓通成”。有了钱，就可以做官，就有了一切；为了钱，可以卖官，可以出卖一切。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公道”；哪怕是最终为了维护统治集团根本利益的“公道”，也被泛滥的私欲冲得一精二光。这样的官僚机器，还有什么政治可言？还有什么卑鄙、无耻、凶狠、毒辣的事情干不出来！

西门庆：贪官的样板(3) 　 　　后来，《官场现形记》的作者在书中说：“上帝可怜中国贫弱到这步田地，一心要想救救中国。然而中国四万万多人，一时那能够通统救得？因此便想到一个提纲挈领的法子”，“想把这些做官的先陶熔到一个程度，好等他们出去，整躬率物，出身加民”，于是他写了这“前半部”，“专门指摘他们做官的坏处，好叫他们读了知过必改”，然后再写“后半部”，“教导他们做官的法子”。这种愿望不能说不善良，但只是书生空议论而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根深蒂固而又腐烂不堪的封建官僚机器，难道是在改良的框框里指摘指摘坏处就能解决的吗？当然，小说的作者能面对现实，指摘坏处，还是比那些昏昏然、陶陶然醉心于此道者不知高明多少倍呢！

西门庆：‘奸巧’致富经(1) 　 　　“功名全仗邓通成”，那么，西门庆邓通般的富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靠正当劳动挣来的吗？不，小说的作者在这里补充了一句话，叫作：“富贵必因奸巧得”。西门庆就是靠“奸巧”敛财而暴发起来的。他有一本“奸巧”致富经。 　　西门庆原是商人家庭出身，父亲西门达，当年是往甘州卖绒布的（第二十五回），可能稍稍积些家财。可是到西门庆时，已是一个“破落户财主”，只靠一爿有二三个伙计的生药铺赚钱。小说开始，他接连骗娶奸拐了富有的孟玉楼和李瓶儿为妾，得到两笔颇为可观的财产。媒婆向西门庆介绍富孀孟玉楼时，首先就说了她“手里有一分好钱”：“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妆花袍儿，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珠子箍儿，胡珠环子，金宝石头面，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这怎么能不打动他的心？不过，这些家当比起李瓶儿来，还是小巫见大巫。李瓶儿原是蔡太师女婿梁中书的妾，被李逵杀散时，曾带走“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后嫁了花子虚为妻，继承了“由御前班直，升广南镇守”的花太监的财产。因此，还在花子虚未死之时，一次就“开箱子搬出六十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教西门庆收去”，还说有“四口描金箱柜：蟒衣玉带，帽顶绦环，提系条脱，值钱珍宝玩好之物”，叫西门庆于夜晚打墙上偷偷运过去。“这四口描金箱柜”里装的都是无价之宝，后来西门庆做了“金吾卫副千户，居五品大夫之职”及吴月娘“顶受五花官诰，坐七香车，做了夫人”之时（第三十回），他们所做的“官帽玉带”和以后送给蔡太师的“生辰担”，都取之于此。当李瓶儿正式嫁去时，又带去了不少私房钱。为资助西门庆扩修房子，又拿出了“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蜡，两罐子水银，八十斤胡椒”代价的东西（第十六回）。西门庆从李瓶儿那里确实发了大财。看来西门庆谋妇，固然是由于好色，但同时也在于谋财。这就难怪第十六回的回目就叫作“西门庆谋财娶妇”。这是他“奸巧”致富的第一招。 　　第二招是明目张胆地吞没亲戚的家财。女婿陈经济避难投靠他家时，曾带来“许多箱笼”，还另外送了他五百两银子，都被他“收拾月娘上房来”（第十七回）。其价值可能比李瓶儿的还要多，因这里实际上包括陈家及朝中四大奸臣之一的杨戬家的赃物。第八十六回陈经济因偷金莲、春梅事发被打后，就在傅伙计面前借酒装疯，吐露真言：“老伙计，你不知道，我酒在肚里，事在心头。……我把这一屋子里老婆都刮剌了，到官里亦只是后丈母通奸，论个不应罪名。如今我先把你家女儿休了，然后一纸状子告到官；再不，东京万寿门进一本：你家见收着我家许多金银箱笼，都是杨戬应没官赃物。好不好把你这几间业房子都抄没了，老婆便当官办卖。”后来，他在打西门大姐时又说：“你家收着俺许多箱笼，因此起的这大产业。”（第八十九回）的确，这笔横财对西门庆的发迹也是至关重要的。

西门庆：‘奸巧’致富经(2) 　 　　第三招是受贿。苗青一案，西门庆受财一千七百两，就“贪赃卖官”，私放了苗青（第四十七回）。此外如扬州盐商王四峰，被安抚使关进监狱中，也“许二千，央西门庆对蔡太师人情释放”（第二十五回）。 　　第四招是放高利贷。西门庆几次借高利贷给李三、黄四做黑生意，都是“每月五分行利”。第一次借给他们一千五百两银子，黄四后来有一次拿出“四锭金镯儿来，重三十两，算一百五十之数”作利息（第四十三回）。这正如应伯爵对李三他们说的：“共捣一千两文书，一个月满破认他五十两银子。”（第四十五回）他们之间的交易，断断续续，一直做到西门庆死。历代对于重利盘剥，久有法禁。如元代至元年间，“定民间货钱取息之法，以三分为率”（《元世祖本纪》），这也重于汉代之什二，而西门庆竟以五分为息，可见其剥削之重。 　　第五招是不法经商。西门庆“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第六十九回）。这个西门庆，俨然是个商业资本家。他通过长途贩运、贱买贵卖，牟取暴利。如那个绒线铺，就是用四百五十两贱买了一批当值五百两的绒线开张的，后来“一日也卖数十两银子”。特别是他开的当铺，赚钱更是昏天黑地。有一次有人拿了“一座大螺钿大理石屏风，两架铜锣、铜鼓、连铛儿”来当，只兑了三十两银子，但“这屏风买的巧也得一百两银子与他，少了不肯”，更不要说再外加两架“彩画生妆，雕刻云头，十分整齐”，“吹打起来，端的声震云霄，韵惊鱼鸟”的铜鼓、铜锣等（第五十四回）。西门庆搞的长途贩运，更是想方设法买通官吏，偷逃税银。第五十九回写伙计韩道国运货回家时与西门庆的一段对话云： 　　西门庆因问：“钱老爹书下了？也见些分上不曾？”韩道国道：“全是钱老爹这封书，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小人把缎箱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都当茶叶、马牙香。柜上税过来了。通共十大车，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钞银子。老爹接了报单，也没差巡拦下来查点，就把车喝过来了。”西门庆听言，满心欢喜，因说：“到明日，少不的重重买一分礼，谢那钱老爹。” 　　西门庆就是靠这些“奸巧”手段发财致富的。据第七十九回他临终前向吴月娘等的交待，可见其家道之盛： 　　又分付：我死后，缎子铺是五万银子本钱，有你乔亲家爹那边多少本利，都找与他。教傅伙计把货卖了，一宗交一宗，休要开了。贲四绒线铺本钱六千五百两；吴二舅绸绒铺是五千两，都卖尽了货物收了来家。又李三讨了批来，也不消做了，叫你应二叔拿了别人家做去罢。李三黄四身上，还欠五百两本钱，一百五十两利钱未算，讨来发还我。你（指陈经济）只和傅伙计守着家门这两个铺子罢。缎子铺占用银二万两，生药铺五千两。韩伙计、来保松江船上四千两。开了河，你早起身往下边接船去，接了来家，卖了银子交进来，你娘儿们盘缠过。前边刘学官还少我二百两，华主簿少我五十两。门外徐四铺内还本利欠我三百四十两，都有合同见在，上紧使人催去。到日后，对门并狮子街两处房子都卖了罢！只怕你娘儿们顾揽不过来！

西门庆：‘奸巧’致富经(3) 　 　　这里，合起来银子总共有九万一千七百四十两。这当然不包括他家里的积货和藏银。西门庆从发迹到死，前后不过五年光景，竟然积累这么些横财！这种富，正如古人所说的是“奸富”。这种“奸富”，只能是极少数人的富。这种少数人的富，是建立在大多数从事正当劳动的人被剥削、被拐骗的基础上的富。它根本无益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而只能将社会财富蛀空，使大多数人贫穷。但社会竟纵容这批蛀虫，因为就是这批只知个人私利的蛀虫主宰着社会。因而，《金瓶梅》的作者尽力描绘了西门庆之流的奸巧致富，正有力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是多么混乱，社会是多么黑暗！

西门庆：半旧半新的商人(1) 　 　　西门庆是个恶霸、官僚，还是个商人。作为商人，他是个不法的奸商，是那么的面目可憎、丑恶无比，同时又是那么的精明强干，敛财有术，作者禁不住对他流露了一丝欣羡之意。生活在市场经济活跃的晚明社会，笑笑生是不是感觉到像西门庆这样的经营理念，已经带有一些新的成分？ 　　显然，西门庆的经商，并不依赖于封建生产关系的自然基础——土地。他出身在一个商家。父亲西门达，原走川广贩卖药材，就在这清河县前开着一爿生药铺。尽管家中呼奴使婢，骡马成群，却不曾见他们两代人去买土地、收租。他的脑子里，除了升官之外，就是发财。发财的重要途径，就是用金钱作资本，去经营，去用钱生钱。小说第五十六回写到西门庆关于钱的一句“名言”： 　　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怎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 　　这样看来，他的脑子里多少有点新的观念。在具体经营管理方面，尽管掺进了不少非法手段，但也有一些有效方法。这就不难使他很快就成为一个暴发户。 　　西门庆经商是从他父亲的生药铺开始的，以后又开了绒线铺、解当铺等。从管理模式来看，每一个铺子都有一个主管。傅伙计傅铭，是他最信任的主管，因排行第二，人称傅二叔，生药铺就是由他负责的，后来新开的解当铺，虽是贲四分管，也由傅铭督理。绒线铺则由韩道国主管。这些主管，名义上是“伙计”，但已有点近乎现在的“经理”了。傅伙计每月就领二两银子的工资。西门庆对这些“经理”的挑选，是很费心机的。傅伙计为人老实本分，勤勤恳恳，忠心耿耿，把生意做得井井有条，是西门庆经商赚钱的有力帮手。韩道国其人，尽管是个大滑头，但西门庆在挑选时，也是认真的，只是受了他的好友应伯爵的骗罢了。应伯爵曾向他推荐说，韩道国是他的老相识，有过做绒线行的经历，如今没本钱，闲在家里；又称赞他“写算皆精，行止端正”，并“再三保举”。西门庆听了应伯爵的话，还亲自目验，见他“言谈滚滚，相貌堂堂，满面春风，一团和气”，才“与他写立合同”。因此，从西门庆的主观愿望看，他对伙计的挑选是十分重视的；而且，他请这些伙计都“写立合同”，他们之间，只是雇与被雇的关系。这样的管理模式，显然不是封建式的依附关系，而是带有一些新的时代特点。 　　西门庆将店铺交给伙计们管，自己俨然是个董事长，但他不放松抓大事，抓要害。比如，账目，就是个要害。抓住了账目，则纲举目张，所有的生意一目了然，西门庆是不放手的。小说第十二回写西门庆“梳笼”了李桂姐后，在烟花寨里鬼混了半个月还不想回家，吴月娘、潘金莲都叫玳安去催他回来。玳安儿骑马到李家一看，只见应伯爵、谢希大、祝实念、孙寡嘴、常时节众人正在那里伴着，西门庆搂着粉头欢乐饮酒。此情此景，真叫玳安不知说什么才好，想不到西门庆即使在这时，还没有忘记铺中上账一事，特别关照玳安说：“前边各项银子，叫傅二叔讨讨，等我到家算账。”玳安道：“这两日傅二叔讨了许多，等爹到家上账。”可见，在经营方面，他的头脑是何等的清醒。同时，他很会笼络人心，摆平这一班伙计们。比如，那日绒线铺新开张，就卖了五百余两银子。西门庆满心欢喜，晚夕收了铺面，把甘伙计、韩伙计、傅伙计、崔本、贲四、陈经济都邀来，到席上饮酒，吹打良久，可谓用心良苦。

西门庆：半旧半新的商人(2) 　 　　当然，作为一个商人，成功的关键在于熟悉行情，西门庆的精明也表现在这里。小说第十六回，写到他在李瓶儿家两个正在美处，忽然玳安儿来打门，说：“家中有三个川广客人，在家中坐着。有许多细货，要科兑与傅二叔。只要一百两银子。押合同，约八月中找完银子。大娘使小的来，请爹家去理会此事。”此生意看来很急，也很重要，有一大笔钱可以赚。可是西门庆的态度却不急不慢，还不想就回去。这倒不只是由于他留恋李瓶儿，而是也因为他摸准了行情，所以当李瓶儿劝他“买卖要紧”回去时，他对瓶儿说：“你不知，贼蛮奴才，行市迟，货物没处发兑，才来上门脱与人。若快时，他就张致了。满清河县，除了我家铺子大，发货多，随问多少时，不怕他不来寻我。”可见他对市场情况十分清楚，胸有成竹。第三十三回，又写到西门庆不失时机地收购了湖州客人何官儿的五百两丝线。由于卖家急等着要起身家去，西门庆就压价到四百五十两银子，收了这些货，趁狮子街房子空闲着，就打开两间门面，开了个绒线铺，发卖各色绒丝，一日也卖数十两银子。这些都可以看出西门庆作为一个商人的精明之处。 　　西门庆以商人形象成为一部长篇小说的主角，这也是时代所造就的。本来，早在《诗经》中，就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之类准商人的形象，但总体说来，直到唐五代以前，商人在文学作品中还是不太多见的。从唐五代起，可以较多地见到，但多为“配角”；宋元以后，商人逐渐上升为“主角”；而到了“《金瓶梅》”时代，西门庆竟一跃而成为名闻遐尔的一部长篇小说的中心人物，这与晚明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商业、商人与金钱的认识的变化大有关系。这不但在《金瓶梅》中，而且在许多同时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中都有反映。商人的地位与金钱的追求在这时得到了明确而正面的肯定，对商人的敬业精神与经营能力加以赞美，乃至对于商人超越传统、甚至商业化了的性爱生活也予以宽容，像《二刻拍案惊奇》中就有人明确说：“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赠芝麻识破假衫，撷草药巧偕真偶》）这就大不同于“士农工商”四个等级的传统看法。《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一篇还写到如徽州这样的地方，更是“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举反在次着”。小说中的主人公程宰作为一个商人，居然也有与海神女喜结良缘的福气，成为时代的宠儿。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商人地位的提高。由于对于商业与商人的看法起了很大变化，惟利是图、金钱崇拜也就成时代风气，像《金瓶梅》中的常时节所说的：“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闪闪、响当当无价之宝，满身通麻了，恨没口水咽你下去。”恐怕是反映了一般市民的普遍心理。与此同时，对商人的敬业精神与经营能力的赞美也随处可见，如《喻世明言》名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到的蒋兴哥，为了生意，不得不远离爱妻，以至婚姻产生了曲折，这就从一个侧面赞美了商人的敬业精神。也正因为对商人的看法有了转变，对他们跋山涉水、栉风沐雨的经商生活表示同情，并由此对他们因远离家庭而容易产生的狎妓、重婚、偷情等给予宽容，甚至赞美。这就是晚明时代的风气。《金瓶梅》之所以将西门庆写成这样一个商人，多少是受了这种风气的感染。他不脱旧，但有点新。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作者对待这样一个“恶棍”，有时候的态度竟如此“暧昧”！

西门庆：暴发户的糜烂生活(1) 　 　　富起来了，西门庆如何打发迅速积聚起来的大宗钱财呢？一方面，当然用它来上通权要，钻刺买官，下结地痞，笼络人心，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黑势力；另一方面则用来过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 　　他一有钱，就扩充庭院：并了花家住宅，打开墙垣，盖造花园。其格局是七面五进，俨然一品相府的气派。这在宋御史眼里，也是“堂庑宽广，院中幽深，书画文物，极一时之盛”（第七十四回）。另外，尚有七百两银子买下的乔大户的庄院一所和其他一些零星房屋，供他任意娱乐游玩。平时的衣食住行，处处豪华奢侈，荒唐无耻。这特别表现在食与色两个方面。 　　西门庆的“食”是非常考究的。《金瓶梅》在“食”字上所花的笔墨，几乎可以说与其“色”的描写旗鼓相当，这在下文将有专论，此处先略举两例以窥一斑。第一例，是家常便饭。第三十四回帮闲应伯爵替韩道国来说情，事毕，西门庆陪他在翡翠轩吃饭： 　　……说未了，酒菜齐至：先放了四碟菜果，然后又放了四碟案鲜：红邓邓的泰州鸭蛋，曲湾湾王瓜拌辽东金虾，香喷喷油煠的烧骨，秃肥肥干蒸的劈鸡。第二道，又是四碗嘎饭：一瓯儿滤蒸的烧鸭，一瓯儿水晶膀蹄，一瓯儿白煠猪肉，一瓯儿炮炒的腰子。落后才是里外青花白地磁盘盛着一盘红馥馥柳蒸的糟鲥鱼，馨香美味，入口而化，骨刺皆香。西门庆将小金菊花杯斟荷花酒，陪伯爵吃。 　　这里一共十二道菜，都是一时间做出来随便招待穷兄弟的。至于摆酒宴，请贵客，更是铺张得惊人。第四十九回写西门庆迎请宋、蔡两巡按时，“说不尽肴列珍羞，汤陈桃浪，酒泛金波”，还要献歌献舞，“箫韶盈耳，鼓乐喧阗”。连宋、蔡的手下人也得到了不少好处：“阶下两位轿上跟从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点心，一百斤熟肉，都领下去。家人、吏书、门子人等，另在厢房中管待。”作者特别指出：“西门庆这席酒，也费勾千两金银！”当夜，宋御史临走时，“西门庆早令手下把两张桌席，连金银器也都装在食盒内，共有二十抬”，送给他俩；蔡御史没有走，又叫了两个妓女陪了他一夜。生活如此奢糜，实在令人震惊! 　　在“色”字方面，西门庆更是欲壑难填。他家拥妻妾六位，日夜淫欲无度，还要奸污使女，霸占仆妇，嫖玩妓女，乃至私通上等人家的太太。据清代张竹坡在《杂录小引》中的统计，西门庆淫过的妇女有李娇儿（妓女—妾）、丢儿（妓女—妾，已故）、孟玉楼（妾）、潘金莲（妾）、李瓶儿（妾）、孙雪娥（婢—妾）、春梅（婢）、迎春（婢）、绣春（婢）、兰香（婢）、宋惠莲（仆妇）、惠元（仆妇）、王六儿（仆妇）、贲四嫂（仆妇）、如意儿（仆）、林太太、李桂姐（妓）、吴银儿（妓）、郑爱月（妓）等，此外还有一些“养外宅”的妇女及男宠。这正如潘金莲说的，是“属皮匠的，缝着的就上”，“若是信着你意儿，把天下老婆都要耍遍了罢!”（第六十一回）当然，西门庆在玩弄这些女性时，往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如他去梳笼李桂姐，一次就用了五十两银子，还要外加四套衣服等（第十五回），就是与王六儿、宋惠莲、贲四嫂等仆妇苟且，几乎每次也要“掏出五六两一包碎银子，又是两对金头簪儿”之类“递与妇人”（第七十七回）。可以说，除了倒贴的李瓶儿之外，西门庆的“淫”，都是建筑在钱的基础上的。

西门庆：暴发户的糜烂生活(2) 　 　　西门庆发泄其兽欲时，一是毫无廉耻，二是不顾死活，三是表现了强烈的占有欲和一个性虐狂的特点。在被他淫过的妇女中，有好友的老婆（李瓶儿），义子的母亲（林太太），妻妾的侄女（李桂姐），真是人伦全无，道德丧尽。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两个月里，已被淫欲的烈火煎熬得腰酸腿疼，食欲不振，但还是靠春药强打精神，没命地往这火海中钻。他玩了妓女郑爱月之后，经她指点姘上了林太太，紧接着又刮剌上贲四嫂，与旧人王六儿、如意儿还要周旋，潘金莲更不放过他，他心里又想着姘妇林太太的儿媳、同僚何千户的娘子，“正是饿眼将穿，馋涎空咽”，不得已，就将新来的来爵儿媳妇解馋。西门庆这样贪淫乐色，却不知死之将至。当搞得神情恍惚，极度疲惫之时，还拼了命地和王六儿、潘金莲干此营生，终于油枯灯尽，一命呜呼。这个暴发户沉沦于欲海时又表现了强烈的占有欲和性虐狂的特点。在他心里，就是占有的女人越多越满足，而且要求对他越卑屈越畅快。因此，他往往并不过分讲究年轻美貌，而只要在他面前讲别人不肯讲的话，做别人不肯做的事，乃至口接尿溺，香烧玉体，弄得“险些儿丧了奴之性命”之时（第二十七回），他才感到无限的畅美。例如第七十八回写西门庆教奶妈如意儿挤乳给他吃延寿丹之后，就要她干一些十分卑贱的勾当，然后提出“要在你身上烧三炷香”。当在心口、小肚儿下等三处的“香烧到肉根前，妇人戚眉啮齿，忍其疼痛，口里颤声柔语，哼成一块，没口子叫‘达达、爹爹，罢了我了’，好难忍也”之时，这个西门庆，不但不心慈手软而“罢了”，而且还进一步追求心理上的满足，竟然教她说了以下一番话： 　　西门庆便叫道：“章四儿（如意儿小名）淫妇，你是谁的老婆？”妇人道：“我是爹的老婆。”西门庆教与他：“你说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属了我的亲达达了。”那妇人回应道：“淫妇原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属了我的亲达达了。” 　　这样，如意儿即使是一个平凡的奶妈，西门庆也感到情浓乐极，其占有欲、虚荣心以及暴虐女性的心理得到了出奇的满足。当然，能刮剌上艳丽上等的太太，并使之同样低声下气，屈体相就，则更能满足这个暴发户的贪欲。因此，他虽然千方百计地想占有“灯人儿”般的王三官和何千户的娘子没有来得及成功，但总算也姘上了王三官的母亲林太太，并也在她身上烧灸了两炷香，把“这妇人一段身心”拴缚住了，这当然使他更觉无限欢喜。因为林太太毕竟是个贵夫人，她身居名门，夫家上代乃封过王的巨族，其亲家又是灸手可热的黄太尉，而今也竟然委身于他这样一个没有功名的浮浪子弟出身的暴发户。这对西门庆来说，无疑是使他的贪欲心得到一次非份的满足。因此，这个淫棍的贪欲，实质上是在精神上的寻求刺激超过了他生理上的冲动！当然，这种心理上的刺激离不开肉体上的追逐。西门庆的确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名副其实的第一淫棍。在他的身上，充分暴露了一个市井流氓暴发成恶霸、富商、官僚的丑恶嘴脸。

潘金莲：原欲的冲动与自我的发现(1) 　 　　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固然是中心人物，但这部书的名字却是三个女性名字的组合：“金、瓶、梅”。在笑笑生的心目中，恐怕还是把它作为一部“淫妇”列传来看待的。在诸“淫妇”中，要数潘金莲最“淫”，故事也最多。小说开头，就从论“情色”出发，交代了“这一本书”的主要故事，是讲潘金莲这个“好色的妇女”“日日追欢”，最后“不免尸横刀下”，同时使“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第一回）。作者要劝诫世人的，无非就是一句话：“万恶淫为首”。自此之后，潘金莲似乎就成了古今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淫妇”。 　　潘金莲之所以被称为“淫妇”第一，无非是说她不顾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既在婚外“好偷汉子”，又在家内“霸拦汉子”，性欲亢奋，行为过度，用孙雪娥对她的评价：“说起来比养汉老婆还浪，一夜没汉子也不成的，背地里干的那茧儿，人干不出，他干出来。”（第十一回）她的“淫”，固然使她走向“恶”，走向人性的扭曲，走向犯罪的深渊，但我们不难发现：她的原欲的冲动，多少催发了一种主体独立意识的萌生，使她去极力寻找自我，主宰自己。 　　潘金莲的“好偷汉子”出名是从当上武大老婆后开始的。她之所以萌发偷情的念头，是与她意识到自己的美貌和才干分不开的。她本来就长得漂亮，不要说西门庆见了她失魂落魄，就是女性见了她也赞叹不已。第九回写吴月娘定睛观看她时道：“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论风流，如水晶盘内走明珠；语态度，似红杏枝头笼晓日。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内暗道：……果然生得标致，怪不得俺那强人爱他。”更突出的是，她机变伶俐，能说会道，多才多艺，敢作敢为，正如她自己说的：“我是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响的婆娘。”（第二回）与她的“风流伶俐”相比，其丈夫武大则猥琐无能，显然不般配。于是她强烈地感到：“他乌鸦怎配鸾凰对？……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奴嫁与这样个货？”只是觉得“奴心不美”，“端的那世里晦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应该说，这种“姻缘错配”是客观存在。假如她压抑自我，承认这种客观的命运，也就罢了。但潘金莲就是不想忍受社会给她这样的安排，而要靠微弱个体懵懂地努力去改变目前的局面，于是她“打扮光鲜，只在门前帘儿下站着，常把眉目嘲人，双睛传意”，以“好偷汉子”出了名。 　　不过，小说真正写到她在张大户以后想偷与偷到的汉子共有五名：武松、西门庆、琴童、陈经济、王潮儿。这里多少表现了她对自我的追求与对命运的抗争。作为武大的妻子，她第一个看中的是“身材凛凛，相貌堂堂”的武二郎，禁不住心里寻思：“奴若嫁得这个，胡乱也罢了。”于是她自觉、主动地邀请武二搬来家住，献尽殷勤，百般挑逗，但想不到这位意中人，认同的是社会群体的道德规范而不是个体的自由意志，不想“败坏风俗”“伤人伦”（第一回），回答她的是一顿无情的抢白。第二个是得手的西门庆。西门庆给她的第一印象是“风流浮浪，语言甜净”，临去时回头看了她七八遍。她敏锐地感觉到这人对自己“有情”（第二回）。当西门庆在王婆家正式“勾搭”她时，她不失时机地表示“你有心，奴亦有意”（第四回），十分主动、及时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她对西门庆说：“奴家又不曾爱你钱财，只爱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轻性儿乖。”（第八回）假如不论她所爱非人，她所追求的并非完全是“淫”是“恶”，而是对方“可意”的“性儿”。后来作为西门庆的妻子又与其仆人琴童与女婿陈经济偷情，其动因已不是婚姻不配，而是由于丈夫不专一而使她在精神上与肉体上感到压抑，以图报复。她偷琴童，就是因为西门庆一连半个多月在院中“留恋烟花，不想回家”。她在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时如半夏”，盼不到西门庆来家，就“将琴童叫进房”，灌醉了他，“两个就干做在一起”（第十二回）。这里，一切都是出于她的主动与安排。她明明知道西门庆是一个“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第十七回），但当她一旦为了追求个体的满足，就“不顾纲常贵贱”，“管甚丈夫利害”，“正是色胆如天怕甚事”（第十二回），独立地去面对现实。她是勇敢的，但又是盲目的。这只是停留在粗野的性报复与性发泄的层次上，并没有一丝感情的交流，毫无真善美的内涵，但确实也表现了她的反抗性。至于陈经济与她，在第十八回初遇时，“猛然一见，不觉心荡目摇，精魂已失”。作者说他们是“五百年冤家今朝相遇，三十年恩爱一旦遭逢”。当然，他们之间的偷情并不“清美”，谈不上有什么“民主性”，但也并不完全等同于偷琴童和后来“又把王潮儿刮剌上”（第八十六回）那样，主要出于原始的性欲。假如我们不去追究他们的偷情基础是什么，只从潘金莲独立、大胆的追求这一点来看的话，她所追求的陈经济确实没有辜负她，直到最后，陈经济还把搬取父亲灵柩的事放在脑后，首先想方设法凑上一百两银子，向他的“六姐”表示：“一顶轿子，娶到你家去，咱两个永远团圆，做上个夫妻。”（第八十六回）因此，从潘金莲几次“偷情”的情况看，我们虽然不能排斥这里存在着一种原始性欲的冲动，不排除在异性浪子诱惑下存在的迷惘和无奈，但无论如何也夹带着一个女性对自己个体能力和价值的自我认定，并在这基础上用自己的实践对客观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念作出否定，努力以自己的意愿改变自我的命运，表现了一种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

潘金莲：原欲的冲动与自我的发现(2) 　 　　潘金莲作为“淫妇”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霸拦汉子”。这里不仅是个“欲”的问题，还由于“气”的驱使。她处在一个妻妾成群、等级分明的家庭里，明显地感到地位的不平等。西门庆家里的小妾，对奴才而言是主子，但在主子之中实为奴才。西门庆稍不愉快，就可以对潘金莲“赶上踢两脚”。她与正妻吴月娘口角，西门庆二话不说即站在吴月娘一边。聪明的孟玉楼劝她：“你我既在檐底下，怎敢不低头？”潘金莲再要强，也不得不忍气吞声，“插烛也似与月娘磕了四个头”（第七十六回）。这种不平等，无疑使她在精神上感到压抑与痛苦，感到“气不愤”。而与其他众妾相比，她的排名本在后面，又没有李瓶儿、孟玉楼那么多的钱财；就是以色相论，尽管被吴月娘叹为“果然生得标致”，但其他几位也并非长得不美，且潘金莲在翡翠轩里亲耳偷听到西门庆特爱李瓶儿皮肤白，后来如意儿就评论潘金莲虽然长得好模样，但由于“红白肉色儿”，比起“白净皮肉儿”的李瓶儿来，只能算是“中中儿的”（第七十五回）；更何况李瓶儿后来又生了个能传宗接代的儿子。这一切都是潘金莲在西门庆家里寻求权利平等、追求出人头地的障碍。假如她承认这种种不平等，放弃个人应有的人身权利，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也就罢了。但潘金莲素来看重自己的人生价值，不愿落在人后，这又不能不给她平添了几分“气”。而她要平这份“气”，在这里显示出她的人生价值，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霸拦汉子”，乃至征服汉子。于是她软硬兼施，耍尽手段去勾住西门庆的魂。当然，潘金莲“霸拦汉子”最重要的武器是“好风月”，“到夜里，枕席鱼水欢娱，屈身受辱，无所不至”（第十二回），使西门庆深深地体验到“这色系子女（绝好），妙不可言”（第四回）。实际上，这也是没有财产、没有地位、没有子女的潘金莲在妻妾斗争的漩涡中能取胜的最重要的本钱，也是投西门庆之好的最佳路径。潘金莲就是主要靠它才得宠于西门庆。“妇人云雨之间，百媚俱生”（第七十二回），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但总算确使西门庆对她最为迷恋，用西门庆的话来说：“怪油嘴，这一家虽是有他们，谁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这使潘金莲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得到了满足，一定程度上实现她所认定的自我价值，同时也使她更加背负了“淫妇”的恶名。 　　在《金瓶梅》的时代里，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十分艰难的。千百年来，她们长期处于一种依附、从属的地位，“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的教条更为沉重地窒息着主体意识的独立。由于她们的生活范围受到了限制，爱情、婚姻与家庭就是人生的主要内容，因而在女性主体意识萌动的过程中，情欲无疑是最活跃的催化剂。当她们的情与欲同客观世界发生矛盾时，往往也就是她们违背社会群体的规范、主体意识觉醒的开始。潘金莲偷情也好，“霸拦汉子”也好，显然都是对社会规范的冲击，与她大胆、积极、主动的自我追求有关。她想越过社会强加在她头上的种种不公平，而有意识地靠自己去把握自己个体的命运。她凭着自己的聪明与色相，尽管有时小遇挫折，如受到武松的一顿抢白、西门庆的一度冷落，但总的说来还是节节胜利，特别是进入西门庆家后，孙雪娥、宋惠莲、李瓶儿，一个个障碍被她扫清，就连西门庆实际上最后也成了她的玩物。在《金瓶梅》中，横行霸道的西门庆把所有的女人当作他泄欲的工具和性虐的对象，唯独潘金莲，作为一个女性，同样把西门庆及其男性当作自己需求的玩物、征服的对象。中国封建社会里，男女间的性关系早被彻底异化，两性间往往没有平等与爱情，女性只是作为性的对象或工具，作为一种客体而存在，难以显现其主体的自觉。而潘金莲则不然，不但其性意识强烈而自觉，而且作为一个女性，由此而萌发的个体独立与自强意识在中国文学史上尚不多见。但在她那个社会，她的主体意识的萌发、个体价值的追求，毕竟还超越不了那个社会的规范。她镇住丈夫，也只是利用了西门庆人性中的某一弱点，却不能控制住丈夫的全部。社会所承认的，还是夫为妻纲。西门庆真的一发火，她还得忍气吞声，甚至被脱光了衣服乖乖地准备挨马鞭子。就是在正妻吴月娘面前，她也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别人是天，她自己是地。最后也是被正妻抓住了辫子，轻易地逐出了家门，让武松用一把锐利的尖刀，剖开了这个触犯了社会普遍认同的礼与法的年青女子的胸膛，挖出了一颗强烈追求个体价值的心，让读者感觉到：在晚明这样一个社会里，一个主体意识稍有觉醒的青年女子要选择自己所走的道路，是何等的艰难！在人欲与天理、主体与客体的尖锐冲突中，既难以冲破社会的定势，又难以克服自我的弱点，等待着她们的往往是悲剧！

潘金莲：原欲的膨胀与人性的扭曲(1) 　 　　芸芸众生，苦海无边。社会所强加于人的，往往是人性的压抑；而人性的弱点，又常常失之于人欲的放纵。因此，人生一世，常常在压抑与放纵之间摇荡，完善而健全的人性难得，扭曲而变态的人性常见。一部写人的小说，一个杰出的作家，要将人性引向美善，就不仅要暴露人性的压抑，歌颂自我的觉醒，而且当以适当的笔墨刻露人性的扭曲和变异。况且，人的压抑与反抗，常常是从人性的扭曲或扭曲的人性出发的。《金瓶梅》是一部写“恶”的小说，侧重于暴露假丑恶来将人们的心灵引向真善美。请看，《金瓶梅》世界中男男女女们的人性大都是扭曲的，而这种扭曲，大都由于情欲的恶性膨胀所造成，小说就把这种扭曲的人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潘金莲，就是一个由情欲膨胀而人性被扭曲了的典型。她本是一个出身于小裁缝家的天真无邪的女孩子，最后竟成了一个“欲火难禁一丈高”的肉欲狂。这种欲火烧曲了她的人性。为了追求生理上的满足，她的所有聪明才智都被肉欲转化成无耻、阴险和狠毒，演出了一幕幕反人性的活剧。从毒杀武大郎，到整死李瓶儿，虽然带有一点点自我追求、自我反抗的意味，但这种反抗本身带有反人性的一面，她最终给人的印象无疑是：其人性丧失殆尽，成了一个十足的淫妇，恶的化身。 　　假如说，从她与张大户的朝来暮往，到与西门庆的如胶似漆，都有亏于道德的话，那么，她为了与西门庆“长做夫妻”，而亲手将砒霜灌进丈夫的喉咙，就完全跌进了罪恶的深渊。在整个谋害武大的过程中，她表现得是那么的镇定果敢、心狠手辣：当听见武大来捉奸时，西门庆自知理亏而心怯，“便仆入床下去躲”，她却“先奔来顶住门”，又激发西门庆来打武大：“你闲常时只好鸟嘴，卖弄杀好拳棒，临时便没些用儿，见了个纸老虎儿也吓一交！”于是让西门庆开拴打出，飞起一脚，踢倒武大。武大病倒在床上，“要汤不见，要水不见”，她却每日“浓妆艳抹了出去”，与西门庆“做一处，只指望武大自死”。当武大被灌进了毒药，她又“怕他挣扎，便跳上床来，骑在武大身上，把手紧紧地按住被角”，终于使丈夫“喘息了一回，肠胃迸断，呜呼哀哉”。其心肠之狠毒，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私欲的膨胀，使她完全丧失了人性，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罪犯。 　　毫无疑问，潘金莲的第一个丈夫死于她的“淫”，而第二个丈夫西门庆同样是死于她的“淫”。就是她逼着疲惫不堪的西门庆乱饮淫药，终于使西门庆油枯灯尽，药不可治。而在西门庆将死之时，她一方面将责任赖得精光，对他毫不关心，甚至连“对天发愿”也唯独她与李娇儿不肯做，显得一无情义，而另一方面，到了晚上，还不顾死活地“骑在他上面”，弄得西门庆“死而复苏者数次”，十足地暴露了这个性虐狂的嘴脸。作者两次用了“骑在上面”的笔法，大有深意在焉：两个丈夫虽然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但都是被潘金莲的“骑在上面”送上了西天！

潘金莲：原欲的膨胀与人性的扭曲(2) 　 　　潘金莲的欲火不但烧死了两个丈夫，同时也使她容不得丈夫身边的所有女性。争宠，嫉妒，“霸拦汉子”，乃至想方设法置人于死地。自从她嫁到西门庆家中后，凭着自己的风骚，又施展了贿赂小厮、写曲道情、送物致意等种种伎俩，很快地扫清争宠道路上的障碍，李娇儿、孙雪娥、孟玉楼，乃至吴月娘，都不是她情场上的对手。她的妒忌心理，甚至容不得丈夫与娼妓胡混，与仆妇偷情。她几乎驾驭住了那个不老实的男人，“宠爱愈深”。然而，正当她春风得意之时，在西门庆的妻妾队伍中突然冒出了一个有财有色的六娘李瓶儿，竟使她一下子在各方面处于下风。特别是当第二十七回“私语翡翠轩”时，亲耳偷听到西门庆“夸奖李瓶儿身上白净”和李瓶儿说自己怀有身孕时，她似乎要感到全军覆没了。但是，有勇有谋、敢作敢为的潘金莲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她立即发起了反击。 　　她先加紧美化自己，增强诱惑力。于是，常常暗暗将茉莉花儿蕊儿，搅酥油淀粉，把浑身上下都搽遍了，搽得白腻光滑，异香可掬，引诱西门庆见了爱她，夺走李瓶儿的宠爱（第二十九回）。 　　她开始对瓶儿冷嘲热讽，在精神上折磨她。刚听罢他们私语后，大家凑在一起坐下来，“那潘金莲放着椅儿不坐，只坐豆青磁凉墩儿。孟玉楼叫道：‘五姐，你过这椅儿上坐，那凉墩儿只怕冷。’金莲道：‘不妨事，我老人家不怕冰了胎，怕甚么？’……那潘金莲不住在席上只呷冰水或吃生果子。玉楼道：‘五姐，你今日怎的只吃生冷？’金莲笑道：‘我老人家肚内没闲事，怕甚么冷糕么？’羞得李瓶儿红一块白一块。”（第二十七回） 　　她又在汉子和主妇面前挑唆，时时恶言中伤李瓶儿。西门庆要洗脸，她就说：“怪不得你的脸洗的比人家屁股还白”——因为西门庆特别欣赏李瓶儿的白屁股。西门庆要同她胡搞，她就冲着他说：“我不是你那可意的，你来缠我怎的？”（第二十七回）甚至干脆说：“奴的身上黑，不似李瓶儿的身上白就是了。她怀着孩子，你便轻怜痛惜，俺们是拾儿，由着这等掇弄！”她甚至编造谎言对月娘说：“李瓶儿背地好不说姐姐哩，说姐姐会那等虔婆势，乔作衙！”平地挑起了吴月娘对瓶儿的恼怒（第五十一回）。 　　她还到处骂街，发泄私忿，造成声势。特别是瓶儿临产之际，可以说骂不绝口：“一个后婚老婆，汉子不知见过了多少，也一两个月才生胎，就认做是咱家的孩子？”当小玉抱着吴月娘准备的草纸等临月用的物件走来时，她又骂道：“一个是大老婆，一个是小老婆，明日两个对养，十分养不出来，零碎出来也罢！”当孙雪娥慌慌张张来险些绊一跤时，她又挖苦道：“献懃的小妇奴才！你慢慢走，慌怎的？抢命哩？黑影子绊倒了，磕了牙也是钱！……养下孩子来，明日赏你这小妇一个纱帽戴！”

潘金莲：原欲的膨胀与人性的扭曲(3) 　 　　但是，不管她怎么利嘴巧舌，呼风唤雨，对她说来最致命的一刻还是来到了：“良久，只听房里呱的一声养下来了！”生下的就是西门庆惟一的合法继承人！在那样一个社会里，“母以子贵”，李瓶儿的地位从此就更加无法动摇。故潘金莲听得“合家欢喜，乱成一块，越发怒气生，走去了房里，自闭门户，向床上哭去了”。 　　她愤怒，她伤心，她觉得自己惨败，简直走到了尽头，但这位好强逞能的“女中豪杰”的性格里决没有气馁的成分。她在痛苦中很快地复苏过来。从此，她眼看着“西门庆常在她（瓶儿）房宿歇”，就以更疯狂的忌恨和尖锐的言词去刺伤瓶儿，去挑拨西门庆与她的关系，而更险恶、更毒辣的一招是抓住了攻击的关键目标——新生的孩子官哥。因为在她看来，瓶儿“生了这个孩子，把汉子调唆的生根也似的”（第五十八回）。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扼杀这一无辜的生命，才能达到剪除瓶儿的目的。 　　这样，她就趁瓶儿疏忽之时，故意把胆小的孩子“举得高高的”，吓得他受了惊，“发寒潮热起来”，“奶也不吃，只是哭”。以后又三番两次地借故打狗，打丫鬟，“把那狗没高低只顾打，打的怪叫起来”，丫鬟也被打得“杀猪也似叫”，惊闹得病孩不得安宁。最后，她训练了一只名叫“雪狮子”的猫，平时“用红绢裹肉，令猫扑而挝食”。一天，这雪狮子正“看见官哥儿在炕上穿着红衫儿，一动动的顽耍，只当平日哄喂他的肉食一般，猛然望下一跳，扑将官哥儿身上，皆抓破了”。官哥当场被吓得“倒咽了一口气，就不言语了，手脚俱被风搐起来”，不久就一命呜呼了。这对潘金莲说来是一场关键性的胜利，她高兴极了。于是抖擞精神，乘胜追击，指桑骂槐道：“贼淫妇！我只说你日头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错了的时节！你班鸠跌了弹，也嘴答谷了！春凳折了靠背儿，没得倚了！王婆子卖了磨，推不的了！老鸨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第六十回）气得李瓶儿病上加病，紧接着也离开人世。 　　潘金莲这个肉欲狂，她无意敛财，在西门家混了那么久，最后还是个穷光蛋；她心无情爱，就是对临死的西门庆也是那么冷淡，对老娘更是随意斥骂，甚至将私生子丢进毛司也毫不手软。她心目中，就是“只要汉子常守着他便好，到人屋里睡一夜儿，他就气生气死”（第五十九回）。由此，她就特别妒忌，“单管咬群儿”（第二十一回）。李瓶儿是被她咬得最惨的一个。第二个就是仆妇宋惠莲。宋惠莲曾经一时稍稍得宠于西门庆，她就醋劲大发说：“我若教贼奴才淫妇与西门庆做了第七个老婆，我不是喇嘴说，就把潘字吊过来哩！”结果宋惠莲夫妇终于被她逼得“男的入官，女的上吊”。还有孙雪娥、李娇儿、如意儿，乃至吴月娘，都程度不同地吃过她的苦头，更不要说房里的丫头秋菊常常被她毒打、罚跪、指甲掐脸等，当作出气筒了。潘金莲的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这个由淫而妒，由妒而卑鄙无耻、阴险毒辣，什么人间罪恶都干得出来的荡妇的真面目，人性完全被扭曲。贪欲者如西门庆、陈经济等不可缺少她，但更多的人是害怕她，痛恨她。李瓶儿临终前关照怀孕的吴月娘说：“娘到明日好生看养着，与他爹做个根蒂儿。休要似奴心粗，吃人暗算了！”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月娘的心。后来潘金莲终于被月娘抓住把柄，斥卖出去，让武松割胸剜心，落了个悲惨的下场。

潘金莲：原欲的膨胀与人性的扭曲(4) 　 　　潘金莲本是个有才有貌的“女强人”，然而，她私欲恶性膨胀，人性被扭曲与泯灭。“淫”，不但使她残害他人，同时也吞噬了自我，毁灭了人间美好的一切。人是什么？有人说，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人啊人，如何平衡兽性与理性的法码，把握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笑笑生请潘金莲来给我们上了这人生难得的一课。

潘金莲：罪在金莲?罪在社会?(1) 　 　　潘金莲是有罪的。她情欲冲动，催化了她自我意识的觉醒，但远谈不上是一个背叛或反抗那个社会的先知；她情欲的膨胀，人性的扭曲与泯灭，害人又杀人，无疑是有罪的，且罪孽深重，不容讳言。 　　但是，她的情欲为何会恶性膨胀？是谁使她沦为“淫妇”？是谁将她送上了绝路？这也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在小说开头，似乎想告诉人们潘金莲是一个天生的“好色的女子”，“衒色而情放”（第一回）。的确，从表面看，潘金莲作为武大的妻子与西门私通，作为西门的妻子又与琴童苟且，接着又与经济勾搭，借王潮儿泄欲，真是一个天生的骚货。但仔细看看，似乎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小说以活生生的事实又在告诉人们，像潘金莲这样的女人的“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被有权有势的男人们逼出来、诱出来的。她本是裁缝的女儿，虽“生得有些颜色”，但应该说也天真无邪。可惜九岁那年被卖进了骄奢淫逸的王招宣府，浸染熏陶，将她的天性向淫纵的方向引发。年方十八，正当寻求正常夫妇生活的时候，却被张大户“收用”，“美玉无瑕，一朝损坏；珍珠何日，再得完全”？她的贞操观从此被轰毁了。以后又被迫嫁给武大郎，张大户却仍与她朝来暮往，公开厮会，作为玩物。张大户一旦身故，她面对着“人物猬”的丈夫，不免感到“奴心不美”，心里受到压抑，处在一种性苦闷中。因此一遇到西门庆的诱惑，马上上钩。但西门庆本是一个“玩女人的领袖”，不断地周旋于妻妾，鬼混于妓院，根本不可能对她有什么专一的爱情，常使她“粲枕孤帏，凤台无伴”，“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时如半夏”，这就难免又使“青春未及三十岁”的她在性压抑中“不顾纲常贵贱”，与小厮琴童“做在一处”（第十二回）。假如说与琴童、王潮儿之类的勾搭，是在寂寞中的潘金莲比较主动的话，那么与陈经济的私通，就离不开这个“色胆如天”的小女婿的挑逗和诱惑了。因此，潘金莲性欲的恶性膨胀，人性的畸形扭曲，不能不说与男人们有着密切的关系。男人们的淫，从正面或反面逼着她一步一步地成为被男人们诅咒的“淫妇”。 　　从正面来看，正是张大户、西门庆、陈经济之流的好色贪淫，或逼或诱，直接使潘金莲失去贞操，红杏出墙，越来越淫的。小说中的其他女性如宋惠莲、王六儿、如意儿、贲四嫂等等，无不是淫棍西门庆的猎物，使她们成为这个富商、恶霸、贪官的泄欲的工具，同时也就成了不忠于丈夫的“淫妇”。所以《金瓶梅》的“说淫话”，归根到底，正如张竹坡所指出，实在“深罪西门”。

潘金莲：罪在金莲?罪在社会?(2) 　 　　从反面来看，西门庆之流的淫，整日价在外面鬼混，冷落或中断了夫妇间的正常性生活，使得女性常常处于一种性的饥渴与压抑的状态中，也就不是把她们逼出了病（如第十七回李瓶儿得“鬼交之病”），就是将她们逼向了淫。小说中的金、瓶、梅，在这一点上，都被作者用浓墨重彩写得活灵活现，无可辩驳。潘金莲因丈夫留恋妓女而与琴童苟且，李瓶儿因长期被太监霸占而贪西门庆是“医奴的药”，春梅因周统制“逐日理会军情”，“房帏色欲之事，久不沾身”而“欲火烧心”（第九十九、一百回）。在这里，都清楚地表现了性压抑就是性放纵的前奏，金、瓶、梅无不如此！而使女性们受压抑的罪魁祸首，即是主宰着她们的丈夫。当然，不可否认女性每个个体的生理基础、出身经历、道德观念等各各不同，在她们成为“淫妇”的道路上不能完全排除她们个人的因素，《金瓶梅》也力图想说明像潘金莲之流生性就淫，欲火亢进，甚至还夹带着一些当时社会普遍流行的“女祸论”的阴影，但这部小说的伟大之处，还是用生活般的事实而不是说教告诉人们：正是那些主宰着女人命运而又不希望女人成为“淫妇”的男人，恰恰是使女人成为“淫妇”的真正罪人！ 　　再看潘金莲的死，是不是死于有罪，罪有应得？小说所交代的是，潘金莲死在武松的刀下。武松之所以要杀死金莲，完全是为了替兄长报仇。他的兄长就是被潘金莲勾结情夫毒死的。“谋杀亲夫”这个罪名，不论是在明代还是在现在，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恐怕都为刑法所不容。从这个意义上看，潘金莲的死是罪有应得。但问题在于她为什么会走上“谋杀亲夫”这条道路？这当然与当时社会的制度、传统的道德大有关系。男女不平等的法律与思想，无疑阻隔了女性追求爱情自由的道路。在明代，男性自亲王至庶人，皆有权娶妾，而妻妾不得事二夫，违者以奸论。潘金莲憎嫌丈夫，而“和西门庆做一处，恩情似漆，心意如胶”（第四回）。她对西门庆说：“奴家又不曾爱你钱财，只爱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轻性儿乖。”（第八回）这从她的角度来看，似乎也是在追求一种“灵与肉”相结合的婚姻。但当时的法律与道德都不允许她有外遇，不允许她有自由的追求，于是一旦事情败露，就铤而走险。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是罪在社会。于是，从“五四”以来，不时会看到人们对潘金莲充满同情，一时间将她与安娜·卡列尼娜，乃至朱丽叶等相提并论。这种同情无疑是用现代的意识来观照古代的结果。但是，假如我们同样用现代的意识来从另一方面来考察的话，她与西门庆的偷情与谋杀，毕竟是一己之肉欲恶性膨胀的结果。她自恃“有些颜色，所禀伶俐”，丈夫配不上，却不曾有过挣脱这个不美满婚姻锁链的表示和举动，而只是一味地“好偷汉子”，“勾引”那些风流子弟（第一回）。男性在当时有权娶三妻四妾固然丑恶，那女性事二夫三夫就是美事吗？当西门庆“十挨光”第一次捏她脚时，她清楚地知道这是在“勾搭我”而并非是什么爱情。其实，武大还是比较宽容的。他挨了一脚，躺倒在床上，只是希望潘金莲“可怜我”，“扶得我好了”，以后就“都不提起”（第五回）。可是潘金莲一味追求的是与西门庆“二人在房内，颠鸾倒凤，似水如鱼，取乐欢娱”，以致“贪欢不管生和死”（第六回），把丈夫活活地毒死。她个人的私欲得到满足了，但这是以他人的生存权作为代价的。明代后期，鼓吹人欲，张扬个性，对封建礼法发动冲击，自有它的积极意义，但凡事过了头，完全不顾任何一个正常社会所必须维护的正常秩序，也必然为社会所不容。因此，潘金莲之死，是“淫”与“法”冲突的结果。既不能把一切归结为她的“淫”，也不能盲目地同情她的“淫”。她的死，社会有责任，她个人同样也有责任。社会不能超越不平的礼法，她个人也不能克服人性中的弱点。在膨胀的私欲与社会的法制的严重冲突中，这个似花如玉的青年女子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刀下之鬼。

潘金莲：罪在金莲?罪在社会?(3) 　 　　悲哉金莲，罪由私欲的膨胀；悲哉社会，罪在礼法的不平。个人的欲与社会的法，什么时候才能摆平？什么时候才能和谐？

造孽情痴李瓶儿(1) 　 　　李瓶儿是《金瓶梅》“淫妇”列传中的第二号人物，是作者用来与潘金莲对比、“抗衡”的主要角色。 　　她同潘金莲相近的是：长得漂亮，生性贪淫，因淫作孽。她长着“细弯弯两道眉儿，且自白净”，“身软如棉花，瓜子一般好风月”。可是命运安排她的是，先嫁给“夫人性甚嫉妒”的梁中书为妾，“只在外边书房内住”；后来名义上嫁给了花子虚，但实际上“和他另一间房里睡着”，而被其叔公花太监霸占；再嫁给蒋竹山，蒋又是个“中看不中吃蜡枪头、死王八”。她“好风月”，但在风月场上迟迟得不到满足，直到遇着了西门庆的“狂风骤雨”，才深深地感到满意。 　　她狂热、痴情地追求西门庆，一而再再而三地罄其所有来倒贴他、巴结他，而另一方面则对自己的前后两个丈夫心狠手辣，可以说与潘金莲毒死武大郎异曲同工，同样犯下了深罪恶孽。因此，作者从这一角度出发，把她打入“淫妇”之列，是一点也不冤枉她的。 　　然而，李瓶儿与潘金莲毕竟不同。她们经历不同，地位不同，性格不同，最后的结局也不同。裁缝之女潘金莲出身比较低微，先前的经历主要在社会下层。而李瓶儿先与堂堂蔡太师女婿、大名府梁中书为妾，后来出逃时，竟能“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再嫁给花家，其花太监乃“御前班直，升广南镇守”，家中有的是钱财宝物。显然，李瓶儿是一个沉浮在较高级社会层次，比较见过大市面的女人。当潘金莲第一次查明西门与瓶儿“弄了鬼儿”而发作时，西门庆就拿了一对寿字簪儿塞给金莲，说是瓶儿给她的礼物。这在瓶儿说来只是件小小的玩意儿，而“金莲接在手内观看，却是两根番纹低板石青填地金玲珑寿字簪儿，乃御前所制造，宫里出来的，甚是奇巧”，一下子把她的妒气冲到九霄云外，变得“满心欢喜”，后来她戴在头上，使西门家的女人们都大开眼界，羡慕不已。李瓶儿凭借她压倒众妾的富有、天生的白嫩软绵，以及为丈夫生了个传宗接代的宝贝，自然成了西门庆最宠爱的女人；同时也使她成为一心想独霸汉子的潘金莲的眼中钉、肉中刺。因此，尽管李瓶儿嫁去时，开始把潘金莲当作好人，要求与她住在一起，说“奴舍不得她，好个人儿”。以后则处处小心忍让，但都无济于事。一场残酷的斗争势在难免。

在这场斗争中，瓶儿显然不是金莲的对手。瓶儿之所以失败，其原因之一是，先前作的孽给了她沉重的精神负担，压垮了她的心灵。她不像潘金莲那样，杀了人，作了孽，一转眼就被新的追逐和欢笑冲得无影无踪，在良心上留不下丝毫瘢痕。她内向、深沉，进西门家后的新的生活，尽管使她指望“团圆几年”，“做夫妻一场”，但花子虚的阴影一直萦绕在她的脑际，她自觉心亏，难免心惊胆颤。她做梦“见花子虚从前门外来，身穿白衣，恰活时一般……厉声骂道：‘泼贼淫妇，你如何抵盗我财物与西门庆！如今我告你去也！’”她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饶我恕我则个！”（第五十九回）这场梦境正真实地反映了她精神上的痛苦。后来，在官哥夭折、自己病重期间，恍恍惚惚、几次三番觉得花子虚来同她算账。她感到罪孽深重，沉重的精神负担早把她的精神压垮了。

造孽情痴李瓶儿(2) 　 　　失败的原因之二是，她懦弱、忍让、无能、简单。李瓶儿“禀性柔婉”。吴月娘说她“好个温克性儿”，西门庆赞她“好性儿，有仁义”，连仆人小厮都说“性格儿这一家子都不如他，又有谦让，又和气”。然而，她生活在一个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环境里，特别是面对着一个伶嘴俐牙、工于心计、阴险毒辣、步步进逼的潘金莲，有什么“仁义”可言？那种温良、谦让实际就是软弱、无能的代名词，它最多只能得到周围一些人的同情，但这种同情又有多少实际的价值呢？人们往往囿于自己私利，有多少人挺身为仁者仗义？包括那个口口声声说她好的一家之主西门庆，也不敢怎么去得罪强悍的潘金莲，而对瓶儿却乘其软弱不顾其身体情况硬要发泄兽欲，终于引发和加重了她的“血崩”症。软弱的瓶儿，咽着泪，一天不如一天。她被潘金莲欺负了也不敢向西门庆吐露一声。这个原来一心贪图床间“医奴的药”的“淫妇”，到如今为了少挨金莲的骂，少受隔壁的气，不得一次又一次地撺汉子到五娘房里去。第六十一回写她又一次硬把西门庆推到潘金莲那边睡去后，忍不住伤心地哭了。“这瓶儿起来，坐在床上，迎春伺候他吃药。拿起那药来，止不住扑簌簌从香腮边滚下泪来，长吁了一口气，方才吃那盏药。正是心中无限伤心事，付与黄鹂叫几声。”一切的一切都完了，她深感到自己无力挽回这悲惨的结局，等待着她的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李瓶儿死了。她不像那个强横的潘金莲死于刀下，而是死得那么凄凄惨惨、缠绵动人。临死前，她把身边的贴身丫头迎春、绣春，奶子如意儿，一一安排妥帖，就是从小跟她而如今攀附新人的冯妈妈，赶来沾便宜的王姑子，乃至久已不来的干女儿吴银儿，都留下了纪念物品及银两。请看她嘱咐迎春、绣春道：“你两个也是从小儿在我手里答应一场，我今死去，也顾不得你每了。你每衣服，都是有的，不消与你了，我每人与你这两对金裹头簪儿，两枝金花儿，做一念儿。那大丫头迎春，已是他爹收用过的，出不去了，我教与你大娘房里拘管着。这小丫头绣春，我教你大娘寻家儿人家，你出身去里，省得观眉说眼，在这屋里教人骂没主子的奴才。我死了，就见样儿来了。你伏侍别人，还象在我手里，那等撒娇撇痴，好也罢，歹也罢了，谁人容得你！”那绣春跪在地下，哭道：“我娘，我就死也不出这个门。”李瓶儿道：“你看傻丫头，我死了，你在这屋里伏侍谁？”绣春道：“我守着娘的灵。”李瓶儿道：“就是我的灵，供养不久也有个烧的日子，你少不得也还出去。……那迎春听见李瓶儿嘱咐他，接了首饰，一面哭的言语说不出来，正是：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人之将死，其言亦哀。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充满着人情味的一幕啊！

造孽情痴李瓶儿(3) 　 　　是的，李瓶儿不像潘金莲那样无情无义。她是重情的。李瓶儿追求西门庆的基础尽管只是生理上的满足，但她一旦嫁给西门庆后，其爱情是专一的、真诚的。她病重时同西门庆的几段对话，都是动人肺腑的。最后一夜，她用那“银条似”的双手搂抱着西门庆的脖子，呜呜咽咽，悲哭半日，哭不出声，说道：“‘我的哥哥，奴承望和你并头相守，谁知奴家今日死去也。趁奴不闭眼，我和你说几句话儿。你家事大，孤身无靠，又没帮手，凡事斟酌，休要那一冲性儿。……今后也少要往那里去吃酒，早些儿来家，你家事要紧，比不的有奴在，还早晚劝你，奴若死了，谁肯只顾的苦口说你。’西门庆听了，如刀剜心肝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所言我知道，你休挂虑我了。我西门庆那世里绝缘短幸，今世里与你夫妻不到头，疼杀我也，天杀我也。’”李瓶儿死后，西门庆“哭了又哭，把声都呼哑了。口口声声只叫：我的好性儿、有仁义的姐姐！”人非木石，孰能无情？这个“打老婆的班头，降妇女的领袖”，实在被李瓶儿的真情所感动了！ 　　欲海茫茫。李瓶儿因欲作孽，最后以孽死；欲又生情，真情能动人。这个曾经摧残别人而最后又被别人逼死的女人，究竟给人以怜，还是恨？

婢作夫人庞春梅(1) 　 　　金、瓶、梅三人中最后一名为庞春梅。 　　春梅，在西门家中只是一个被“收用”过了的奴婢。论地位之重要，显然不能与吴月娘等妻妾相比；数笔墨的多少，在前半部也并不占相当的篇幅；就是写她与主人公西门庆之间的“淫”，也多用隐笔、简笔，远不能与金莲、瓶儿以及王六儿、林太太、宋惠莲等相比。可是，作者竟把她题于书名，序列第三，这里的奥妙究竟何在呢？ 　　这与作者的全书构思有关。《金瓶梅》是一部“以淫说法”的小说，作者就是从“淫”字着手，将腐烂透顶的封建社会进行无情的解剖。淫棍西门庆，当然是着重开刀的毒瘤。与之相应的，对于淫妇们的批判，也是作者的注意所在。东吴弄珠客曰：“诸妇多矣，而独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命名者，亦楚梼杌之意也。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较诸妇为更惨耳。”（《金瓶梅序》）其实，金莲、瓶儿归根到底也是“以淫死”，而如宋惠莲、孙雪娥等也不能说死得不惨。然而，真正直接死于“淫”的，确实只春梅一个。她一生追求的就是“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第八十五回）。西门庆有意要“收用”她，她二话没说就被“收用”了（第十回）；后来，潘金莲又叫她“和你姐夫睡一睡”，她也二话不说就脱下湘裙，让陈经济“受用”了（第八十二回）。再后来在守备府里，又“难禁独眠孤枕，欲火烧心”，与一个个男人滥交。她不死于刀下、绳上、病中，而是“淫欲过度”，呜呼哀哉在姘夫身上。她的死正可以说是后来者居上，更直接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惩淫”的主旨。同时，春梅与陈经济作为映衬西门家衰败景况而存在的两个“后起之秀”，是后半部分故事展开的中心人物。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全书的总结性人物。她的死，象征着金、瓶、梅类的淫妇们死了，西门庆家死了，以淫为首的万恶社会必将趋向死亡。 　　春梅不仅是全书布局上的一个重要筹码，而且也是一个有个性的形象。聪明、高傲、逞强、泼辣，一心想改变自己的地位，跻进妻妾的行列，而始终深深地打着一个奴才的印记。作者在第十回中介绍她时说：“性聪慧，喜谑浪，善应对，生的有几分颜色。”就凭着这些，色鬼“西门庆甚是宠他”，“收用了这妮子”。自此，她得了潘金莲的抬举，“只叫他在房中，铺床叠被，递茶水、衣服、首饰”，做些轻活细活，并且还“拣心爱的与他，缠的两只脚小小的”，立即成了一个身份特殊的丫头。她感恩报恩，马上为潘金莲出死力。首先，她为潘金莲争宠而向孙雪娥开刀时打响了第一枪。孙雪娥本来在妻妾中位居第四，在潘金莲之前，但由于她出身低贱，又长得稍逊色，所以不甚得宠，只居一个“炊事长”的位置，连春梅也不把她放在眼里，新来乍到的潘金莲要在西门家树立威势，孙雪娥无疑是最易攻破的一个。于是春梅故意向孙雪娥寻衅，然后与金莲合谋激怒西门庆三打孙雪娥，由此，潘金莲“要一奉十，宠爱愈深”，在西门家里稳住了阵脚。接着，春梅又为潘金莲隐瞒奸情立了一大功。当西门庆恶狠狠地手执马鞭子，审问脱得赤条条跪在地上的潘金莲时，就靠春梅“坐在西门庆怀里”，“撒娇撒痴”地编造了一套谎言，“几句话把西门庆说的一声儿不言语，丢了马鞭子，一面教金莲起来，穿上衣服，（一面）分付秋菊看菜儿，放桌儿吃酒”，一场凶险化成了欢乐。后来，潘金莲在打击、陷害宋惠莲、李瓶儿、如意儿的整个过程中，春梅始终是她的得力助手。她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合伙霸揽汉子，共同兴风作浪，乃至干出了一起与女婿陈经济偷情的勾当。就这样，春梅一方面得到一家之主西门庆的宠爱，另一方面又是横行霸道的潘金莲的亲党，于是就傲气十足，自命不凡，非一般奴婢仆妇所比了。

婢作夫人庞春梅(2) 　 　　但是，她并不满足这样一种毕竟是奴才的地位，她渴望能正式加入主子的行列。为了达到这种目标，她也颇费了一些心计。第二十二回骂李铭的一出表演就颇为精彩。本来，乐工李铭是妓院出身的二房太太李娇儿的弟弟，西门请他来教春梅、迎春、玉箫、兰香四个丫鬟学琵琶、筝、弦子、月琴。这种环境里的青年男女在一起时打情骂俏也是常事。一天，迎春等三个丫鬟与李铭一起厮混，“你推我，我打你，顽在一块”，“狂的有些褶儿”。后来，她们出去闹了，剩下春梅一个，李铭教她演琵琶时，把她手拿起，略按重了些，这春梅就假装正经，怪叫起来，千王八、万王八地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好贼王八！你怎的捻我的手？调戏我？贼少死的王八！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呢？一日好酒好肉，越发养的那王八灵圣儿出来了！平白捻我手的来了！贼王八！你错下这个锹撅了！你问声儿去，我手里你来弄鬼？等来家等我说了，把你这王八一条棍撵的离门离户！没你这王八，学不成唱了？愁本司三院寻不出王八来？撅臭了你这王八了！ 　　直吓得李铭抱头鼠窜。她还一路骂给潘金莲、孟玉楼、李瓶儿、宋惠莲等人听，又指责“都是玉箫和他每只顾顽，笑成一块”，闹得个天翻地覆。这一下，不仅仅骂走了一个李铭，打击了迎春、玉箫、兰香，而且还大大抬高了她的声价。正如作者所说：“不意李铭遭谴斥，春梅声价竞天高。”特别是到后来，吴神仙来算命，她也能在众妻妾、女儿之中挨上一脚，而且相得特别好：“必得贵夫而生子”，“三九定然封赠”。她听后得意忘形，竟对西门庆说：“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莫不长远只在你家做奴才罢？”她已自认为不是奴才的料子了。以后，她总要为自己的“名位”争一口气，撒娇，搭架子，露出一副骄心傲骨。有一回，西门庆请她喝酒，她硬说“心里不待吃”，就是不喝；再劝喝口茶，她也似有如无地呷了一口，不当一回事（第三十四回）。西门庆要请众官娘子的客，叫她递酒，她见妻妾们都做了新衣服，就使性儿起来，说自己像“烧糊了卷子一般”，硬要西门庆答应多做几件衣裳，才喜欢起来，满足了她的虚荣心（第四十一回）。可惜的是西门庆死得早，没来得及让她升级。但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她被卖到周守备家后，凭着她的“好模样儿，乖觉伶俐”，终于爬上“夫人”的位置，过了做“主子”的瘾。 　　卑劣的奴才做了主子，比一般的主子对奴才更凶狠。当她还只是靠着特殊身份在潘金莲手下当“假主子”的时候，就对“下人”心狠手辣。大肆辱骂“贼王八”李铭、“瞎淫妇”申二姐，就可见一斑；尤其是对待同房里的丫头秋菊，她左一个“奴才”，右一个“奴才”，总是摆着主子的架势虐待她，甚至比真正主子的手段还残忍。第二十九回写金莲责怪秋菊拿了凉酒来，叫春梅每边脸上打她十个嘴巴，春梅却说：“皮脸没的打污浊了我手，娘，只教她顶着块大石头跪着！”于是不由分说，把秋菊拉到院子里，在烈日下顶着块大石头跪着。后来她真的做了周家夫人，为了剜掉孙雪娥这个“眼前疮”，硬找岔子，要剥掉她衣裳，打三十大棍。人家横劝竖劝，免褪她的小衣，可是春梅寻死觅活，大耍无赖，坚持把孙雪娥脱光了打得皮开肉绽，再卖给娼门。可见春梅心性之毒辣，比金莲有过之无不及！

婢作夫人庞春梅(3) 　 　　不过，奴才毕竟是奴才，不因为她地位的改变而抹掉了其奴性。她对“下人”的残虐，正是小人得志、奴才逞威的表现。而在主人面前，她从来是奴颜婢膝。我们且不谈她在西门庆、潘金莲乃至周守备前的邀宠，就从她对吴月娘的态度来看吧。春梅原是月娘房中的丫头，后来才调到金莲那里的，因而她对月娘是特别尊敬的，更何况月娘是一家的主妇！月娘遣走她时，颇为刻薄，“教她罄身儿出来”，衣服都留下；后来，形势又有了变化，月娘迅速衰败，春梅却贵为夫人。此时，双方相见，春梅仍一如既往： 　　吴月娘与孟玉楼、吴大妗子推阻不过，只得出来。春梅一见便道：“原来是二位娘与大妗子！”于是先让大妗子转上，花枝招展，磕下头去。慌的大妗子还礼不迭，说道：“姐姐，今非昔比，折杀老身！”春梅道：“好大妗子，如何说这话，奴不是那样人。尊卑上下，自然之理。”拜了大妗子，然后向月娘插烛也似磕头去。月娘、玉楼亦欲还礼，春梅那里肯，扶起磕了四个头，说：“不知是娘儿们在这里，早知也请出来相见。”月娘道：“姐姐，你自从出了家门，在府中一向奴多缺礼，没曾看你。你休怪！”春梅道：“好奶奶，奴那里出身，岂敢说怪？” 　　在这里，人们多责月娘情性之薄，赞春梅度量之大。其实，月娘过去在发现春梅奸情的气头上，对她严厉处裁，也是情理之中。而春梅现在对于月娘的尊重，完全是出于“尊卑上下”之理。“奴那里出身，岂敢作怪？”一句话露出了她的本性：骨子里还是一个奴才！

克尽妇道吴月娘(1) 　 　　吴月娘是西门庆的正妻，一家的主妇，贯串始终的重要人物。 　　然而，她又是历来《金瓶梅》人物评价中分歧最大的一个形象。崇祯本批评她具“圣人之心”，是一个“可敬”的贤德之妇（第六十一回）；而清代的张竹坡一反常态，效金圣叹攻击宋江的故伎，处处指摘她奸诈、贪婪、愚顽及纵容丈夫做坏事等等，竟论作全书中最坏的一个女人。时至今日，不少人还是把她看作是“一个阴险人物，只是披了一张假正经的画皮而已”。 　　吴月娘究竟何许人也？我觉得在分析她时必须把作者创作的主观意图与后人的客观认识区别开来。在作者心目中，吴月娘无疑是一个用来与“淫妇”们作对比的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恁般贤淑的妇人”（第十八回）。这在小说的最后结尾处表现得最清楚不过了：“……月娘到老，寿年七十岁，善终而亡，此皆平日好善看经之报也。有诗为证：……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这一回，作者还通过普静师父的嘴说，她之所以有一个儿子，也是“平日一点善根所种”。显然，作者对她的盖棺论定是“善良”的。 　　吴月娘的善良、贤惠，固然与她“禀性温柔”有关，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个出身于吴千户家的小姐，深受了封建道德的熏陶，处处用三从四德来束缚自己。以顺为正，克尽妇道，就是她的忠实信条。有一次，由于潘金莲的挑唆，她与西门庆一时不说话。这时，她的弟弟来劝她说：“你若这等，把你从前一场好都没了！自古痴人畏妇，贤女畏夫，三从四德，乃妇道之常。今后姐姐，他行事，你休拦他……才显出你贤德来。”这就从侧面反映了她所接受的家教。在这种家教下，她作为西门庆明媒正娶的妻子，必然将忠于丈夫、顺从丈夫作为生活的基点，从中显示出这个温柔女子的持重，宽厚、善良、贞洁的贤德来。 　　她忠于丈夫，首先表现在私生活上无懈可击。在西门家里，淫气冲天，人欲横流，而她足不出门，目不邪视，举止稳重，品格端庄，犹如一株出污泥而不染的芙蓉，洁身自香。西门庆死后，她也一再摆脱别人的引诱与威逼，保清白于最后。这不但与众淫妇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与三醮的孟玉楼也有区别。她帮助西门庆主持内政，忠诚其事，处事公正。与五妾相处，不妒不骄，“一回家，好娘儿们亲亲哒哒说话儿”（第六十四回），受到大家的敬重。就是潘金莲，在她面前也会感到有一种邪不胜正的压抑感。吴月娘为了西门庆“早见嗣息，以为终身之计”，乃吃斋祈天，诚心祝愿。后来，尽管李瓶儿先得子，她也关怀备至，视同己出。这一切都出于对丈夫的忠诚，不失为一个贤淑大妇的身份。

克尽妇道吴月娘(2) 　 　　那么，何以谓月娘“奸险”呢？有人说，她让女婿陈经济出入内闺，是谓“引贼入室”；她为求子而焚香祷天，是故施巧计；诸如此类，可以说不是硬加罪名，就是无中生有。事实上，真要数月娘罪行的话，主要就是张竹坡说的这一点： 　　若夫西门庆杀人之夫，劫人之妻，此真盗贼之行也，其夫为盗贼之行，而其妻不涕泣而告之，乃依违其间，视为路人，休戚不相关，而是以为好好先生为贤，其为心尚可问哉？ 　　特别是西门庆拐骗李瓶儿的财物时，她还出主意：“那箱笼东西，若从大门里来，教两边街坊看着不惹眼？必须如此如此：夜晚打墙上过来，方才隐密些。”后来，就是照这个法儿办，而且由吴月娘亲自领头接运，运来的财物又藏在月娘房里。从这件事看，确实可以给吴月娘安上个助纣为虐的罪名。 　　不过，细细考察，本性善良的吴月娘对西门庆的“盗贼之行”并非事事怂恿或不闻不问，时或也有所规劝。第二十一回写月娘祈天时，就担心“夫主流恋烟花”，希望他“弃却繁华”，西门庆听后一时十分感动，说“我西门一时昏昧，不听你之良言，辜负你的好意，正是有眼不识荆山玉……”（崇祯本为了突出这一点，在第一回就加了一段正面规劝西门庆少与应伯爵一干人去鬼混的话）。再如西门庆将无辜的来旺解官时，月娘也曾“再三将言劝解”：“奴才无礼，家中处分他便了，好要拉剌剌出去，惊官动府做甚么？”西门不听劝解，她出来大发牢骚，骂丈夫“恁没道理，昏君行货”，“贼强人他吃了迷魂汤了，俺每说话不中听”！就是盗运花子虚家财物及图谋李瓶儿一事，她也曾苦口婆心地规劝过。请看第二十回当她听说西门庆为讨好潘金莲而骂她“不贤良的淫妇”时的发作： 　　他背地对人骂我不贤良的淫妇，我怎的不贤良的来？……自古道：顺情说好话，干直惹人嫌。我当初大说拦你，也只为好来。你既收了他许多东西，又买了房子，今日又图谋他老婆，就着官儿也看乔了。何况他孝服不满，你不好娶他。……他自吃人在他根前那等花丽狐哨，乔龙画虎的，两面刀哄他，就是千好万好了。似俺每这等依老实，苦口良言，着他理你理儿！你到如今，反被为仇。正是前车倒了千千辆，后车倒了亦如然。分明指与平川路，错把忠言当恶言。 　　可见，吴月娘并非一味助纣为虐，不作劝告，而是往往劝了“不中听”，甚至“当恶言”，还要给她戴上一顶“不贤良的淫妇”的帽子。她感到委曲，感到懊恼，但在那个“夫为妻纲”的社会里有什么办法呢？为了博得“贤良”的美名，不能不顺从，顺从，再顺从！因此，可以说，吴月娘的助纣为虐之行，并不是出于她的本性的表现，而是屈服于“妇道”的产品。她的恶，完全是封建礼教逼出来的，是封建礼教三从四德之恶。

克尽妇道吴月娘(3) 　 　　至于说吴月娘奸诈，也有点冤枉。在《金瓶梅》的娘儿们中，要数李瓶儿和她最老实，不机敏。她常常忍不住气当面骂人，或者中人家的圈套，上别人的当。比如第八十一回写来保送迎春、玉箫给翟谦，不但路上奸了这两个女孩，而且将赏得的两锭元宝回家时克扣了一锭，还将言语恐吓月娘。月娘不知是真，甚是感他不尽，打发他酒馔吃了，又拿了一匹缎子与他妻子做衣服穿。在这里，正如崇祯本所批：“月娘若呆，终不失为好人。”她斗败阴险、泼辣的潘金莲，并不是因为她的奸险胜过潘金莲，而完全是靠她正妻的地位、贞洁的历史、当时的公理，堂堂正正地将潘金莲压服。如第七十五回潘金莲撒泼，坐在地下打滚，自打嘴巴，松散头发，大哭大闹，也无济于事，因为潘金莲毕竟低人一等，不清不白，毫无道理。最后金、梅被斥卖，也完全是她们自作自受，并不是吴月娘施行了什么阴谋诡计的结果。这正如她识破奸情时斥责金莲所说的：“六姐，今后再休这般没廉耻！你我如今是寡妇，比不的有汉子。香喷喷在家里，臭烘烘在外头，盆儿罐儿都有耳朵！……我今日说过，要你自家立志，替汉子争气！”作为一个正统的大妇，要守住丈夫留下的一切，她是决不容许潘金莲败坏门庭，而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断然措施。 　　吴月娘就是这样一个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贤良正妻，是作者赖以平衡众多“淫妇”的“正面形象”。然而，由于她的“正面”的实质是“顺从”，“顺从”的对象又是一个西门庆！于是乎，在今天看来，其“正面”意义又有几何呢？

*镜里春秋 　 　　《金瓶梅》的作者并不否定男女的情欲。只是根据传统的观点，他认为这种欲望非常容易导致过分的贪求，而这种过分的贪求必将招致罪恶。西门庆、潘金莲可以说是小说中两个男女贪淫的首恶。他们贪淫的结果，就是败风纪，毁人伦，乃至谋财害命，最后也毁了自己。再看李瓶儿，她漂亮、温顺、善良，作者对她多少有点同情，但最终还是把她当作“淫妇”来加以批判，因为她确实失之于贪淫。

晚明社会的一面镜子(1) 　 　　西门庆在山东清河县里作威作福，煞是神气，但他毕竟只是一个小小的千户提刑官而已。潘金莲说得好：“你是衙门里千户，便怎的？无故（过）只是个破纱帽，债壳子穷官罢了！”比起朝中大官如高杨董蔡、太尉朱勔等人来，恐怕相差还有一大截呢！且看第七十回所写的“太尉的富贵”： 　　赫赫公堂，昼长铃索静；潭潭相府，漏定戟杖齐。林花散彩赛长春，帘影垂虹光不夜。芬芬馥馥，獭髓新调百和香；隐隐层层，龙纹大篆千金鼎。被拥半床翡翠，枕欹八宝珊瑚。时闻浪珮玉叮咚，待看传灯金错落。虎符玉节，门庭甲仗生寒；象板银筝，磈礧排场热闹。终朝谒见，无非公子王孙；逐岁追游，尽是侯门戚里。雪儿歌发，惊闻丽曲三千；云母屏开，忽见金钗十二。…… 　　这段骈文，把“卖官鬻狱，贿赂公行”的朝中大臣们的豪华奢侈描画得淋漓尽致！他们生活之糜烂，当然十倍于西门庆之流。事实上，不要说这些大官儿，就是那些太监也荒唐得可怕。这些阉竖，竟然也要赶时髦，玩女人。李瓶儿名义是花子虚的老婆，但实际上被她的叔公花公公长期霸占，花子虚等闲沾不着身。那些妓女们就非常讨厌这批“内相公公”来胡闹： 　　桂姐道：“刘公公还好，那薛公公惯顽，把人掐拧的魂也没了。”月娘道：“左右是个内官家，又没什么，随他摆弄一回子就是了。”桂姐道：“娘且是说的好，乞他奈何的人慌。”（第三十二回） 　　统治集团如此荒淫无耻，下层百姓命运如何呢？西门庆生药铺里的傅伙计月薪只有二两银子（第九回），更有不少穷苦的人们不能不卖儿鬻女。第三十七回写道：“南首赵嫂儿家有个十三岁的孩子”，“只要四两银子”，就卖给王六儿当丫头。稍好一点的身价也只值六两（秋菊）、五两（小玉）而已。穷人家女儿“插定”（即订婚）送礼，只是“四块黄米面枣儿糕、两块糖、几个艾窝窝”（第七回）而已！这真是天上地下，霄壤之别。 　　晚明社会的一面镜子对于这种贫富的悬殊，社会的对立，作者意识到了，因而小说致力于暴露时，注意在社会对抗的背景中加以展现。诚然，这部小说的重点是暴露统治阶级的恶，其锋芒也触及到了那些被腐蚀了心灵的下层群众和完全堕落了的奴才，但这决不是说作者眼里的世界全是污浊，心中根本没有人民，而是往往以同情的笔触去表现被统治、被压迫人民的苦难和反抗。他在抨击皇帝、朝臣及“天下赃官污吏、豪恶刁民”时，就为“黎民失业，百姓倒悬”，“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发出哀叹之声，并直接歌颂宋江一类专打不平的“强盗”（第三十回）。小说中难得的正面人物武松，最后也跟随宋江上梁山去了。第二十七回在引用《水浒》中同样引用的“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黍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楼上王孙把扇摇”这首鲜明地表现社会对立的诗歌之前，还多了一段两类“三等人”的议论。作者认为，人世间有一类是“怕热”的田间农夫、经商客旅、塞上战士，另一类是“不怕热”的宫内帝后、羽士禅僧和王侯贵戚、富室名家。这里且各择一等，以观作者的态度：

晚明社会的一面镜子(2) 　 　　……田舍间农夫，每日耕田迈垅，扶犁把耙，趁王苗二税，纳仓廪余粮，到了那三伏时节，田中无雨，心中一似火烧。 　　……王侯贵戚、富室名家，每日雪洞凉亭，终朝风轩水阁。虾须编成帘幕，鲛绡织成帐幔，茉莉结就的香球吊挂。云母床上，铺着那水纹凉簟；鸳鸯珊枕，四面挠起风车来。那旁边水盆内，浸着沉李浮瓜、红菱雪藕、杨梅橄榄、婆白鸡头。又有那如花似朵的佳人，在旁打扇。 　　在这里，作者客观上揭示了社会的对立，并明显地站在同情“怕热”的三等被统治者的立场上。作者的这种思想感情还反映在描写西门庆的家人时，对仆人来旺、宋惠莲夫妇、丫鬟秋菊，乃至小妾孙雪娥这些人的苦难遭遇也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同情，甚至可以说，这部小说还能使人觉得，如武松那样，“上梁山为盗去”，跟随宋江，“替天行道，专报不平，杀天下赃官污吏，豪恶刁民”，正是一条可走的道路。 　　《金瓶梅》这样描写社会，无疑在客观上触及到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明王朝到万历时期，急剧走向衰落。由于当时明神宗的昏庸荒怠，以致佞幸擅权，内阁纷争，上为结党营私，下竞夤缘钻刺，吏治败坏，贪污成风。统治集团过着越来越荒淫无耻的生活，广大人民则日益贫困。 　　于是，柔者转死沟壑，强者揭竿起义，全国爆发了“民变”数十起。这样的现实，正如屠隆在《奉杨太宰书》中所说： 　　隆窃思此时，国本未定（按：指建储之争，参见本书《明神宗与〈金瓶梅〉》篇），朝议多端，宗室失所，边防懈弛，吏治粉饰，官守贪污，人情倾仄，俗尚浮夸，费用太繁，征求颇急，闾阎空虚，黔首痼瘵。又如，以灾情事，大有可虞！夫天下仳离，则治平继之；治平之后，所继养复治平矣！ 　　火山总有一天会爆发的。不到三十年，张献忠、李自成的起义，终于席卷了《金瓶梅》所表现的社会。有人说，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这话是有相当道理的。 　　《金瓶梅》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它所反映的内容十分广泛。用当时谢肇淛的话来说，“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语”，都达到了“穷极境象，駴意快心”的地步，不少都可作为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等史料来加以引用，这里无法一一罗列，只能抓其一纲而不举其目了。

聚光镜对准了皇帝(1) 　 　　《金瓶梅》能在社会对立的背景上刻意暴露封建统治集团的恶，这已显示了它的不同凡响之处。但它并不满足于此，还敢于进一步“伤时骂世”、“讪谤君相”（《红楼梦》第一回），把矛头直指封建社会中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这点恐怕连后来者曹雪芹也为之却步。再进一步，我们可以看到，《金瓶梅》之敢于犯上，丑化皇帝，并不是一般的信手所及，随便带到，而是通过巧妙的构思，把整个暴露的聚光镜紧紧地对准了皇帝。 　　先看小说开头，作者提纲挈领地安排了这么一段话： 　　话说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黎民失业，百姓倒悬，四方盗贼蜂起……皆轰州劫县，放火杀人，僭称王号，惟有宋江，替天行道，专报不平，杀天下赃官污吏，豪恶刁民。 　　这段话，粗看起来似乎与正文并不十分搭界，实际上却是作者对《金瓶梅》世界的高度概括。在第三十回，作者再次评论这一社会，道： 　　看官听说，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不因奸佞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人。 　　显而易见，这里所谓“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云云的社会弊端，正是《金瓶梅》所着重暴露的。作者在这里用最明白的语言告诉人们：造成这些弊端的根源，正是昏庸腐败的统治集团，而其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最高统治者徽宗皇帝。 　　当然，这是作者置身于故事情节之外的议论，似乎还不足以体现作者的意图。我们且进一步从小说的故事发展中来看一看“徽宗皇帝”这一角色处于何等地位。如前所述，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是西门庆。西门庆是恶的代表，《金瓶梅》世界中种种假丑恶几乎都与他有着联系。然而，西门庆之所以能作恶多端，肆无忌惮，正是与他挤进官场有关，而他能步步高升的关键就是背后有那位徽宗皇帝在。这个山东僻县中的地痞头上的山东省理刑副千户的乌纱帽，就是从蔡京手里买来的。第三十回写到蔡京屡屡受到西门庆的贿赂，感到有点过意不去，心里觉得“如何是好”。于是就问送礼的来保道：“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来保回道说：“小的主人一介乡民，有何官役？”蔡京就说：“既无官役，昨日朝廷钦赐了我几张空名告身札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很清楚，蔡京之所以能在这里轻而易举地卖个官给西门庆，正是皇帝纵容的结果。作者心细如发，在这里特意安上“钦赐”一句，话虽不多而重如千钧，直将一把解剖刀探向了心肝。后来，西门庆“贪肆不职”，被曾御史奏了一本，“乞赐罢黜，以正法事”：

聚光镜对准了皇帝(2) 　 　　理刑副千户西门庆，本系市井棍徒，夤缘升职，滥冒武功；菽麦不知，一丁不识。纵妻妾嬉游街巷，而帷薄为之不清；携乐妇而酣饮市楼，官箴为之有玷。至于包养韩氏之妇，恣其欢淫而行检不修；受苗青夜赂之金，曲为掩饰而赃迹显著。（第四十八回） 　　这里所开列的罪状，条条确凿。可是这件事先由西门庆“打点”了蔡京，再由蔡京去迷惑皇帝，闹到最后，圣旨下来，曾御史受到了处罚，而西门庆却得到了嘉奖： 　　理刑副千户西门庆，才干有为，英伟素著。家称殷实而在任不贪，国事克勤而台工有绩。翌神运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齐民咸仰。宜加转正，以掌刑名者也。 　　于此可见，西门庆一流“赃官污吏、豪恶刁民”的最高后台就是皇帝。《金瓶梅》就是这样清楚地告诉人们：这个世界的统治机器，正是皇帝通过朝中高杨童蔡“四个奸党”来层层控制、培植和组装起来的，因而这个社会腐败势力的总后台就是皇帝。 　　《金瓶梅》中的皇帝不仅是打击正义、扶植邪恶的总后台，而且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贪财好色的恶棍。他为了满足私欲，营建艮狱，差人“往江南湖湘采取花石纲”，搞得“官吏倒悬，民不聊生”，“公私困极，莫此为甚”（第六十五回），而他因这一己之欲得到了满足，就“朕心加悦”，大加封赠，蔡京、朱勔等一大批奉承他的大小官员都升官进爵（第七十回）。第七十一回，写皇帝临朝，百官叩拜，仗卫庄严，用了八九百字的骈俪文词来写这皇帝，开始时说“这帝皇生得尧眉舜目，禹背汤肩”，似讽似颂地用了一套浮文滥调，接着就直点了他的真面目：“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商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不错，西门庆一流的总后台，只能是孟商王、陈后主一路货色！ 　　《金瓶梅》将暴露社会黑暗的焦点集中到皇帝身上，是抓住了腐朽的封建政治的要害的。封建政治的最大祸害，就是“朕即国家”，专制独断，毫无民主。假如皇帝是个昏庸无道之主，那政治就不可能有清正光明之日。而且，上行下效，层层污染，必将毒化整个世界。然而，这个使中国社会长期黑暗、腐败的根子，就是不准人们去挖，去碰。欺君罔上，就罪该万死，更何况去直接诋毁、大胆痛骂呢！早在明初成祖时，就下过一道禁令：“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如今，《金瓶梅》竟敢冒风险，抓要害，批逆鳞，怎不令人赞叹！更何况，这部小说所骂的皇帝并不只是宋徽宗这只“死老虎”，而是针对着现实中的“活老虎”呢！

聚光镜对准了皇帝(3) 　 　　至于如何针对“活老虎”，“且听下回分解”。

明神宗与《金瓶梅》(1) 　 　　还在《金瓶梅》流行之初，人们就从这部“秽书”中嗅出了它的政治讽喻性。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说得比较明确，认为这是一部“指斥时事”之书。最早透露《金瓶梅》一书消息的袁中郎在《与董思白书》说得比较含蓄，称它“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众所周知，《七发》一文是针对“太子”一类统治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乃至“久执不废，大命乃倾”发出的讽谏。《金瓶梅》胜于《七发》，那究竟是何等样的小说？与以上说法类似的，词话本欣欣子序结尾处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廿公跋语一开头就说：“盖有所刺也。”看来，万历间的第一批读者心里大都明白，《金瓶梅》并不只是一部“秽书”，而是有其现实政治意义的。其矛头指向谁？他们躲躲闪闪的言词不能不令人怀疑：这是否涉及到地位高于严嵩、陶仲文、陆炳之流的最高统治者？ 　　明朝君王之贪淫，实为空前。成化时，万贵妃宠冠后宫，群小皆凭以竞进，方士胡僧等纷纷以献房中秘方骤贵，一时谏诤风纪之臣，争谈秽媟。武宗、世宗、穆宗衣钵相传，多信媚药，淫乐无度，以至佞幸进献成风。其中如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认为《金瓶梅》所影射的陶仲文，即世宗时进“红铅”得幸：“嘉靖间，诸佞幸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则用‘红铅’……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至穆宗以壮龄御宇，亦为内宫所蛊，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死时才三十六岁，不比差不多同样致死的西门庆多活几年。接下来就是《金瓶梅》出现的万历朝。神宗之好淫，比之乃祖有过之无不及。据记载，万历十二年，他一次就扩充了宫女九十七人。他幸御嫔妃嫌无味，犹试男宠：“选垂髫内之慧且丽者十余曹”，与之“同卧起”，“内廷皆目之为十俊”（《万历野获编》）。大臣们接二连三地“进无欲之训”，劝他“嗜欲以节”，但这位恋色成性、淫欲过度，以致不时“动火头眩”、气虚体弱的皇帝根本不听，后来发展到终年不接朝臣，日处深宫荒淫。夏日，于明月高悬之夜，令宫女以轻罗团扇争扑流萤。若流萤落在某女簪上，则是夜幸之。故宫女争以香水洒于簪上，以盼流萤光顾。冬天，则于洛殿大池，注满香汤，挑柔肌雪肤的宫女同浴于池，效“鸳鸯之会”。至于春秋之淫乐，更别出名目，不言可知。皇帝如此耽于女色，不但整个社会淫风大炽，而且直接给朝廷政治带来了危害。万历十四年后，正是由于神宗迷恋“情色”、宠幸郑贵妃而萌发废长立幼、动摇“国本”的念头，于是围绕着册立东宫问题，引起了一场震动朝廷、长达十几年的异常激烈的斗争。在万历二十年《金瓶梅》成书前后，正是这场斗争的一个高潮。

明神宗与《金瓶梅》(2) 　 　　这件事还得从头说起。本来，神宗的王皇后没有生孩子。万历十年，神宗私幸慈宁宫宫女王氏后得长子常洛。这位王氏宫女的年龄比神宗大，神宗只是一时高兴，竟有了孕，要不是太后抱孙心切，神宗还不一定认账。迫于母命，神宗于四月册封王氏为恭妃，八月就生下了这个一生倒霉的常洛。十四年正月，最得宠的郑氏生了皇三子常洵（第二子一岁夭折），二月即册封为贵妃，名位竟在恭妃之上。这时，长子常洛已五岁，皇帝毫无册立东宫的迹象，于是朝廷内外纷纷怀疑将立三子，当时的宰相申时行等人连续两次联名上疏恳请册立东宫，以重“国本”。皇帝的答复是稍待二三年，敷衍了过去。接着，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请求册立太子，强调正名定分，并明确指出当“首进恭妃，次及贵妃”。这下触怒了神宗，说：“恶彼疑朕立幼废长。”这正是不打自招。应麟就此被谪为山西广昌县典史。但这件事让太后不大高兴。一天，帝入侍，太后问起此事，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这是因为内廷呼宫女为都人，太后亦宫女出身。正因此，神宗虽欲立三子为太子而有碍于太后名分，不敢断然废长子。他内心充满矛盾，臣子们又不断上疏，指斥宫闱，这使他十分恼火，形成了“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明史·福王常洵传》）的恶性循环。每年总有几位不怕死的臣子上疏册立太子，随着的就是降职、罢官、打屁股。其中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规劝皇帝戒除酒色财气四病。关于色，他就这样说皇帝，“宠十俊以启幸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悬，此其病在恋色也”。疏文最后，特地附“酒箴”、“色箴”、“财箴”、“气箴”四箴以献。这篇四箴疏，可以说是对神宗全面而严厉的批评，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关于册立太子的事一直闹到万历十八年，皇帝总算答应“后年（即万历二十年）册立”。可是反复无常的神宗，后来发了一次火，又改为二十一年举行。二十一年到了，又变卦了，说再等几年。于是天下大哗，廷臣谏章日数上，力请追还前议。闹到二十二年二月，才让十三岁的常洛出阁讲学，于是臣心稍安，一股“争国本”的浪头趋向低潮，但也时有催请册立、触怒皇帝之事，一直折腾到万历二十九年十月，才草草完成了册立之礼。《金瓶梅》的作者，假如卷入了“国本”之争的漩涡，甚至是因此事牵连而被迫去国如屠隆者，难道不会很自然地将此事反映到小说中去吗？ 　　明神宗贪淫固然十分突出，而“酒色财气”中的另外三病也相当严重。雒于仁所陈四箴，完全基于事实。请看万历二十年正月御史冯从吾抗疏言：“不知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陛下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外庭无不知者。天下后世，其可欺乎！”就此一例，即可见其酒、气两端。至于神宗之贪，也实惊人。现代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评这位皇帝曰：“怠于临政，勇于敛财”，“行政之事可无，敛财之事无奇不有”，“帝王之奇贪，从古无若帝者”（《明清史讲义》）。《金瓶梅》的作者，作为这样一个皇帝统治下的臣民而又追求作品有所“寄意”的小说家，难道对此能不闻不问，无动于衷吗？

明神宗与《金瓶梅》(3) 　 　　事实上，当时轰动天下的“册立东宫”事件，在《金瓶梅》中是有所反映的。第八十七回写武松到安平寨去时，“不想路上听见太子立东宫，郊天大赦”。第八十八回陈经济的母亲张氏也说：“喜者，如今且喜朝迁册立东宫，郊天大赦。”显然，这是小说作者在万历二十、二十一年左右创作时，受到当时盛传皇帝要册立太子的时代浪潮冲击后，不自觉地表现于笔下的。此外，在第六十五回山东两司八府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名：陈四箴。在他前面还有一个“何其高”。这两个寓意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不能不使人觉得作者是把雒于仁陈四箴以及其他人为册立太子之事几次三番地谏诤于廷的事放在心上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金瓶梅》与当时的历史并非无关，作者对当时时政也没有无动于衷。假如再进一步联系小说卷首特意附上一组批判酒色财气的《四贪词》，编进项羽“只因宠着一个妇人”而毁了霸业和刘邦“只因也宠着个妇人”而想废嫡立庶的故事，就更使人强烈地感到整部作品对“四贪”的批判，特别是对贪恋情色的鞭挞，是有的放矢，寓意深长的。正如欣欣子序言所说：“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当然，《金瓶梅》惩淫色、戒四贪的客观意义和主观创作意图，都不一定仅仅是针对神宗之荒怠，西门庆式死去的武宗、穆宗一类或许也是作者心目中鞭挞的对象。但是，我们无法否认这部小说包含着“指斥时事”、讥刺君王的重要因素。这部有名的“淫书”，也正是一部具有相当现实政治意义的“有为之作”。写淫与讽政的统一，也遂使这部小说成了名副其实的“奇书”。

人性弱点的思考(1) 　 　　《金瓶梅》的开头很特别，前面先引了一组《四贪词》，对酒、色、财、气四病作了一番批判性的咏叹，如咏“色”云： 　　休爱绿髩美朱颜，少贪红粉翠花钿。损身害命多娇态，倾国倾城色更鲜。莫恋此，养丹田。人能寡欲寿长年。从今罢却闲风月，纸帐梅花独自眠。 　　接着的“入话”，又把四病中的一病“色”突出出来，强调“情色二字”，“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崇祯本虽然对开头作了改动，但其“引子”的核心还是从酒色财气“四箴”入手，并加上批语曰：“一部炎凉景况，尽此数语中。”的确，整部小说就是在这种对于人性弱点的思考的基础上层层展开的。 　　“人性”问题早就为我国先秦的哲学思想家们所注意。人性是善还是恶，或者无善无不善，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呢？哲学家们喋喋不休的论争自然会影响文学家的头脑，迟早会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从我国小说发展的历史看，其描写对象从神到人是一个进步；从超人到凡人又是一个进步；再到侧重于刻画人情，探讨人性，又是一个进步。当然，这种进步，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较早得到了反映。例如《清平山堂话本》中的《错认尸》一篇，其入话诗就道出了宗旨：“世事纷纷难意陈，知机端不误终身。若论破国亡家者，尽是贪花恋色人。”把一切祸害的根源归结于人类常犯之病：“贪花恋色”。在正文中，又说“只因酒色财和气，断送堂堂六尺躯”，扩大为四病。事实上，酒色财气在我国古代普遍认为是人性的弱点，是常人易得的病证。早在《战国策》卷二十二《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章中，就提到酒色等四者“足以亡其国”的观点；至后汉时，有人曾以“酒色财”作为三戒；到了元明时期，酒色财气四戒已在词曲小说中普遍出现，且在这四字中，往往特别强调“那色字利害”（《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金瓶梅》即在此基础上，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第一次比较自觉地将整部作品的构思立足在暴露人性中的“酒色财气”四病上。 　　由于《金瓶梅》集中暴露了由酒色财气带来的罪恶，故人们往往会引起误解，认为其作者即是“性恶论”者，将人生的本原看作恶，是酒色财气。其实不然。假如说他的人性论接近谁的观点的话，那还是比较接近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或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说法。《金瓶梅》的作者并不认为人人都必定有酒色财气之病，病就病在“贪”上，过度上。即以色论，告子曰：“食色性也。”饮食和男女是人性所固有的。因此，《金瓶梅》的作者并不否定男女的情欲。只是根据传统的观点，他认为这种欲望非常容易导致过分的贪求，而这种过分的贪求必将招致罪恶。西门庆、潘金莲可以说是小说中两个男女贪淫的首恶。他们贪淫的结果，就是败风纪，毁人伦，乃至谋财害命，最后也毁了自己。再看李瓶儿，她漂亮、温顺、善良，作者对她多少有点同情，但最终还是把她当作“淫妇”来加以批判，因为她确实失之于贪淫。当初，李瓶儿嫁给花子虚后，并没有过着正常的夫妇生活，这是由于她的叔公花太监似乎占有了她，故李瓶儿与他丈夫“另一间房里睡着”。花子虚无可奈何，“每日在外边胡撞，就来家，奴等闲也不和他沾身”（第十七回）。这就养成花子虚即使在花公公死后也长期在外宿娼，“整三五夜不归家”，气得李瓶儿一身病痛。后嫁给蒋竹山，原想把他“当块肉儿”，但结果是个“腰里无力”的“中看不中吃的蜡枪头、死王八”，也使她“不称其意”（第十九回）。相比之下，西门庆的“狂风骤雨”满足了她渴求的欲望，所以她几次说道：“你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第十九回）李瓶儿就是贪求这“医奴的药”，使她违反了当时的社会秩序，狂热地追求西门庆，以致一时间变得心狠手辣，气死了花子虚，逼走了蒋竹山，几乎完全成了两个人。最后，她终于也被这“医奴的药”种下了病根，因经期与西门庆交欢而“精冲了血管”（第六十一回），再加上被潘金莲“气恼”就“气与血相搏则血如崩”而亡。这正如张竹坡所说的，写李瓶儿“甚言女人贪色，不害人即自害也”。总之，《金瓶梅》的作者要批判的不是人性的本身，而是人性的弱点，即人性中容易导致过分之求的倾向。这里，酒色财气，特别是情色，就是作者认为人性中最有诱惑力，因而也是最有危险性的东西。

人性弱点的思考(2) 　 　　《金瓶梅》的作者在暴露、批判人性的弱点时，当然不可能用阶级论，他往往强调“贵贱一般，今古皆然”（第一回），但在具体描写中，这种人性的弱点在各人身上又表现得千差万别。比如贪财，蔡太师的受贿，西门庆的奸取，乃至王六儿等的“借色求财”（张竹坡语），贪财则如一，表现各有别。而且，《金瓶梅》的作者或许受了告子的影响，并不认为人性的弱点之所以成病是先天的，而是被后天社会环境熏染成的。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告子》上）人性犹如杞柳，可以编成各种不同的器具。或者说，人性好像水，“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引导不同，发展就不同。潘金莲之所以成为荡妇，就是因为从小被卖在王招宣府家学歌学舞，学“描眉画眼，弄粉涂朱”，学“一腔机诈，丧廉寡耻”。张竹坡说：“使当日王招宣府家，男敦义礼，女尚贞廉，淫声不出于口，淫色不见于目，金莲虽淫荡，亦必化为贞女。”的确，环境对潘金莲性格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至于西门庆，出生在一个破落户财主家，从小是个浮浪子弟，“在三街两巷游串”，惯于寻花问柳，也就逐渐使他好色成性。《金瓶梅》的作者在揭示环境对人的影响时，又十分强调“上行下效”，把恶的源头归于上层，指向统治阶级。这也正如张竹坡在《读法》中说的那样：“西门止知贪滥无厌，不知其左右亲随，且上行下效，已浸淫乎欺主之风。”如第七十八回，写到其亲信玳安刚侍候西门庆从贲四嫂屋里出来，自己就紧接着进去“睡了一宿”。于此，词话本的作者点明： 　　看官听说，自古上梁不正则下梁歪。此理之自然也。如人家主行苟且之事，家中使的奴仆，皆效尤而行。 　　因此，我们说《金瓶梅》的作者在暴露酒色财气等人性的弱点时，尽管有把它们当作人类共性的倾向，但同时又把它们表现得各有个性，他还朦胧地感觉到：这种人性的弱点具有“上”“下”之分，而其罪恶的源头正是在“上”而不在“下”。请问：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对于“人性”问题作如此暴露并作如此思考的，能有几多？

性解放乎？淫首恶乎？(1) 　 　　《金瓶梅》之所以成为一部有名的禁书，就是因为它是“古今第一淫书”。它那赤裸而又放肆的对于男女性行为的大量描写，实在是空前少见，惊世骇俗的。今天，人们要出版、阅读、研究它时，谁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本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古往今来，世界上哪间房屋里不发生这等事情？因此，流传至今的周代的鼎盘、汉朝的刻石、唐代的铸钱，都有如此这般的造形。元代喇嘛教所铸的欢喜佛之类的裸形交合的神像，今天仍可见之于北京的雍和宫。生民之初不明白生殖机能的科学意义，这就十分自然地对这一人类赖以生存、延续的行为感到既神圣又神秘。在先秦两汉时代还有不少专著来加以研究，如《汉书·艺文志》中所列的《素女经》、《容成子》等就有好多种。但是，后来我国被以讲究“礼义廉耻”的儒教所统治，这等事情也就慢慢地成为可做而不可说了。只偶尔在《汉书》、《晋书》、《唐书》之类的正史中略见几笔，有《飞燕外传》、《游仙窟》、《迷楼记》等小说稍作铺叙，以及零星的几则笔记、有数的几幅画有所泄露之外，一般都避免提到它，更不去描摹形容它。假如一定要提及，也往往用“云雨”、“敦伦”、“房事”、“人道”等字眼来加以取代。就是有关不正当的性行为也有代称，如乱嫖称之为“寻花问柳”，奸暴则曰“狂蜂采蕊”，诸如此类文雅又含蓄的名词，使人读了不至于脸红。然而，《金瓶梅》却一反常态，竟大写特写其男女苟合，乃至种种乱伦灭理的滥交。于是，有人对照现代西方的某种颇为时髦的风气，禁不住惊叹：《金瓶梅》宣扬的是“性解放”，而且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金瓶梅》真的是宣扬“性解放”吗？在《金瓶梅》产生的年代里，人们对于性与淫是有严格区别的。性指正当的夫妇生活；淫则指无度，乱合。《金瓶梅》的作者对于与“食”并列的“性”显然不是简单否定的。屠隆在《与李观察》信中就谈到自己的性欲“其根固也”，“若顿重兵坚城之下，云梯地道攻之，百端不破；”这是因为“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以此，则其根也，根固难去也”。在《金瓶梅》中，对于符合名分的生理上的要求，往往并无非议，通常只是用“是夜在（其妻妾）房中歇了”之类一笔带过，对于并不贪淫的吴月娘、孟玉楼等人也并不流露多少贬斥之意。因为这是“性”，不是“淫”。那么作者对于在性的问题上“自由”、“解放”的态度如何呢？显然，他认为这是淫，是必须否定的。 　　否定的表现之一，是在总体设计上把那些贪淫的主角置于批判的位置上，让他们遭到报应，不得好死。淫棍西门庆，最后因乱服春药下边毒肿“遗精溺血”而亡；荡妇潘金莲因淫作孽，成了刀下之鬼；李瓶儿贪那“医奴的药”，结果被“精冲了血管”，死于“崩漏之疾”；春梅也“淫欲无度”，得了“骨蒸痨病”，暴死于“性解放”之时。让这批追求“性自由”的角色遭到如此下场，岂不是最严厉的诛伐？同时，这些人“淫”字当头，坏事做尽，不但害己，而且害人。西门庆从诱奸潘金莲开始，杀人夺妻，贪赃枉法，奸巧骗钱，无不与“淫”字相关。聪明能干的潘金莲先亲手毒杀武大郎，后设计惊死小官哥，在西门家妒心大发，口角不断，也不是“淫”字在作祟吗？本来温柔善良的李瓶儿，一变而为心狠手辣，活活气死丈夫花子虚，接着又迫不及待地再嫁蒋竹山，然后又一脚将他踢开，死心塌地倒在西门庆怀里，不也是因为贪求床间的“狂风骤雨”吗？春梅由婢作夫人，也因为她“贪淫不已”，接连葬送了陈经济、周胜、刘二、孙雪娥、周义等五条人命。《金瓶梅》就是这样告诉人们：贪淫无好死，万恶淫为首！

性解放乎？淫首恶乎？(2) 　 　　作者否定淫的表现之二，是在具体描绘那些细节时，往往与罪恶、贪欲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不单纯地为写淫而写淫。有人作过统计：全书描述男女同宿共一百零五处，其中大描绘者三十六处，小描者三十六处，根本未描者三十三处。可见“根本未描者”占有相当比例，加上“小描者”一共约占三分之二。有时即使写西门庆与潘金莲比较放纵地作乐，也只是用“是夜两人淫乐无度”一句轻轻带过。凡是“大描大绘”处，十九是作者加以巧妙地穿插，将其淫行与其他丑行交织在一起，以增强批判力量。例如最荒唐的“醉闹葡萄架”一节，就是为了表现潘金莲的嫉妒和西门庆因此而故意将她一再惩罚，以致搞得那“妇人”目瞑气息，微有声嘶，舌尖冰冷，四肢收亸”，昏厥了过去，充分地暴露了这个性虐狂的嘴脸。与此有关的，紧接着秋菊被潘金莲罚在三伏天烈日之下头顶大石，跪在当院；小铁棍被西门庆拳打脚踢，“死了半日”，进一步鞭挞了西门庆与潘金莲白日宣淫的丑恶行径。而当西门庆与宋惠莲、王六儿、如意儿、贲四嫂等苟且时，大都写财与色相互作交易，一边说：“你若依了我，头面衣服随你拣！”一边讨：“你有银子，与我些儿。”（第二十三回）这就使两“贪”相映，倍增其丑。因此，《金瓶梅》的写淫，总的来说不是出自欣赏，而是重在谴责。“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奉劝世人勿为西门之后车可也。”（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 　　作者既然把“淫”放在批判的位置上，那么为什么在“大描大绘”之中往往写得那么客观细致，甚至津津有味呢？这与作者对于用文学作品来表现性欲问题的特殊看法有关。屠隆认为，文学作品要达到“示劝惩，备观省”的目的，就有必要“善恶并采，淫雅杂陈”（《鸿苞·诗选》），而不必对“淫”躲躲闪闪。更何况当时的社会在皇帝的带动下，淫风充斥，不要说士大夫纵谈房中之术习以为常，就是官宦人家的年轻媳妇，也居然“春宫尤精绝”（徐树丕《识小录》）。就文学作品而言，稍前的《如意君传》、《金主亮荒淫》、《张于湖误入女贞观记》，以及同时代的《绣榻野史》、《弁而钗》、《宜春香质》等书，多少也有性行为的描写。就是需要表演的戏曲作品，如屠隆的《修文记》以及徐渭的《四声猿》、汤显祖的《还魂记》、陆采的《南西厢》等，也免不了淫秽的笔墨。特别是那些市井间的戏谑文字，更有不少围着“性”字转。《金瓶梅》的作者耳闻目濡，也就往往不以为秽，只是把它当作人生现实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像描写其他现象一样，随笔写来，细加描摹。殊不知这下闯了大祸，它因此而被加上了“淫书”的恶谥长期打入禁宫。

性解放乎？淫首恶乎？(3) 　 　　如今看来，这样一部杰作禁是禁不住的，毁也是毁不了的。那么，对于那些“秽词”怎么办呢？有人主张删，删去了仍“不失为一部伟大的名著”，而且“也许‘瑕’去而‘瑜’更显”。然而，这些秽亵描写，除个别的或许是照搬现存的作品而稍显游离情节外，多数则是表现主题、刻画人物的有机组成部分，删去势必会破坏全书的完整性、连贯性。不删呢？对于未受科学的性教育和有健全的性心理的人群，特别是青少年，确实是后果堪忧。究竟应该怎么办？我看还是分清情况，区别对待；删、全俱存，各取所需。

重彩浓墨写饮食(1) 　 　　《孟子》说：“食、色，性也。”在不少人印象中，《金瓶梅》专写了一个色字，而且是黄的。清初的丁耀亢在《续金瓶梅》中就这样说过：“一部《金瓶梅》，说了个色字。”（第四十三回）其实，人生在世，食比色更要紧。没有食，哪能活？何谈色！《金瓶梅》写饮食，真是重彩浓墨，下足了工夫，不亚于写男女。你看，全书一百回。哪一回没有写到食？据有人统计，小说写到的菜肴约有200种，其中禽类41种，畜（兽）类67种，水产类25种，素菜24种，蛋品2种；主食中饼类37种，糕类12种，面食类30种，饭粥类12种；另有汤类7种，酒类31种，茶类19种，干鲜果品21种。这样一本账，不能不令人惊叹！翻开中国文学史，从古到今，有几部作品能这样聚精会神地写食品，写吃写喝？

《金瓶梅》写食，并不像菜场上摆摊子那样罗列一番，而是有深意在焉。多数场合下，我们看到的西门庆家是何等穷奢极欲，何等铺张浪费。如第二十二回写西门庆随便请他的小兄弟应伯爵吃早饭，摆上餐桌的是：“四个咸食，十样小菜儿，四碗炖烂下饭：一碗蹄子，一碗鸽子雏儿，一碗春不老蒸乳饼，一碗馄钝鸡儿。银镶瓯儿粳米投着各样榛松栗子果仁、玫瑰白糖粥儿。”西门庆陪着吃了，还拿小银钟筛金华酒，每人吃了三杯。这种排场，即使当今广州一般的“吃早茶”，恐怕也不能与之相匹敌。至于像我这样上海出生的人，从小早饭吃的是咸菜加泡饭，有时若加半根“油炸桧”（即油条），那就十分美味了。像西门庆这样二三个人吃这样的早饭，真是匪夷所思。至于中饭，排场当然更大，三汤五割（上三次汤类，有五道菜需用刀割的），不在话下。假如碰到请官员，拉关系，就更豪华，不但菜肴的量多、品精，而且餐具高雅，外加戏曲表演，吹吹打打，乃至请几个女孩子来“三陪”。如西门庆请蔡、宋两御史，一顿酒席就花了“千两金银”！而那些达官们的派头就更是吓人，如蔡太史的翟管家为西门庆洗尘，一场筵席，列着“九十样大菜，几十样小菜，都是珍馐美味，燕窝鱼翅，绝好下饭”。这上百样的小菜如何下筷？似乎有点夸张。其实这正是明代社会的真实反映。据说，《金瓶梅》时代的首相张居正奉旨归葬时，“所过州邑，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后来得到真定太守的款待，才满意地说：“吾至此仅得一饱耳！” 　　金瓶梅》也写到了穷人们的食，与西门庆等人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第五十五回写到苗秀、苗实与两个歌童四人在酒店中的一顿饭是“打上两角酒，攘个葱儿蒜儿，大买肉儿，豆腐菜儿，铺上几碟”，就准备“舒怀畅饮”。更可怜的是一百回中的那些“挑河伙子”，吃的只是“一大锅稗稻插豆子干饭，又切了两大盘生菜，撮上一把盐”，就算填饱了肚子。这就是《金瓶梅》写食所描绘出来的第一幅贫富悬殊图。

重彩浓墨写饮食(2) 　 　　整个社会是贫富悬殊，阶级分明，就是在一个大圈子里的人吃饭，也是等级森严，毫不含糊。在官场里，如第六十五回宋御史请六黄太尉吃饭。六黄太尉是一人一席的专席，又是个大桌面；宋御史与两司的官员都是平头桌席，这是第二等；以下府官，只是散席而已。在家里，西门庆过元宵节，合家欢乐饮酒，西门庆与吴月娘居上座；其余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西门大姐都在两边列坐；再在东首设一席，给女婿陈经济坐。处处都写得层次分明。写吃饭就写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礼”，写出了一个社会的等级。 　　社会有了等级，人与人之间就不会平等，人心就容易趋炎附势，嫌贫爱富。《金瓶梅》第三十五回，通过写两杯茶，写尽了人间的世态炎凉。一日，西门庆的穷兄弟白赉光来见他。西门庆明明在家，小厮平安儿知道主人不欢迎他，就谎说不在家，推三阻四，就是不让他进门。白赉光硬是把槅子推开，进入厅内，在椅子上坐了。众小厮也不理他，由他坐去。正巧，西门庆有事出来撞见，推辞不得，只得让坐。这里，小说特别写了西门庆睃见白赉光的一副寒碜相：“头带着一顶出洗覆盔的、恰如泰山游到岭的旧罗帽儿，身穿着一件坏领磨襟救火的硬浆白布衫，脚下靸着一双乍板唱曲儿前后弯绝户绽的皂靴，里边插着一双一碌子蝇子打不到、黄丝转香马登袜子。”西门庆只好无奈地与他搭讪着。“说了半日话，来安儿才拿上茶来”。白赉光才拿在手里呷了一口，只见小厮拿着大红帖儿往里飞跑，报道：“掌刑的夏老爷来了，外边下马了。”于是，西门庆就不管白赉光，往后边换衣服去了。白赉光只得躲在西厢房内，打帘里望外张看。他看到的是，夏提刑进到厅上，两人分宾主坐下，“不一时，棋童儿拿了两盏茶来吃了”。请注意，一个是“说了半日话”才拿上茶来，一个是坐定后“不一时”就上茶了。难怪张竹坡在这里批道：“明衬赉光，可叹，可叹！”同样上一杯茶，写尽了人间的势利。当然，小厮们的势利，根子在他们的主人。小厮们即使小心翼翼地去迎合主人的旨意，但还是没能做到主人满意，因为他们毕竟让那个丧气的穷兄弟进门了，最后还是逃不了西门庆的一顿毒打。

《金瓶梅》写食，还写出了一个腐烂透顶的官场。在一部《金瓶梅》中，贿赂的最佳工具除了金银财宝外，就是独多各色各样的食品与食器。请看，西门庆欲害武松，给知县送了五十两雪花银，还有一副金银酒器；西门庆给蔡京庆上寿礼品中，也有“两把金寿字壶、两副玉桃杯”、“汤羊美酒，尽贴封皮”；西门庆贿赂安进士、蔡状元，也送上“一分嗄程、酒面、鸡鹅”，又在家“预备下酒席”；后来迎接宋御史、蔡御史，盛宴后又“把两桌席面，连金银器”一并奉送；在宴请六黄太尉后，“桌面器皿，答贺羊酒”，俱送皇船交割；西门庆升官进京谢恩时，赠送朱太尉的即是“金华酒四坛”，另送崔中书“一腔羊，一坛酒”，送何太监“一口猪，一坛酒”。食品，是西门庆打通关节、贿赂上司的利器。人，离不开食。只是有的该食，有的不该食。不知古今中外的官儿们每每酒肉穿肠过时，是否想过西门庆们送来的正是埋在心里的炸弹？

*匠心独运 　 　　西门庆开始奸骗李瓶儿，完全是出于好色和贪财，因此并不把她真正放在心上，连约定行礼的日子也一会儿就忘得一干二净。后来把李瓶儿娶来后，又怪她招赘蒋竹山，就故意在精神上加以折磨，逼得她上吊自尽。救活后，又毒骂了一顿，再用鞭子抽打，根本没有什么情义可言。但另一方“淫妇”李瓶儿却把他当作“医奴的药”，口口声声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不能不使西门庆在感情上有所触动。

寄意时俗(1) 　 　　《金瓶梅》基本的艺术风貌是什么？欣欣子序开头就指出：“寄意于时俗”。这就是说，《金瓶梅》是一部通过描写“时俗”来寄托作者思想感情的书。它不同于《三国》描写古代的帝王将相、兴废争战，也有别于《水浒》刻画超人的英雄豪杰、刀光剑影，更大异于《西游》虚设奇幻的牛鬼蛇神、上天入地，而是用细致的笔触，描绘了生活中谁都能遇到的平平常常的人、普普通通的境、琐琐屑屑的事。它显得俗：人俗、境俗、事俗、语也俗。

然而，正是这种俗能给人以一种身临其境、亲睹亲闻之感，使我国的小说艺术更面向现实，面向人生，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写俗人，乃是写世情的中心。因为世俗社会中活动的中心就是这些俗人。《金瓶梅》描摹的主角，是一个“市井暴发户”。围绕着他周围的一妻五妾，乃至一大批帮闲篾片、娼妓优伶、家僮婢女、僧道尼番、医巫星卜、三姑六婆，都是市井之俗人、小人。小说将这些“下等社会”的人物予以集中描写并使之成为主要脚色，反映了作者对于人的认识有所提高。然而，仅写俗人还不足以充分地写世情，关键还要同时叙俗事，画俗境。《水浒》中的英雄不是大多也是俗人吗？然而他们演的常常是杀人越货、攻城夺地等非同凡俗的活剧，因而不能不使人感到与一般的人生还有一段距离。《金瓶梅》发展了《水浒》中写家庭琐事、日用起居的一面，使人物的主要活动就在家庭之中、市井之间，着重描写一些“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写琐琐屑屑的柴米油盐之事（刘廷玑《在园杂志》），好像作者“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谢肇淛《金瓶梅跋》）似的，使整部小说浸透着“俗”的色彩，具有一种强烈的现实感。

然而，写《金瓶梅》时俗并不是仅写一家之俗，还要“寄意”，要暴露社会的黑暗，谴责人性的丑恶，特别是要把矛头指向最高统治集团，这就使得作者并不把眼睛死盯在一处，而是注意左顾右盼，由小及大，在广泛联系中来写俗。对此，张竹坡已经看出。他在《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指出：《金瓶梅》因西门庆一份人家，写好几份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虚一家，乔大户一家，陈洪一家，吴大舅一家，张大户一家，王招宣一家，应伯爵一家，周守备一家，何千户一家，夏提刑一家。……凡这几家，大约清河县官员大户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写及全县。不仅如此，他还认为《金瓶梅》实际上由“一家”而写及了“天下国家”。其七十回总评曰：夫作书者必大不得于时势，方作寓言以垂世。今止言一家，不及天下国家，何以见怨之深而不能忘哉？故此回历叙运艮峰之赏无谓，诸奸臣之贪位慕禄，以一发胸中之恨也。这是从联系之普遍的角度上来指出作者“见怨之深”。与此相补充的是，张竹坡还有个“加一倍写法”的理论：

寄意时俗(2) 　 　　文章有加一倍写法。此书则善于加倍写也。如写西门之热，更写蔡、宋二御史，更写六黄太尉，更写蔡太师，更写朝房，此加一倍热也。如写西门之冷，则更写陈敬济在冷铺中，更写蔡太师充军，更写徽、钦北狩，真如加一倍冷。 　　这实际上也指出了《金瓶梅》由小及大，直指朝廷的暴露特点。

在《金瓶梅》中，由小及大、上下联系起来描写的事例很多，最令人难忘的是苗青一案。谋财害命的苗青闯入西门庆的圈子里来，是走了姘妇王六儿的门路，而王六儿处又经邻居乐三嫂的通融，她们都是市井间最普通的小人物。西门庆得了银子，买通同僚夏提刑，放苗青回扬州。至此，事情似可中止，但作者不甘罢休，使之逐步升级，从山东按察院，一直到蔡太师，再经万岁爷，致使罪犯终于逍遥法外，赃官受升迁，清官被贬谪，其朝廷之黑暗，皇上之昏庸，暴露无遗。张竹坡曾由此而发感慨说：“见西门庆之恶，纯是太师之恶也。夫太师之下，何止千万西门，而一西门之恶已如此，其一太师之恶为何如也！”（第四十八回批语）其实，西门之恶，岂止太师之恶，实是皇帝之恶也。《金瓶梅》的暴露就是能这样小中见大，大小结合，增强了暴露的广度和深度。

这种结合不是生硬凑合，而是不露痕迹。《金瓶梅》在这方面是颇见功力的，这里且举两个细小的例子来说明问题。一是第二回，写县官派武松送金银到东京去，原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只是这样写：“却说本县知县自到任已来，却得二年半多了。撰得好些金银，欲待要使人送上东京去，与亲戚处收贮，恐到京师转除他处时要使用，却怕路上被人劫了去……”这里至多揭露了这个县尊于“二年半”时间已“撰得好些金银”而已。而《金瓶梅》于此略加点缀，就将“恐到京师”句改成“三年任满朝觐，打点上司”，后又对武松说：“我有个亲戚，在东京城内做官，姓朱名勔，见做殿前太尉之职，要送一担礼物捎封书去问好……”原来如此！他要巴结的乃是殿前太尉朱勔！做官就要在朝廷里有靠山，要时时不忘孝敬上司！显然，它比《水浒》的暴露更深了一层，而这个改动又是那么自然，无迹可求。其二，如第六十七回写蔡京的管家翟爹派来的人向西门庆讨回书时，顺便加了一段对话：“（西门庆）因问那人：‘你怎的昨日不来取？’那人说：‘小的又往巡抚侯爷那里下书，担阁了两日。’说毕，领书出门。”若去掉这段对话也完全可以，但加上去却合情合理，且正暴露了“私门之广，不独一提刑也”（崇祯本评语）。这两例都是顺手拈来，毫不费力，但却自然、巧妙地暴露了从下至上（前例）与从上至下（后例）的相互勾结，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艺术才能。

寄意时俗(3) 　 　　总之，《金瓶梅》是一部俗书。在我国古典小说中它最俗，写的人物最平凡，写的家庭最普通，写的事物最琐屑，然而它意在暴露，指斥时事，敢于写曹雪芹所不敢写的“讪谤君相”、“伤时骂世”，比起《红楼梦》、《儒林外史》这类也写世俗的小说来，它更注意写国家朝政，兴废争战。它立足于“俗”，心中有“时”，故能从“俗”字出发，由此及彼，由小到大，纵横交错，上下相联，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写“时俗”的小说，使真实性与暴露性同臻妙境。

写丑见美(1) 　 　　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金瓶梅》以另一种新的姿态引人注目：它不致力于歌颂真、善、美，不去刻画帝王将相、神佛仙道等“高大形象”或正人君子，而是着重描写社会的假、恶、丑，网罗了形形色色的人间恶棍与男女小丑；整个世界充满着淫邪奸乱，色彩是昏暗的，气氛是令人窒息的。在这里，几乎没有光明，没有正义。这种一反常态的艺术尝试，不能不使有的人担心：这是不是“以丑为美”，会“坏人心术”？

其实，艺术描写的对象本没有美和丑的界限。美和丑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作家有兴趣歌颂美，也有权利描绘丑，而笑笑生活动的时代本来就是一个昏天黑地的时代。西门庆、应伯爵之流活跃于市井，蔡太师、宋徽宗之辈充斥于朝廷。“文学所以叫艺术，就是因为它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它的任务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契诃夫《写给玛·符·基塞列娃》）真实地把当时社会中种种丑类集中起来，加以典型化，正是一个有良心的作家的神圣职责。果戈理说得好：“如果你表现不出一代人的所有卑鄙龌龊的全部深度，那时你就不能把社会以及整个一代人引向美。”《金瓶梅》正是一部力图暴露那个卑鄙龌龊的时代的书。它描写丑，否定丑，正是创造美，把一代人引向美。 　　那么，写丑，怎么见美呢？“以丑为美”与“写丑见美”的区别何在呢？这关键是在作家的态度。作家描绘丑时，是为丑而丑，以丑写丑呢？还是用一支真善美的笔去暴露丑、鞭挞丑、否定丑？显然，《金瓶梅》属于后者。它所描写的丑是一种被否定的丑，在否定中给人以愉悦和痛快，得到一种美的享受，从而激发并引导人对于美的追求。这种否定一般可分成两类，一类是用明确的语言对坏人坏事、丑言丑行加以诅咒，甚至作者通过介入文字直接发表议论。这种手法受说唱艺术的影响，其优点是比较明朗、强烈，但往往游离了作品的客观描写，有节外生枝、强加于人之嫌。另一类则比较深沉。作者只作冷静的、客观的描写，把褒贬爱憎深藏在人物性格的自身发展之中，潜移默化地起着作用。在《金瓶梅》中这两类手法都用，而于后者更显功力。第一类，如在作品中经常可以见到骂西门庆“浪荡贪淫”，“富而多诈奸邪辈，欺压善良酒色徒”，“有钱便是主顾，那计纲常礼教”，骂潘金莲为“泼贱”、“淫妇”、“九条尾狐狸精”等等，其憎恶之情溢于言表。特别是在西门庆和潘金莲这一对狗男女丧命时，作者所引的诗论都是很有针对性的，即都强调“善”来批判这两个“恶”的典型。第七十九回西门庆呜呼哀哉时，就引了“为人多积善，不可多积财；积善成好人，积财惹祸胎”的古人格言。第八十七回武松将杀潘金莲时，作者又引诗曰：“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到全书结束时，作者又再一次强调“西门庆造恶非善”，并有诗为证云：

写丑见美(2) 　 　　闲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 　　西门豪横难存嗣，经济颠狂定被歼。 　　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 　　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万年作话传。 　　这里除了宣扬天道循环、因果报应外，主要就是强调了善恶的对立，清楚地表明作者的整个艺术构思就是用“善”来否定“恶”。他把豪横的西门庆，颠狂的经济，淫佚的瓶梅，都当作丑恶的典型，否定的对象。此外如对帮闲、尼姑、娼妓、媒婆一类，他几乎都加旁白予以严厉地谴责。于此可见他是有自己的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的，假、恶、丑在《金瓶梅》里显然是处于被批判和否定的位置的。 　　第二类是《金瓶梅》所用的基本手法。它在更多的地方是不加任何主观色彩，“纯然以不动感情的客观描写”（郑振铎语），所谓“笔蓄锋芒而不露”（张竹坡语），只是通过艺术形象本身来给人以启迪和教育。后来深受《金瓶梅》影响的《儒林外史》卧本回评者就称赞这种艺术手法为：“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也。”近代的忏绮词人在《梼杌萃编序》中对塑造反面人物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他认为写丑角恶棍不能仅仅停留在“具鬼之形状，居鬼之名称”，而要“能写貌为人而心为鬼，名为人而实为鬼”，表面上看来“明明一完好之人也，而有识者一见而知其为鬼”：

作者未尝着一贬词，而纸上之声音笑貌，如揭其肺肝，如窥其秘奥，画皮画骨，绘影绘声，神乎技矣。 　　《金瓶梅》是否臻于这种入神的艺术境地尚可讨论，但无疑是作了可贵的尝试。可惜的是，我们有些批评家习惯于公开说教，面命耳提，误以为《金瓶梅》的作者是以冷漠的态度、厌世的哲学来对待人生，指责他态度暧昧，爱憎不明，以致美丑不分，以丑为美。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事实上，作者冷酷地安排他笔下的几个主要人物一个接一个地、不可抗拒地落得悲惨的下场，就已鲜明地透露了他的审美倾向。至于在具体描写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隐藏在画面背后的作者的感情脉搏。且看第五十五回蔡京宴请西门庆的一幅场景： 　　（蔡京）见说请到了新干子西门庆，忙走出轩下相迎。西门庆再四谦让：“爷爷先行。”自家屈着背，轻轻跨入槛内。蔡太师道：“远劳驾从，又损隆仪，今日略坐，少表微忱。”西门庆道：“孩儿戴天履地，全赖爷爷洪福，些小敬意，何足挂怀。”两个喁喁笑语，真似父子一般。二十个美女一齐奏乐，府干当直的斟上酒来。蔡太师要与西门庆把盏，西门庆力辞不敢，只领的一盏，立饮而尽，随即坐了筵席。西门教书童，取过一只黄金桃杯斟上满满一杯，走到蔡太师席前，双膝跪下道：“愿爷爷千岁！”蔡太师满面欢喜道：“孩儿起来。”接过便饮个完。

写丑见美(3) 　 　　作者在这里描绘的是“一种亲爱情景”（崇祯本眉批），一无论断。正直善良的读者读至此，难道会误解成作者在歌颂蔡京的礼贤下士，或者西门庆的尊重长者吗？不，只能感受到这两个丑类一贪财，一附势，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犹如自己把他们痛骂了一顿似地从心里觉得无比痛快。这是因为读者能通过自己的审美活动，对客观的形象加入主观成分，辨得清美和丑，产生了爱和憎，在感情上与作者产生了交流，引起了共鸣。这就是纯以写丑而能见美的奥秘所在。因而，越是把假恶丑暴露得淋漓尽致，就越是令人向往真善美。这正如评崇祯本批点者指出的：《金瓶梅》一书，“凡西门庆坏事必盛为播扬者，以其作书惩创之大意矣。”它播扬其丑，并不是宣扬其丑，恰恰相反，正是为了惩创其丑。在这惩创否定之中，读者当然会油然而起向往它的反面：真善美。

当然，《金瓶梅》所写之丑并非都能见美。这是由于作者的道德观念、美学理想本身存在着缺陷，或者在暴露丑恶时失却控制，缺乏分寸，于是对那些丑言秽行有时不但不加谴责反而津津乐道起来，使整部小说难免搀入了一些“以丑写丑”的杂质。但总的说来，这毕竟是一些杂质而已，并不能掩盖它写丑见美的整体光辉。不过，它可以告诫后来的作家：创造艺术的丑，必须自己先净化一颗美的心。

恶不全恶(1) 　 　　对于《金瓶梅》中人物性格的刻画，曾经有过这样一些疑问和责难：西门庆这个专门陷害别人的悭吝狠毒的家伙，后来怎么会对李瓶儿情意绵绵，作者甚至“赞叹”起他的“仗义疏财，救人贫困”来？李瓶儿对花子虚和蒋竹山是那么凶悍狠毒，而做了西门庆的第六妾后却怎的变得如此善良懦弱？此外，如对庞春梅、宋惠莲等，都有诸如此类的议论，似乎这些人物性格的发展都有些无迹可寻，前后矛盾，因而这些人物是不典型、不真实的。 　　这种看法的产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金瓶梅》前后的一些古典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性格往往是单一色、类型化的，好人就好到底，坏人就坏到底，而不注意挖掘符合人物心理和性格逻辑发展的复杂性；我们的批评家又习惯于将人物的阶级性、社会性简单化、绝对化，于是就容易欣赏那些黑白分明的“正面”或“反面”人物，不容易理解那些性格复杂、色彩纷呈的形象。但事实上，真正的人是十分复杂的，诚如高尔基所说，“人是杂色的，没有纯粹黑色的，也没有纯粹白色的。在人的身上搀合着好的和坏的东西——这一点应该认识和懂得”。作家要把人写活，就必须把人放在具体的时代和社会中，按其性格逻辑写出他的性格的“杂色”来。这一点，熟悉“《金瓶梅》壸奥”的脂砚斋也早就指出，他说：“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的确，假如写反面人物“无往而不恶”，全用“鼠耳鹰腮等语”，画外表而皆如鬼脸，表内心则全是兽性，其结果就必然是“不近情理”，不符合生活逻辑，公式化、概念化。《金瓶梅》远在《红楼梦》之前，开始注意真正去写人，从而突破了那种“恶则无往不恶”的浅薄框框，努力揭示深藏在反面人物本质特征里的相互矛盾的性和情。应该说，这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新突破、新贡献。在这里，西门庆之类的恶的典型往往并不全恶。他们性格是复杂的，而这种复杂又不是人性和兽性的简单相加，也不是某些相反因素的偶然拼凑，而是其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完全在人情物理之中，因而又是统一的、活生生的、令人信服的。

我们就以本书中恶的象征西门庆与主要“淫妇”之一李瓶儿的关系来看吧。西门庆开始奸骗李瓶儿，完全是出于好色和贪财，因此并不把她真正放在心上，连约定行礼的日子也一会儿就忘得一干二净。后来把李瓶儿娶来后，又怪她招赘蒋竹山，就故意在精神上加以折磨，逼得她上吊自尽。救活后，又毒骂了一顿，再用鞭子抽打，根本没有什么情义可言。但另一方“淫妇”李瓶儿却把他当作“医奴的药”，口口声声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不能不使西门庆在感情上有所触动。再加上李瓶儿的巨额财富、温良性情，以及生了个儿子，终于博得了西门庆的宠爱。西门庆最后爱李瓶儿，固然没有摆脱其兽性，但无论如何也包含着一点人性。他们两人之间最后确实是有一点真诚的爱情的。瓶儿病重临终前与西门庆两人的许多对答和行为都表现了出自肺腑的依恋哀伤之情。比如，瓶儿将死前，潘道士特地关照西门庆：“今晚官人，切忌不可往病人房里去，恐祸及汝身。慎之慎之！”但西门庆出于真情而不顾，寻思道：“法官戒我休往房里去，我怎生忍得？宁可我死了也罢，须得厮守着，和他说句话儿。”还是进了房中。再看他们的最后一席对话：

恶不全恶(2) 　 　　西门庆听了两泪交流，放声大哭道：“我的姐姐……我实指望和你相伴几日，谁知你又抛闪了我去了。宁教我西门庆口眼闭了，倒也没这等割肚牵肠。”那李瓶儿双手搂抱着西门庆脖子，呜呜咽咽，悲哭半日，哭不出声，说道：“我的哥哥，奴承望和你并头相守，谁知奴家今日死去也。趁奴不闭眼，我和你说几句话儿。你家事大，孤身无靠，又没帮手，凡事斟酌，休要那一冲性儿。大娘等，你也少要亏了他的。他身上不方便，早晚替你生下个根绊儿，庶不散了你家事。你又居着个官，今后也少要往那里去吃酒，早些儿来家。你家事要紧，比不的有奴在，还早晚劝你，奴若死了，谁肯只顾的苦口说你？”西门庆听了，如刀剜心肝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所言我知道。你休挂虑我了。我西门庆那世里绝缘短幸，今世里与你夫妻不到头！疼杀我也，天杀我也！”（第六十二回）

及至李瓶儿一死，小说又写道： 　　西门庆听见李瓶儿死了，和吴月娘两步做一步奔到前边，揭起被……也不顾的甚么身底下血渍，两只手抱着他香腮亲着，口口声声只叫：“我的没救的姐姐，有仁义好性儿的姐姐，你怎的闪了我去了，宁可教我西门庆死了罢，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甚么！”在房里离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声号哭。（同上） 　　这一天，西门庆“哭了又哭，把声都呼哑了，口口声声叫‘我的好性儿、有仁义的姐姐。’”看来，“好性儿”（作者笔下这个被批判的“淫妇”的确有“好性儿”的一面）、“有仁义”（当然主要是指无保留地提供了大量的给西门庆用以升官发财的金钱），确实打动了西门庆那颗残忍、狠毒而又贪财、好色的心。这就是西门庆之所以爱瓶儿的基础。显然这个基础并不是纯正的。这也就难怪西门庆的心腹说：“为甚么俺爹心里疼（瓶儿）？不是疼人，是疼钱！”也不难理解西门庆伴灵还不到“三夜两夜”，就在瓶儿灵床边奸污了如意儿。但是这不能完全否定西门庆与李瓶儿之间曾经存在过一种不乏真诚的爱情，至少，那不全是虚假矫饰之情。总之，西门庆是个恶人，并不是恶魔；他是恶的代表，但他还是个活生生的人。作为一个人，他必然合乎逻辑地产生他应当产生的感情。这正像他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而“仗义疏财”等一样，尽管在根本上是从属于其恶，服务于其恶，但毕竟还闪烁着一点善的折光。这不是流露了作者对肮脏人物的欣赏，也不是作者笔下人物性格的矛盾，而恰恰是《金瓶梅》暴露艺术的精湛之处。它使人们相信：这些丑恶的人物是真实的，这个腐朽的社会也是真实的。

长于讽刺(1) 　 　　讽刺艺术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二千多年前的《诗经》就曾把讽刺作为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而产生了《硕鼠》等讽刺名篇。从小说创作来看，在先秦寓言和晋唐短篇中都可找到讽刺的成分。到了明代，随着笑话谑语的发展，讽刺手法得到了较为广泛地运用，连《西游记》等神话小说也有不少成功的讽刺篇章。《金瓶梅》作为一部暴露小说，讽刺的手法自然运用得更为普遍，也显得更加成熟。它代表了明代讽刺艺术的水平。 　　讽刺，是否定生活中某些不合理现象的一种文学手段。它主要有别于直接的谩骂和尖锐的抨击，而是“主文而谲谏”（《诗大序》），用一种比较含蓄、形象的笔法来加以嘲讽和讥刺，“若针之通结”（《文心雕龙·书记》），顿使人感到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为了加强其艺术效果，作家又常常把否定的丑恶现象加以集中或夸张，使人一目了然，倍增憎恶之情。《金瓶梅》世界里的人物多为魑魅魍魉，作者在行文时处处暗伏讥刺，特别是对于那些帮闲篾片、三姑六婆之流，讽刺几乎与其人物的活动相始终。我们常常看到作者用一些夸张的、甚至是漫画的手法，对他们予以辛辣的嘲笑。例如作者写应伯爵之流在李桂姐家里“犹如蝗蝻一齐来”的一顿大嚼，就是用这种手法把他们的丑恶面貌暴露无遗，使人感到这批帮闲实在可笑和卑劣。再如西门庆死后，应伯爵约“兄弟”们商量如何祭奠时说：

“大官人没了，今二七光景。你我相交一场，当时也曾吃过他的，也曾用过他的，也曾使过他的，也曾借过他的，也曾嚼过他的。今日他没了，莫非推不知道？洒土也眯了后人眼睛儿也！他就到五阎王跟前，也不饶你我了。你我如今这等计较：每人各出一钱银子，七人共凑上七钱。使一钱六分，连花儿买上一张桌面，五碗汤饭，五碟果子；使了一钱，一付三牲；使了一钱五分，一瓶酒；使了五分，一盘冥纸香烛；使了二钱，买一钱轴子，再求水先生作一篇祭文使一钱；二分银子雇人抬了去。大官人灵前，众人祭奠了，咱还便益：又讨了他值七分银一条孝绢，拿到家做裙腰子；他莫不白放咱每出来，咱还吃他一阵；到明日，出殡山头，饶饱餐一顿，每人还得他半张靠山桌面，来家与老婆孩子吃着，两三日省了买烧饼钱。这个好不好？”众人都道：“哥说的是。”（第八十回） 　　作者在写这段话时，笔端充满着讥诮。这批帮闲，原来也与西门庆“相交一场”，吃他用他，沾尽了光。如今人死二七，却迟迟不去祭奠，想推推不了，想赖赖不掉，无奈，每人可怜巴巴地各拿出一钱银子，精打细算地作了安排，又精打细算如何占便宜，真是刺透了这批惯吃白食的无赖们的心。此外，如第三十回写“不管脐带包衣，着忙用手撕坏。活时来洗三朝，死了走的偏快”的蔡老娘，第六十一回写“只会卖杖摇铃，那有真材实料。行医不按良方，看脉全凭嘴调”的赵太医，都是吸取了民间俳谐戏谑文字的养料，对那些庸医、接生婆等进行了十分尖刻而又令人发笑的嘲讽，使人久久不能忘怀。

长于讽刺(2) 　 　　这类讽刺直接、夸张，具有喜剧性，容易达到丑化的效果，但往往削弱了真实感。《金瓶梅》在进行讽刺时，不仅仅使用这种相对比较低级的手法，还常常较为熟练地采用相对比较高级的对照映衬法。这种手法，就是将讽刺的对象作客观、冷静的描写，不加直接的贬语，也无夸张的色彩，首先给人以一种真实感，但同时“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鲁迅语），致使矛盾的两面黑白分明，是非立见，达到讽刺的效果。这种相形，又不是千篇一律，有一公式可循，而是随物赋形，变化多端。这里有的是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有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比，也有的是人与景之间的映衬，乃至有事与事之间的对照。下面就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金瓶梅》第四十九回写蔡御史在西门庆家酒醉饭饱之后，到掌灯时分，走进留宿的翡翠轩时，只见“两个唱的，盛妆打扮”，等待着他。这时，他一边嘴里说着“恐使不得”，装得很正经，一边却携着这两个妓女的手，“不啻恍若刘阮之入天台”。这段描写为鲁迅所欣赏，曾一再予以指出。在这里确实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在风雅的言辞掩饰下面，把一个口是心非的赃官和一个工于心计的恶霸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再如第三十三回韩道国出场后不久，有一番表演也十分精彩： 　　那韩道国坐在凳上，把脸儿扬着，手中摇着扇儿，说道：“学生不才，仗赖列位余光，在我恩主西门大官人做伙计，三七分钱，掌巨万之财，督数处之铺，甚蒙敬重，比他人不同。” 　　看着他这种小人得志、趾高气扬的样子，有个名为谢（揭）汝谎者，当场就刺了他一下子：“闻老兄在他门下做，只做线铺生意。”假如这个韩道国稍知廉耻的话，就该收场了，可是他竟牛皮越吹越大：

“二兄不知，线铺生意只是名目而已，今他府上大小买卖，出入资本，那些儿不是学生算账！言听计从，祸福共知。……彼此通家，再无忌惮。不可对兄说，就是背地他房中话儿，也常和学生计较。学生先一个行止端庄，立心不苟，与财主兴利除害，拯溺救焚……大官人正喜我这一件儿。” 　　这里所言，没有一点与前后事实相符。而最妙的是，小说接着写他的老婆与弟弟通奸，被人当场抓住，拴到铺里要解官了。这个自吹“行止端庄，立心不苟”的家伙，老婆原来竟是这路货色！不但如此，后来他还公开把老婆让给西门庆，自己搬到铺子里去睡，并关照老婆“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他些儿”（第三十八回），真是到了“彼此通家，再无忌惮”的地步。这种手法，正像后来《儒林外史》中描写严贡生一样，“才说不占人寸丝半粟便宜”，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就进来对他说早上关了人家的一口猪，那人来讨了！让事实将他们的谎言当场戳穿，并将其肮脏的灵魂兜了出来。

长于讽刺(3) 　 　　再看景与人相形。第六十九回写那个潘金莲出身之地王招宣府及其淫荡的女主人林太太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西门庆在文嫂的带领下，由后门而入，穿过夹道，转过群房，曲曲折折地到了林太太住的五间正房，再通过一道便门，才进了后堂。这时： 　　文嫂导引西门庆到后堂，掀开帘栊而入，只见里面灯烛荧煌，正面供养着他祖爷太原节度、邠阳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图，穿着大红团就（袖）蟒衣玉带，虎皮校椅，坐着观看兵书，有若关王之像，只是髯须短些，旁边列着枪刀弓矢，迎门朱红匾上（书）“节义堂”三字，两壁书画丹青，琴书潇洒，左右泥金隶书一联：“传家节操同松竹，报国勋功并斗山。” 　　这是多么幽深、堂皇、正气的人家啊！“节操”两个字在这里又是那样地显眼。然而，在这环境中生活的主人如何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想林氏悄悄从房门帘里望外观看西门庆：身材凛凛，语话非俗，一表人物，轩昂出众”，就“满心欢喜”；特别是听到文嫂介绍西门庆是“出笼儿的鹌鹑，也是个快斗的”时，“越发满心欢喜”，装着羞羞答答地说：“请他进来吧！”不一会，她就与西门庆在这“节义堂”后演出了比妓女还不如的丑剧。如此环境，如此人物，一经对照，正加倍地讽刺了这个“绮阁中好色的娇娘”一无节义廉耻的真面目，令人不能不嗤之以鼻！

这种“相形”的手法，还可见之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撞击，让他们在狗咬狗中，把假面具撕下来。王姑子与薛姑子这类佛门尼姑，表面上读经说典，劝人为善，而实际上是戒行全无，廉耻丧尽。印经，是多么崇高的事业！她们口口声声宣称“持颂此经，将此经印刷抄写”，为了“万人持诵，获福无量”！可是事实怎样呢？由于王姑子与薛姑子分赃不均，王姑子就在李瓶儿面前说薛“背地里和印经家打了一两银子夹账”，后来因念经事再次发生矛盾，她又向吴月娘揭发： 　　这王姑子口里喃喃呐呐骂道：“我教这老淫妇独吃！他印造经，转了六娘许多银子。原说这个经儿咱两个使，你又独自掉揽的去了！”月娘道：“老薛说你接了六娘血盆经五两银子，你怎的不替他念？”王姑子道：“他老人家五七时，我在家请了四位师父，念了半个月哩。”月娘道：“你念了，怎的挂口儿不对我题？你就对我说，我还送些衬施儿与你。”那王姑子便一声儿不言语，讪讪的坐了一回，往薛姑子家攘去了。（第六十八回） 　　不言而喻，王姑子也不是好货，所谓“念了半个月”的血盆经全是谎话。她揭发的薛姑子的丑恶嘴脸也正是她自己的面孔。作者不露声色，通过她们自己的“合气”（斗气），将这种“虽是尼姑脸，心同淫妇心”的“缁流之辈”作了入骨的讽刺。

长于讽刺(4) 　 　　《金瓶梅》作为一部描写世情、重在暴露的小说，讽刺的手法几乎贯串全书。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也可以称得上是一部讽刺小说。清代的《儒林外史》明显地接受了它的影响，去浅露而重婉曲，变谐俗而尚文雅，使我国的讽刺艺术又达到了新的水平。

悲喜交集(1) 　 　　清初的张潮在《幽梦影》中曾说：“《金瓶梅》则是一部哀书。”的确，从整体来说，《金瓶梅》是一部暴露性的社会悲剧。作者“悲愤呜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竹坡闲话》）。然而，这部悲剧既使人感到压抑和沉重，又能时时让人透出气来，笑出声来。而当笑过之后，得到的回味仍然是人生的悲和愤。它妙就妙在哀而能笑，笑而愈哀，是一部带着笑声来暴露的悲剧。 　　《金瓶梅》之所以能逗人发笑，主要是安排了一些喜剧性的人物、情节，乃至片言只语，所谓“专在插科打诨处讨趣”（崇祯本批语）。帮闲应伯爵，可以说是一个插科打诨的专家，他那张伶俐油滑的嘴，常常会吐出不少笑料；而他在小说中，从第十回（崇祯本为第一回）到第九十七回，几乎贯串始终，这就使整部小说都沾上了一点喜剧色彩。这里且以西门庆与李桂姐的两次僵局来看看他的表演。第一次，于西门庆梳笼李桂姐后不久，两人正打得火热时，潘金莲送来了一首“黄昏想，白日思”的词。李桂姐一见不免吃醋，一头倒在床上朝里边睡了，慌得西门庆不知怎么才好。此时，全靠应伯爵、祝日念一帮闲客，“说的说，笑的笑，在席上猜枚行令，顽耍饮酒，把桂姐窝盘住了”。这位应伯爵就说：“大官人你依我，你也不消家去，桂姐也不必恼，今日说过，那个再恁恼了，每人罚二两银子，买酒肉大家吃。”他于是带头说了一通《朝天子》，大家嘻嘻哈哈地说了几个笑话了事了。后来，西门庆发现李桂姐接了杭州贩绸绢的丁二官，大吃其醋，一怒之下把李家的门窗户壁床帐都打碎了，并发誓再也不去了。此时，也是这个应伯爵死皮乞脸地把他拖了去，到了李桂姐家，他在旁打诨耍笑，向桂姐说：“还亏我把嘴头上皮也磨破了半边，请了你家汉子来，就不用着人儿，连酒儿也不替我递一杯儿？”于是一个“怪应花子”，一个“贼小淫妇儿”地调笑起来，再加上一个“螃蟹与田鸡”的“笑话儿”，逗得“两个一齐赶着打，把西门庆笑的要不的”，一腔怒气全冲到了九霄云外。应伯爵就是这样一个引人发笑的丑角。然而，在这位丑角的出色表演中，不能不使人感到可怜、可悲和可恨。这个小人物，是当时腐烂社会的畸形儿。

《金瓶梅》在安排插科打诨或戏谑文字时，往往注意调节严肃紧张的气氛。比如，第二十回西门庆在大打出手时写虔婆的《满庭芳》，第三十回瓶儿临产前嘲谑蔡老娘，第四十二回祝日念改的借契，第六十一回瓶儿病重时的赵太医，第八十回吊西门庆的一篇祭文等等，都有如此效果，这里且以第五十三回为例。当时官哥发病，“两只眼不住反看起来，口里卷些白沫出来”，慌得一家团团转，灼龟、献城隍、谢土地，什么迷信活动都搞上了。可是，就在这紧张的活动中，却插入钱痰火烧纸和西门庆拜佛的一段煞是可笑的描写：“看他口边涎唾卷进卷出，一个头得上得下，好似磕头虫一般，笑得那些妇人做了一堆。西门庆那里赶得他拜来：那钱痰火拜一拜，是一个神君；西门庆拜一拜，他又拜过几个神君了。于是也顾不得他，只管乱拜。那些妇人笑得了不的。”就是装得一本正经的西门庆也说，“引的我几次忍不住了”。这，不是对这类活动的有力嘲笑吗？有时候，气氛相当沉闷、紧张，作者无法编入大段文字，也要巧妙地插上三言两语，既逗人发笑，又令人深思。例如第二十六回，西门庆改变主意不派来旺去东京，来旺因而大怒，“口中胡说，怒起宋惠莲来，要杀西门庆”。这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重时刻，可是宋惠莲在埋怨西门庆时还这样说：“……你干净是个毬子心肠，滚下滚上；灯草拐棒儿，原柱不定。把你到明日盖个庙儿，立起个旗杆来，就是个谎神爷”云云。这正如崇祯本批曰：“埋怨中带戏谑，妙甚。”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足见作者的艺术匠心。

悲喜交集(2) 　 　　中国古代小说是非常重视喜剧性、娱乐性的。晚明叶昼在评《水浒传》第五十三回时曾认为：“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当时小说戏曲界如汤显祖、冯梦龙等都非常强调趣味。这种文学思想，对这部悲剧的创作是有影响的。屠隆在《唐诗品汇选释断序》中说：“然人不独好和声，亦好哀声；哀声至今不废也。其所不废者，可喜也。”这里虽然论的是诗，但其精神与小说创作是相通的。从中可见，屠隆对于“哀声”的高度重视并具有独到的见解。这里的“可喜”，虽然不仅限于“使人发笑”，还可能主要指有艺术的感染力；但从小说创作来看，其“可喜”的艺术感染力不能不包含着由戏谑文字而引发的“趣味”。作者显然是努力追求这种趣味的。小说因而有时显得庸俗低下，有时联系不够紧密，但总的来说，《金瓶梅》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有“趣”可“喜”的长篇暴露小说。以后的《红楼梦》设计了薛蟠、刘姥姥一流人物，《儒林外史》中更有许多令人发噱的人和事，及至到晚清的李伯元、吴趼人等强调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应该说都与这种哀中有喜、悲喜交集的创作手法有联系。看来，在暴露性的悲剧作品中，巧妙地编入一些戏谑文字，能活跃气氛，调节情绪，是增强娱乐性、趣味性的有效手法。

白描传神(1) 　 　　白描，本是国画的一种基本技法，指的是不着颜色，纯用墨线勾描物象。我国素有“白描打底”的传统，无论是画人物肖像，还是花鸟山水，是工笔画，还是水墨淡彩画，都把白描勾勒当作绘画之本。清人松年在《颐园论画》中比较中西画时就着重指出了国画白描传神的特点：“西洋画工细求酷肖……但能明乎阴阳起伏，则洋画无余蕴矣。中国作画，专讲笔墨勾勒，全体以气运成，形态既肖，神自满足。”画理与文理相通。白描同样是中国小说创作的一种基本技法。它在小说创作中主要表现为：不作静止的、繁重的描摹，而是用最简练的笔触，勾画一些富有特征性的外部现象，使读者通过自己的联想，感受到描写对象的整体品貌、内在生命和全部关系，得到美的享受。 　　《金瓶梅》的白描艺术是非常出色的。它一开始就得到了人们的赞叹，明末崇祯本的批语曾多次指明其“纯用白描”的特点，后世的批评家也屡屡提及，特别是张竹坡，在其《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说： 　　读《金瓶》，当看其白描处。子弟能看其白描处，必能自做出异样省力巧妙文字来也。

张竹坡欣赏《金瓶梅》的白描手法，在第一回的总评中就加以强调，并作了具体分析。张评本《金瓶梅》的这一回写帮闲应伯爵和谢希大来看西门庆时道： 　　只见应伯爵头上戴一顶新盔的玄罗帽儿，身上穿一件半新不旧的天青夹绉纱褶子，脚下丝鞋净袜，坐在上首；下首坐的，便是姓谢的谢希大。见西门庆出来，一齐立起身来，连忙作揖道：“哥在家，连日少看！”西门庆让他坐下，一面唤茶来吃，说道：“你们好人儿！这几日我心里不耐烦，不出来走跳，你们通不来傍个影儿！”伯爵向希大道：“何如？我说哥要说哩！”因对西门庆道：“哥！你怪的是，连咱自也不知道成日忙些甚么？自咱们这两只脚，还赶不上一张嘴哩！” 　　不久，十兄弟一起到玉皇庙结拜，当吴道官要他们排列次序时： 　　众人一齐道：“这自然是西门大官人居长。”西门庆道：“这还是叙齿，应二哥大如我，是应二哥居长。”伯爵伸着舌头道：“爷可不折杀小人罢了，如今年时，只好叙个财势，那里好叙齿，若叙齿，还有大如我的哩！且是我做大哥，有两件不妥：第一不如大官人有威有德，众兄弟都服你；第二我原叫应二哥，如今居长，却又要叫应大哥了。倘或有两个人来，一个叫应二哥，一个叫应大哥，我还是应应二哥，应应大哥呢？”西门庆笑道：“你这掐断肠子的，单有这些闲说的！”

这里，诚如张竹坡指出的：“描写伯爵处，纯是白描追魂摄影之笔。”这个帮闲“半新不旧”的打扮，宛如一个绸缎铺“跌落下来”的帮嫖专家。一番巧言胡诌，油嘴滑舌，确使一个帮闲附势的无耻小人“俨然纸上活跳出来”，“如闻其声，如见其形”。作者在此写应伯爵的衣着、行动、言语时都非常简练，三言两笔，却写得有声有色，直露他的灵魂。这种朴实的白描勾挑，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它不但能绘形，而且能传神，达到了“形态既肖，神自满足”的境界。

白描传神(2) 　 　　那么，白描何以能传神呢？关键是作家在描写时并不停留在故事的生动和外形的毕肖上，而是首先着眼在写心：“不惟能画眼前，且画心上。”所谓“写心”，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写相对稳定的性格特点；是写此时此际的“各人心事”。《金瓶梅》的作者，就能“曲尽人情”，讨出每个人物形象“心中的情理”，因而笔之所至，往往能抓住要害，恰到好处，正确、生动地凸现出人物的性和情。例如第五十一回吴月娘等娘儿们听薛姑子、王姑子说佛法，接着又听唱佛曲，宣念偈子。这时，潘金莲不耐烦了，作者写道： 　　那潘金莲不住在旁先拉玉楼不动，又扯李瓶儿，又怕月娘说。月娘便道：“李大姐，他叫你，你和他去不是，省的急的他在这里恁有划没是处的。”那李瓶儿方才同他出来。被月娘瞅了一眼，说道：“拔了萝卜地皮宽。交他去了，省的他在这里跑兔子一般。原不是那听佛法的人！”

这段描写扣紧了四个人的性格。潘金莲好动，原不是听佛法的人，当然坐不住。月娘信佛，看不惯金莲的骚动，但她心地宽厚善良，还是放她们走了。孟玉楼是乖人，在大妇月娘面前，在众人广坐之中，是不会稍有越规之举的，自然拉她“不动”。李瓶儿一般不大有主见，比较随便，就跟着金莲走了。短短一段，真是将“人各一心，心各一口，各说各是，都为写出”。这里的关键是，作家对于“人各一心”，了然于胸中，因而他使笔下人物的一言一行都不离其个性，写出来才神情毕肖。 　　《金瓶梅》的白描之所以能传神，不但由于作者紧扣住了人物的性，而且也把握住人物的情，熟透了此时此际人物形象的心理活动和感情状态，“字字俱从人情做细，幽冷处逗出，故活泼如生”（崇祯本批语）。如第十二回写西门庆发现琴童与潘金莲私通，当场查到琴童“儿带上露出锦香囊葫芦儿”，认得是潘金莲裙边带的物件，“不觉心中大怒”，但他不作进一步审问，就喝令：“与我捆起，着实打！”按照西门庆的狠毒性格，将这小厮结果性命，或送官置死也完全可能，但此时却打了三十大棍，只命家人“把奴才两个鬓与我捋了，赶将出去，再不许进门”就了事，这难道违背西门庆的性格吗？不。崇祯本批得好：“不待审问的确，竟自打逐，似暴躁，又似隐忍，妙得其情。”的确比较恰当地表现了这个自知做了王八的刽子手不想把丑事张扬出去的复杂的感情。再如第五十九回写西门庆见潘金莲养的猫吓坏了官哥，一怒之下冲到金莲房中将猫摔死。此时平素凶悍泼辣的金莲竟“坐在炕上风纹也不动”，待西门庆出了门，才“口里喃喃呐呐”地骂了一阵子。此处，崇祯本又批作者写金莲之情曰：“西门庆正在气头上，又不敢明嚷，又不能暗忍。明嚷恐讨没趣，暗忍又恐人笑，等其去后，却哞哞刀刀作絮语，妙得其情。”这两处“妙得其情”，纯用白描，却生动、准确地描绘了当时西门庆、潘金莲的心境，因此不能不使人感到神情活现，如见其人。

白描传神(3) 　 　　《金瓶梅》作者用的是白描，重的是写心。果戈理曾说：“外形是理解人物内心的钥匙。”从读者观赏的角度来看，确是如此。反之，从作者创作的角度来看，则理解人物的内心才是把握外形的钥匙。正因为《金瓶梅》的作者注意准确地把握住笔下形象的独特个性和此时的心情去简笔勾挑，遂能捕捉住最能显现人物精神生命的外部特征，达到传神的艺术境界。它其白描之处，往往即传神之笔。形神毕肖就是其白描艺术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