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偶得之——金瓶梅序之一 偶得之——金瓶梅序之二 偶得之——金瓶梅序之三 偶得之——金瓶梅序之四 偶得之——金瓶梅序之五 偶得之——金瓶梅序之六 《金瓶梅》作者“五大说”与“王寀说” 现代人对《金瓶梅》的评论 《金瓶梅词话》 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 《金瓶梅》的真相 话说《金瓶梅》——顾关元 拆烩金瓶梅 宴 [精华] 读《金瓶梅》有感 浅说《金瓶梅》 ＼玄瑾 纯情与忠贞都以随风而去--漫谈《金瓶梅》 潘金莲性欲分析 夜看西门庆 《續金瓶梅》——丁耀亢閱讀《金瓶梅》 潘金莲：到底该爱还是该恨？ 悲剧女性潘金莲 女人喜欢西门庆是自然演化结果 略说西门庆经商 《金瓶梅》与它的三个女人 金瓶梅漫谈:浮世的风月 《金瓶梅》和“兰陵笑笑生”——吴敢教授矿大讲演 《金瓶梅》为什么不是淫书？ 《金瓶梅》文献学百年巡视 李宝雄：《金瓶梅》作者应是王世贞 《金瓶梅词话》出版轶闻 徐迅雷：秋水堂主与金瓶梅——读《秋水堂论金瓶梅》 田晓菲：漫卷红罗——写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之后 葉芳君：從潘金蓮的性問題看當時社會的心理狀態 宇文所安：繡像本《金瓶梅》的慈悲 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简介 大话金瓶梅 新金瓶梅解读

偶得之——金瓶梅序之一 　 　　《金瓶梅》乃是天下第一奇书也！不幸长期以来，被冬烘先生和一小撮假道学家、伪君子们列为诲淫秽书，横加禁止。中国古典小说中，《水浒》以“诲盗”闻名，而《金瓶梅》却是以“诲淫”而著称于世，二书均算得上是天下绝无仅有的奇观了。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金瓶梅》作者明显对《水浒》中潘金莲一节情有独钟，但他确乎有意要与施耐庵贯穿《水浒》全书中的“英雄主义”精神背道而驰，有心着眼于描画有血有肉的俗人俗事和世事的千奇百态，所以以致最后竟把《水浒》中的这段故事作为开始，借来演绎出这部惊世骇俗的大作来。尽管这些关联，但《水浒》一书的流传相对却要幸运一些。恭逢一位以造反起家的“匪徒”天子，不以“盗贼”为耻，并专爱号召大众造反有理，多少也还曾大力出版发行《水浒》用于其权利政治的目的。对比之下，《金瓶梅》的运道就要惨点儿，假道学家毒害华夏文明几百年以来，国人早已不自觉地被阉割成了谈性色变、谈淫为耻的精神上的“东亚病夫”，这部千古奇书，却因这“淫”讳，一直被禁、被封。便是在“改革开放”的“新纪元”以后，也只是限定在国内少数研究者和海外才有发行。 　　其实细考起来，《金瓶梅》原算不上是“诲淫”之书的。就象《西厢记》一剧，无非多了几句“柳腰款摆，花心轻折，露滴牡丹开，蘸着些儿麻上来。”的情节，于是便被假道学家们目为“淫”了。《金瓶梅》中，这类情节其实也远远不算多，作者为了情节需要和对人物、事件的表现，仅以白描直书而已，并非刻意大肆渲染，也不是全书主旨。即便那些所谓“洁本”在“以下删去若干字”以后，大体上也不伤其作品原貌。更何况，就如金圣叹在《西厢记》批本中所言──“细思此一事，何日无之，何地无之？不成天地中间有此一事，便废却天地耶？细思此身自何而来，便废却此身耶？”以“淫”为秽者、为罪者、为耻者、为羞者，若为真道学家，倒不如真去自废其身，也让世界干净一些！其实，假如有一天这世界上真没有这“淫”事了，人类倒真也就“人将不人”了。“食、色”之为人性之根本，连孔老二也自叹未见有好“德”如好“色”之人，难道不是更说明问题了吗？ 　　世人大力推崇《红楼梦》，实际上只能说明世人没几个读过《金瓶梅》。除去文采的卖弄上《红楼梦》略胜于《金瓶梅》以外（从这点讲，《红楼梦》也多少可以与《镜花缘》一类的“假正经”之作为伍），《金瓶梅》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悟性和见识远在曹雪芹之上。读《红楼梦》，只能造就一些孤芳自赏、酸文假醋、至多象贾宝玉那样的自作多情的神经病和以此靠骗取丁点儿研究经费为生的几个可怜虫“红学家”而已。《金瓶梅》才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也只有阅世深者，才能读得懂《金瓶梅》并能欣赏这样的亘古无双的大手笔和大彻大悟的境界。相对而言，《红楼梦》只能算小儿科，也只配给一些所谓的“才子佳人”们去读。基本上算是古典小说中的琼瑶小说而已。就拿现代的所谓“痞子文学家”王朔为例吧，照他自己的说法，过去一直是极为推崇曹雪芹的，在他成了“大腕儿”以后，终于有了机会仔仔细细读了全本《金瓶梅》，这才大惊小怪地发现这《红楼梦》竟是大抄《金瓶梅》，“不光是思想抄，连细节也抄。”，至多算抄得较成功而已。其实，读过《金瓶梅》的，特别是真正读懂了《金瓶梅》的，绝对没有人会再把《红楼梦》放在眼里。以《金瓶梅》这样的小说史上的奇绝文字，多少年来却不为大众所耳闻，只被少数学者、涉猎者所惊叹，这不能怪世人之无目，盖因伪君子们和假道学家们的长期禁锢和封杀所致。（至于说到抄《金瓶梅》，譬如前几年的《妻妾成群》或《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作者，不信你问问他，有没有胆敢说他不是小抄了一段《金瓶梅》？而且恐怕还只是抄了点皮毛，借几个情节来假正经一番而已。）——【此段皆为放屁，没文化！－shineshone】

此外，《金瓶梅》虽然算不得是“色情小说”，但读者也别听信古人的胡诌，《金瓶梅》其实也不能当“劝世、戒世”之作观。比如象原序中的一些见解，未尝不是东吴弄珠客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这部书不得不打的掩护而已。便是第一回开篇的“财色论”，至多只能算是《金瓶梅》编篡者的小说家笔法罢了，作者的匠心，不能仅仅从书面上的文字上去理解。此外，读者更不要轻信见识浅薄的评论者的误导。便是按《第五才子书》中潘金莲偷汉一节的评语的手眼观之，恐怕才高如金圣叹者，亦未必解得《金瓶梅》作者所表现的世事真谛，亦未必能领略得了这部奇书中的种种妙绝。

此《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电子版抄本，乃是以汝梅、齐烟会校之齐鲁书社版为范打字输入，此书为“崇祯绣像本”系统的全本，没有任何删节。原本为繁体，现输入时改为简体以利流行，原书中还有不少精采的夹批眉批，因格式所限，暂不录入。该书为尽量保持原刻本原貌，对原刻本中的绝大多数误刻、错字、借字、异体字都未作更改，但在这电子版抄本中，输入者在抄录时都酌情予以更正和规范，这也包括因避讳崇祯皇帝名而替代“由”、“检”二字的借代字。凡国标码表中所缺汉字，以“［］”注明。可叹于今假道学家依然泛滥猖獗，连“［毛几］［毛八］”（读作ｊīｂā）、“［毛必］”（读作ｂī）等字尽在“精神污染”之列而清除于字典与基本汉字编码之外，以为淫秽而极力使国人不谈及，更有甚者，当权者无不以“扫黄”为名，惨无人道地剥夺中国百姓正常欣赏色情与性事的基本人权。真让人不得不猜测，此等假道学家们对如此等所谓“淫秽字眼”的深恶痛绝、讳莫如深，只能说明他们原本是从屁眼儿里给搞出来的吧！

齐鲁书社版卷前所附吉林大学王汝梅教授所作的介绍性《前言》，虽然为一家之言，许多观点尚待尽一步商榷，这里也仍然一并抄上，作为想对《金瓶梅》有进一步了解的读者的参考。多谢褐锈在百忙之中，为本电子版从万历词话本中录入了“欣欣子序”和“廿公跋”，笔者以其输入稿为底，再据手中线装万历词话本影印珍本予以整理校正，亦罗列于此作为读者参考。虽然“崇祯绣像本”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没有这两篇文字，它们仅仅见于“万历词话本”（即《新刻金瓶梅词话》），刊载在东吴弄珠客序之前，然而其重要价值却不容忽视。 　　最后请读者注意，目前海外中文书店市面上有不少港、台版的所谓“真本”、“全本”《金瓶梅》滥竽充数，对各类《金瓶梅》一书进行了极不负责的除“淫”和删改后出版，却仍然大言不惭地混淆读者视听，自称是《金瓶梅》原本。甚至竟然使得不少人也人云亦云误把“崇祯绣像本”《金瓶梅》当成是“洁本”。本书是以真正的“淫本”《金瓶梅》为底输入，所有“淫秽”之处绝不作任何删节，以便让世人能够同享一睹全豹之幸，不会因为未能完全领略这部亘古奇书而留下任何遗憾。特此说明。 　　大中华帝国国师不甚了了真人谨记帝元二二一七年六月于斯坦福大学

偶得之——金瓶梅序之二 　 　　【《金瓶梅》崇祯本】 　　兰陵笑笑生 　　著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 　　生畏惧心者，君子也； 　　生欢喜心者，小人也； 　　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若有人识得此意，方许他读《金瓶梅》也。 　　奉劝世人，勿为西门庆之后车！ 　　【《金瓶梅》原序】 　　金瓶梅序 　　《金瓶梅》，秽书也。袁石公亟称之，亦自寄其牢骚耳，非有取于《金瓶梅》也。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如诸妇多矣，而独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命名者，亦楚《檮杌》之意也。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较诸妇为更惨耳。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令人读之汗下。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余尝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余友人褚孝秀偕一少年同赴歌舞之筵，衍至《霸王夜宴》，少年垂涎曰：“男儿何可不如此！”褚孝秀曰：“也只为这乌江设此一着耳。”同座闻之，叹为有道之言。若有人识得此意，方许他读《金瓶梅》也。不然，石公几为导淫宣欲之尤矣！奉劝世人，勿为西门庆之后车，可也。 　　东吴弄珠客题

（注：此序在万历词话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中，落款为：“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 　　～～～【万历词话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及廿公跋】 　　金瓶梅词话序

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人有七情，忧郁为甚。上智之士，与化俱生，雾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为累。惟下焉者，既不出了于心胸，又无诗书道腴可以拨遣，然则不致于坐病者几希。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其中语句新奇，脍炙人口，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使观者庶几可以一哂而忘忧也。其中未免语涉俚俗，气含脂粉。余则曰：不然。《关雎》之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淫者；哀与怨，人之所恶也，鲜有不至于伤者。吾尝观前代骚人，如卢景晖之《剪灯新话》、元徽之之《莺莺传》、赵君弼之《效颦集》、罗贯中之《水浒传》、丘琼山之《钟情丽集》、卢梅湖之《怀春雅集》、周静轩之《秉烛清谈》，其后《如意传》、《于湖记》，其间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闻之，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虽不比古之集，理趣文墨，绰有可观。其它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非尧舜圣贤，鲜有不为所耽。富贵善良，是以摇动人心，荡其素志。观其高堂大厦，云窗雾阁，何深沉也；金屏绣褥，何美丽也；鬓云斜軃，春酥满胸，何婵娟也；雄凤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锦衣玉食，何侈费也；佳人才子，嘲风咏月，何绸缪也；鸡舌含香，唾圆流玉，何溢度也；一双玉腕绾复绾，两只金莲颠倒颠，何猛浪也。既其乐矣，然乐极必悲生。如离别之机将兴，憔悴之容必见者，所不能免也。折梅逢驿使，尺素寄鱼书，所不能无也。患难迫切之中，颠沛流离之顷，所不能脱也。陷命于刀剑，所不能逃也；阳有王法，幽有鬼神，所不能逭也。至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欢离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人之处世，虽不出乎世运代谢，然不经凶祸，不蒙耻辱者，亦幸矣！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 　　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

偶得之——金瓶梅序之三 　 　　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特为白之。 　　廿公书 　　～～～【齐鲁书社版《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前言】 　　王汝梅 　　《金瓶梅》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白话世情小说，对后世的小说创作与文化嬗变产生过较大影响，在文学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来，我国《金瓶梅》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引起国外汉学家的注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删节本，齐鲁书社出版的《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删节本，香港星海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金瓶梅词话》全校本，都促进了《金瓶梅》研究的深入发展。 　　《金瓶梅》的版本，大体上可分为两个系统，三种类型。一是词话本系统，即《新刻金瓶梅词话》，现存三部完整刻本及一部二十三回残本（北京图书馆藏本、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藏本、日本德山毛利氏栖息堂藏本及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残本）。二是崇祯本系统，即《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现存约十五部（包括残本、抄本、混合本）。第三种类型是张评本，即《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属崇祯本系统，又与崇祯本不同。在两系三类中，崇祯本处于《金瓶梅》版本流变的中间环节。它据词话本改写而成，又是张评本据以改易、评点的祖本，承上启下，至关重要。现存的崇祯本都十分珍贵，一般不易见到，因此，把存世的主要崇祯本全面地校勘一下，出版一部会校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它不仅有助于认识《金瓶梅》的版本系统，而且也是探讨《金瓶梅》成书之谜、作者之谜，研究作品思想艺术价值的客观依据，是《金瓶梅》研究的基础工程。

一、崇祯诸本的特征、类别及相互关系 　　刊刻于十卷本《金瓶梅词话》之后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是二十卷一百回本。卷首有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书中有插图二百幅，有的图上题有刻工姓名，如刘应祖、刘启先、黄子立、黄汝耀等。这些刻工活跃在天启、崇祯年间，是新安（今安徽歙县）木刻名手。这种刻本避明崇祯帝朱由检讳。根据以上特点和刻本的版式字体，一般认为这种本子刻印在崇祯年间，因此简称为崇祯本，又称绣像本或评改本。 　　现仍存世的崇祯本（包括清初翻刻的崇祯系统版本）有十几部，各部之间大同略有小异。从版式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为代表，书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扉页失去，无廿公跋，回首诗词前有“诗曰”或“词曰”二字。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本、上海图书馆藏甲乙两本、天津图书馆藏本、残存四十七回本等，均属此类。另一类以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为代表，书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八字，有扉页，扉页上题《新镌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有廿公跋，回首诗词前多无“诗曰”或“词曰”二字。首都图书馆藏本、日本京都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属于此类。

崇祯诸本多有眉批和夹批。各本眉批刻印行款不同。北大本、上图甲本以四字一行居多，也有少量二字一行的。天图本、上图乙本以二字一行居多，偶有四字一行和三字一行的。内阁本眉批三字一行。首图本有夹批无眉批。

偶得之——金瓶梅序之四 　 　　《绣刻古本八才子词话》。吴晓铃先生云：“顺治间坊刻《绣像八才子词话》，大兴傅氏碧蕖馆旧藏。今不悉散佚何许。”（《金瓶梅词话最初刊本问题》）吴先生把此一种本子视为清代坊间刊词话本。美国韩南教授著录：“扉页题《绣刻古本八才子词话》，其下有‘本衙藏版’等字。现存五册：序文一篇、目录，第一、二回，第十一至十五回，第三十一至三十五回，第六十五至六十八回。序文年代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序者不详。十卷百回。无插图。”（《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韩南把它列入崇祯本系统。因韩南曾借阅傅惜华藏书，笔者采取韩南的意见，把此版本列入崇祯系统。

周越然旧藏本。周越然著录：“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二十卷百回。明崇祯间刊本，白口，不用上下鱼尾，四周单栏，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二字，眉上有批评，行间有圈点。卷首有东吴弄珠客序三叶，目录十叶，精图一百叶。此书版刻、文字均佳。”据版式特征应属北大本一类，与天图本、上图乙本相近或同版。把现存周越然旧藏本第二回图“俏潘娘帘下勾情”影印件与北大本图对勘，北大本图左下有“黄子立刊”四字，周藏本无（右下有周越然章）。 　　根据上述稀见版本的著录情况和对现存崇祯诸本的考查，我们大体上可以判定，崇祯系统内部各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目前仅存插图的通州王氏旧藏本为原刊本或原版后印本。北大本是以原刊本为底本翻刻的，为现存较完整的崇祯本。以北大本为底本翻刻或再翻刻，产生出天理本、天图本、上图甲乙本、周越然旧藏本。对北大本一类版本稍作改动并重新刊印的，有内阁本、东洋文化研究所本、首图本。后一类版本卷题作了统一，正文文字有改动，所改之处，多数是恢复了词话本原字词。在上述两类崇祯本流传之后，又刊刻了残存四十七回本，此本兼有两类版本的特征。为使读者一目了然，特将所知见诸本关系，列表如下：

偶得之——金瓶梅序之五 　 　　二、崇祯本和万历词话本的关系 　　崇祯本与万历词话本相同又相异，相异而又相关。兹就崇祯本与万历词话本明显的相异之处，考查一下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改写第一回及不收欣欣子序。崇祯本把第一回“景阳冈武松打虎”改为“西门庆热结十弟兄”。从开首到“知县升堂，武松下马进去”，是改写者手笔，以“财色”论作引子，写至十弟兄在玉皇庙结拜。文句中有“打选衣帽光鲜”、“看饭来”、“哥子”、“千百斤水牛般气力”等江浙习惯用语。“武松下马进去”以后，文字大体与词话本同，删减了“看顾”、“叉儿难”等词语。改写后，西门庆先出场，然后是潘金莲嫌夫卖风月，把原来武松为主、潘金莲为宾，改成了西门庆、潘金莲为主、武松为宾。改写者对《金瓶梅》有自己的看法，他反对欣欣子的观点，因此把词话本中与欣欣子序思想一致的四季词、四贪词、引子，统统删去了。 　　欣欣子序阐述了三个重要观点：第一、《金瓶梅传》作者是“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第二、《金瓶梅传》是发愤之作，作者“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第三、《金瓶梅传》虽“语涉俚俗，气含脂粉”，但不是淫书。欣欣子冲破儒家诗教传统，提出不要压抑哀乐之情的进步观点。他说：“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淫者；哀与怨，人之所恶也，鲜有不至于伤者。”这种观点与李贽反对“矫强”、主张“自然发于性情”的反礼教思想是一致的。崇祯本改写者反对这种观点，想用“财色”论、“惩戒”说再造《金瓶梅》，因此他不收欣欣子序。而东吴弄珠客序因观点与改写者合拍，遂被刊为崇祯本卷首。 　　二、改写第五十三、五十四回。崇祯本第五十三、五十四两回，与词话本大异小同。词话本第五十三回“吴月娘承欢求子息，李瓶儿酬愿保官哥”，把月娘求子息和瓶儿保官哥两事联系起来，围绕西门庆“子嗣”这一中心展开情节，中间穿插潘金莲与陈经济行淫、应伯爵为李三、黄四借银。崇祯本第五十三回“潘金莲惊散幽欢，吴月娘拜求子息”，把潘金莲与陈敬济行淫描写加浓，并标为回目，把李瓶儿酬愿保官哥的情节作了大幅度删减。改写者可能认为西门庆不信鬼神，所以把灼龟、刘婆子收惊、钱痰火拜佛、西门庆谢土地、陈经济送纸马等文字都删去了。崇祯本第五十四回把词话本刘太监庄上河边郊园会诸友，改为内相陆地花园会诸友，把瓶儿胃虚血少之病，改为下淋不止之病。瓶儿死于血山崩，改写者可能认为血少之症与结局不相符而改。上述两回，尽管文字差异较大，内容亦有增有减，但基本情节并没有改变，仍可以看出崇祯本是据万历词话本改写而成，并非另有一种底本。 　　值得注意的是，词话本第五十三、五十四两回与前后文脉络贯通，风格也较一致，而崇祯本这两回却描写粗疏，与前后文风格亦不太一致。例如让应伯爵当西门庆面说：“只大爹他是有名的潘驴邓小闲不少一件”，让陈敬济偷情时扯断潘金莲裤带，都显然不符合人物性格，手法拙劣。 　　三、崇祯诸本均避崇祯皇帝朱由检讳，词话本不避。如词话本第十七回“则虏患何由而至哉！”、“皆由京之不职也”，崇祯本改“由”为“繇”；第九十五回“巡检司”、“吴巡检”，崇祯本改“检”为“简”。此一现象亦说明崇祯本刊刻在后，并系据词话本而改。 　　四、崇祯本在版刻上保留了词话本的残存因素。北大本第九卷题作“新刻绣像批点金瓶梅词话卷之七”，这是崇祯本据词话本改写的直接证明。此外，词话本误刻之字，崇祯本亦往往相沿而误。如词话本第五十七回：“我前日因往西京”，“西京”为“东京”之误刻，崇祯本相沿；词话本第三十九回：“老爹有甚钓语分付”，“钓”为“钧”之误刻，北大本、内阁本亦相沿。上述残存因素，可以看作是崇祯本与其母体《新刻金瓶梅词话》之间的脐带。 　　五、其他相异之处：崇祯本删去词话本第八十四回吴月娘为宋江所救一段文字；崇祯本改动词话本中部分情节；崇祯本删去词话本中大量词曲；崇祯本删减或改动了词话本中的方言语词；崇祯本改换了词话本的回首诗词；崇祯本比词话本回目对仗工整；等等。 　　大量版本资料说明，崇祯本是以万历词话本为底本进行改写的，词话本刊印在前，崇祯本刊印在后。崇祯本与词话本是母子关系，而不是兄弟关系。 　　崇祯本刊印前，也经过一段传抄时间。谢肇淛就提到二十卷抄本问题。他在《金瓶梅跋》中说：“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这篇跋，一般认为写于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六年（一六一六──一六一八）。这时谢肇淛看到的是不全的抄本，于袁宏道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看到不全抄本，又云“为卷二十”，说明谢已见到回次目录。二十卷本目录是分卷次排列的。这种抄本是崇祯本的前身。设计刊刻十卷词话本与筹划改写二十卷本，大约是同步进行的。可能在刊印词话本之时即进行改写，在词话本刊印之后，以刊印的词话本为底本完成改写本定稿工作，于崇祯初年刊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绣像评改本的改写比我们原来想象的时间要早些。但是，崇祯本稿本也不会早过十卷本的定型本。蒲安迪教授认为，崇祯本的成书时间应“提前到小说最早流传的朦胧岁月中，也许甚至追溯到小说的写作年代”（《论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注》），显然是不妥当的。从崇祯本的种种特征来看，它不可能与其母本词话本同时，更不可能早于母本而出生。

偶得之——金瓶梅序之六 　 　　三、崇祯本评语在小说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崇祯本评语是古代小说批评的一宗珍贵遗产。评点者在长篇小说由英雄传奇向世情小说蜕变的转折时期，冲破传统观念，在李贽、袁宏道的“童心”、“性灵”、“真趣”、“自然”的审美新意识启示下，对《金瓶梅》艺术成就进行了开拓性的评析。评点者开始注重写实，注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品鉴，在冯梦龙、金圣叹、李渔、张竹坡、脂砚斋之前，达到了古代小说批评的新高度。其主要价值有如下几点： 　　（一）肯定《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而非淫书。评点者认为书中所写人事天理，全为“世情所有”，“如天造地设”。评点者第一次把《金瓶梅》与《史记》相提并论，认为《金瓶梅》“从太史公笔法来”，“纯是史迁之妙”。评点者批判了淫书论，他说：“读此书而以为淫者、秽者，无目者也。”明末《金瓶梅》评论有三派观点。第一，从进步文艺思潮出发，对《金瓶梅》的产生表示惊喜、赞赏，以欣欣子、袁宏道、谢肇淛为代表。第二，接受进步思潮影响，又受传统观念束缚，对此书持又肯定又否定态度，认为此书是淫书、秽书，所以要刊印，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以东吴弄珠客为代表。第三，固守传统观念，持全盘否定看法，认为此书淫秽，坏人心术，决当焚之，以董思白为代表。崇祯本评点者鲜明地批评了第二、第三两种观点。 　　（二）分析了《金瓶梅》中众多人物的复杂性格。鲁迅曾指出，《红楼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突破了我国小说人物塑造中“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传统格局。其实，最早突破这一格局的应该是《金瓶梅》。《金瓶梅》已经摆脱了传统小说那种简单化的平面描写，开始展现真实的人所具有的复杂矛盾的性格。对于这一点，崇祯本评点者注意到了。他在评析潘金莲时，既指出她的“出语狠辣”，“俏心毒口”，惯于“听篱察壁”、“爱小便宜”等弱点，也赞美她的“慧心巧舌”、“韵趣动人”等“可爱”之处。评析李瓶儿时，既说她“愚”、“浅”，也指出她“醇厚”、“情深”。即使是西门庆，评点者亦认为作者并非把他写得绝对的恶，指出“西门庆临财往往有廉耻、有良心”，资助朋友时“脱手相赠，全无吝色”。尤其可贵的是，评点者冲破了封建传统道德的束缚，对潘金莲这样一个“淫妇”，处处流露出赞美和同情。在潘金莲被杀后，评点者道：“读至此，不敢生悲，不忍称快，然而心实恻恻难言哉！”这是对一个复杂形象的充满矛盾的审美感受。 　　（三）评析了作者刻画人物的传神技巧。评点者说作者“写笑则有声，写想则有形”，“并声影、气味、心思、胎骨”俱摹出，“真炉锤造物之手”。他特别赞赏对潘金莲的刻画，说其“撒娇弄痴，事事堪入画”，其“灵心利口”，“乖恬”“可爱”。在四十三回作者写金莲乔妆假哭时，评点者道：“倔强中实含软媚，认真处微带戏谑”，点出作者不仅善于描摹人物的声容笑貌，还能借形传神，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四）崇祯本评语显示了评点者新的艺术视角。传统的评论重教化而不重审美，重史实而不重真趣。评点者冲破这种传统，从新的艺术视角对《金瓶梅》全面品评。他称作者为“写生手”，很多评语肯定作品的写实特点，白描手法，一再评述作者的艺术真趣。通俗、真趣、写生，这种新和艺术视角，反映了万历中后期的美学追求。冯梦龙的“事赝而理真”论，金圣叹的性格论，李渔的幻境论，张竹坡的情理论，脂砚斋的“情情”论，使古代小说批评达到成熟与繁荣的高峰，而早于他们的崇祯本评点者，对明清小说批评的发展，可以说起了奠基与开拓的作用。 　　袁宏道在一六九五年传递了《金瓶梅》抄本的第一个信息，惊讶《金瓶梅》的出现，肯定《金瓶梅》的自然之美。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称此书为“稗官之上乘”，作者为“炉锤之妙手”，特别评述了作者写人物“不徒俏其貌，且并其神传之”的特点。崇祯本评点，可以看作是袁宏道、谢肇淛对《金瓶梅》评价具体化的审美反映。

《金瓶梅》作者“五大说”与“王寀说” 　 　　文/徐镇　 发表于：2005年8月29日　 推荐指数:☆☆☆☆☆ 　　今年3月份都市晨报、现代快报连续报导《金瓶梅》作者是万历元年在徐州任判官的王寀（已退休的徐州师范大学副教授李洪政提出的），但是同时又报导一个“王家屏说”和“五大说”，“王寀说”似乎还不一定正确。 　　就我看来，“王家屏说”是不对的。不能因为王家屏是进士、当过内阁首辅、会写奏疏，就说他是作者，这样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五大说”是不是比“王寀说”更有根据，还需要认真研究研究。 　　正在我疑惑不决的时候，李洪政先生的著作《金瓶梅与徐州》正式出版了。李先生精辟的论证、严密的推理，令我不得不相信，不得不折服。大量历史、地理证据可以证明《金瓶梅》故事地点写的就是徐州。这是《金瓶梅》的事实，是辩驳不倒的。李先生在此基础上发现《金瓶梅》书中有王寀作者式的署名，《徐州志》中又有王寀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与《金瓶梅》内容是相互印证的，可以合理解释书中的许多谜题。两者的印证不是局部的、细节的和小范围的，而是整体的、框架的和大规模的，足以证明这位万历元年在徐州任判官的王寀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 　　问题在于，“五大说”是否也有辩驳不倒的理由，为此我查阅了有关的资料。 　　“屠隆说”是黄霖教授提出的，因为他发现《金瓶梅》书中有屠隆写的“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但是，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说过：“《金瓶梅》中的用词十分混杂，假如随便摘录一些句子，是很难说明问题的，因为这完全有可能是从他书中抄来的，根本不是作者自己的习惯用语。”同样道理，“一诗一文”也可能是作者从屠隆书中抄来的，不能证明屠隆是作者。黄霖教授自己的话就否定了自己，不仅如此，它们也同样否定了“李开先说”或其他类似学说，单纯根据书中的部分文章或文字是不能证明作者的。 　　“李开先说”最初是徐方朔先生提出的，他发现《金瓶梅》中大量抄引了李开先《宝剑记》中的曲白，后来他改变了观点。卜键接着进行了研究，他补充说：西门庆身上有李开先的影子（妻妾、家乐、园林、会友）；他家的“藏春阁”类似书中的“藏春坞”，都说过“留驴阳”的笑话；李开先的长子“戊申”生人，极受宠爱，不幸夭折，与书中的官哥相似；他家居章丘，乡人多为“枣强”人，章丘离“枣强”大约六七百里，符合91回的说法。其实，原文还有“过了黄河”四字为什么置之不理？且距离也不对。 　　“王稚登说”的依据比较多，有十三条：最先有抄本，在有抄本的人中唯一具有作者资格；他是古称“兰陵”的武进人；他初与屠隆友好，后不满其品行，因此有可能在《金瓶梅》中引了他的一诗一文，讽其人品低下；他辑的《吴骚集》与《金瓶梅》的大量诗词曲语句、意境相同或相似；他写的《全德记》与《金瓶梅》内容、用语相似或相同；他写的诗文与《金瓶梅》在内容上一脉相通；《金瓶梅》中有吴语、北京、山东、山西话，与他的经历相符；他与《金瓶梅》作者均鄙视南方人，有中原正统观念；他符合作者是“嘉靖大名士”、“世庙时一巨公”的身份；他是王世贞的门客，有可能为王世贞之父报仇而写作；《金瓶梅》抨击的王招宣家有可能是他家“族豪”丑类之原型；他对“候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感触甚深，《金瓶梅》曾三次引用；他年轻时生活放荡，后追悔，仕途不通，老年绝望，与《金瓶梅》作者相同。 　　综上所述，他们所依据的仍然是“兰陵笑笑生”、“嘉靖大名士”、“世庙一巨公”等不可靠的传说；说书中有其人作品，甚至类似的文字和生活故事；或其他某种相似，某种估计、某种可能，等等，都是不可靠的。“王世贞说”、“徐渭说”也大体如此，不再详述。总之，它们既没有可靠的依据，又不能整体的、框架的和大规模的与《金瓶梅》文本相互印证，最多只是局部的、细节的和小范围的印证，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无怪乎有人说“平心而论，（五大说）尚没有一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 　　其实，“李开先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他曾经在徐州做过官，符合《金瓶梅》作者与徐州有关的条件，可惜卜先生没有发现罢了。只不过，加上这一条仍然不能证明李开先是作者，因为他死的早（不到万历元年），与书中所表现的历史事实（新河口开于万历十一年，书中还有许多万历二十九年发生的故事）不能符合。 　　相比之下，“五大说”与“王寀说”究竟哪个可以相信，不言而喻。怪不得文学博士田崇雪在评论《金瓶梅与徐州》时说：“这是惊人的发现，因为它解决了很多‘金学家’们皓首穷经也没有解决的问题。认认真真读完该著的读者将会断言：这一发现，在众声喧哗的金学界必将起到‘一锤定音’之效。”

现代人对《金瓶梅》的评论 　 　　文/徐镇　 发表于：2005年12月19日　 推荐指数:☆☆☆☆☆ 　　鲁迅称赞《金瓶梅》：“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 　　郑振铎说它：“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 “它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景象。”“到底是中国社会演化地太迟钝呢？还是《金瓶梅》的作者的描写，太把这个民族性刻画得入骨三分，洗涤不去？” 有人评论：“在实事求是蔚成风气，假道学、假革命的那一套日益失去人心的今天，重新审视这部历史巨著，认真研究其价值，已经是时候了！我要说，《金瓶梅》无疑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顶上之作。应该说，《金瓶梅》是中国反腐第一书。西门庆具有中国封建社会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腐败的典型，集封建官僚和资本家于一身，其形象是生动丰满、栩栩如生的。书中展现的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是尖锐激烈又形象生动的。它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应在《红楼梦》等巨著之上。” 　　还有人评论：“在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礼教统治的社会里，《金瓶梅》竟然把男女交合之事，房中之术，那么详尽充分而且反复多次地描画在纸上，这是何等的惊世骇俗、胆大妄为！这等于把官僚嫖娼的情景用现代先进的摄录像设备偷拍后，又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播映。在四百年前的封建社会中，其震撼不亚于一颗原子弹爆炸。封建卫道者当然要给它扣上 “淫书”的帽子，予以棒杀。许多清流名士虽然宝爱此书，也不便公开赞扬。但是，真正要以“淫书”罪名封杀《金瓶梅》的，只能是那些当权者。因为《金瓶梅》把官场的丑态，官吏的贪鄙，揭露得太深刻了，矛盾直指昏庸的皇帝和混账的太师。 　　这幅画，官商一体的西门庆是主角，高官厚禄者和富商巨贾们为主体，还有依附他们的帮闲清客、妓女们，他们花天酒地、挥霍无度，贪贿敛财，枉法办案……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底层只是他们的陪衬。这幅画如此全面广阔，深刻尖锐而又形象，它无情地表现出明代社会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这是《金瓶梅》比《红楼梦》等名著更为出色的所在。 　　《金瓶梅》作者是国画技法的表现大师。他对当时的社会情景既有泼墨写意，又有工笔细描；既有漫画式勾勒，又有手术刀式解剖。表面上看，主人公西门庆如何谋财，如何送礼行贿，如何买官卖官，如何贪赃枉法，如何与他成群的妻妾饮酒作乐，如何包养妓女、情妇，如何纵欲无度直至死亡，实际上，作者是用西门庆作为封建官僚和富商的代表，揭露整个社会和官场的腐败和黑暗，它是那么的暗无天日而又五光十色，这是一幅非常形象生动、色彩丰富又变化莫测的图画。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它，仍然觉得栩栩如生，似曾见过？ 　　与西门庆们相对应的，是那些社会底层的人物图景，‘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他们‘心内如汤煮’。那时，‘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侫盈朝，天下骚然’； ‘民穷财尽，公私困弊之极。’”

《金瓶梅词话》 　 　　一、《金瓶梅词话》的概况 　　《金瓶梅词话》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它的开头据《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改编，写潘金莲未被武松杀死，嫁给西门庆为妾，由此转入小说的主体部分，描写西门庆家庭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西门庆与社会中各色人物的交往，直到他纵欲身亡，其家庭破败，众妾风云流散。书名由小说中三个主要女性（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的名字合成。 　　在万历年间，已有《金瓶梅》抄本流传。据袁中郎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写给董其昌的信，他曾从董处抄得此书的一部分；又据《万历野获编》，沈德符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从袁中道处抄得全本，携至吴中，此后大约过了好几年，才有刻本流传。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刻本，是卷首有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东吴弄珠客序及欣欣子序的《金瓶梅词话》，共一百回，有的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就是初刻本。其后有崇祯年间刊行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一般认为是前者的评改本。它对原本的改动主要是更改回目、变更某些情节、修饰文字，并削减了原本中词话的痕迹。清康熙年间，张竹坡评点的《金瓶梅》刊行（此书扉页刻有“第一奇书”四字，因此也称作《第一奇书》）。它是以崇祯本为底本，文字上略有修改，加上张氏的回评、夹批，并在卷首附有《竹坡闲话》、《金瓶梅读法》、《金瓶梅寓意说》等专论。这个本子在清代流传最广。 　　《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据卷首“欣欣子”序说，是“兰陵笑笑生”。用古名称为“兰陵”之地有二，一在今山东峄县，一在今江苏武进县，以何者为是，尚无定论。这位“笑笑生”究为何人，也至今无法确认。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说作者是“绍兴老儒”，谢肇淛《金瓶梅跋》说作者是“金吾戚里”的门客，皆语焉不详。后世人们对此提出种种猜测和推考，先后有王世贞、李开先、屠隆、徐渭、汤显祖、李渔等十几种不同的意见，但尚没有一种意见能成定论。关于小说的创作年代，也有嘉靖与万历两说，研究者一般认为后者为是。如小说中引用的《祭头巾文》，系万历间著名文人屠隆之作；写西门庆家宴分别用“苏州戏子”、“海盐子弟”演戏，为万历以后才有的风气，都可以作为证据。 　　虽然《金瓶梅词话》作者的情况不详，但仍可以推断为我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有人认为，根据《金瓶梅词话》较多保留了说唱艺术的痕迹、书中情节与文字前后颇有抵牾、较多引录前人作品等情况，这部小说当是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样，是由某个文人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改写而成，但这一说法难以成立。和《三国演义》等不同，在《金瓶梅词话》问世之前，根本没有内容相似的雏型作品流传，而且据《万历野获编》的记载来看，广闻博识的沈德符在未读这部小说之前，也不知道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此其一；《金瓶梅词话》是一部大量描绘日常生活琐事的小说，没有传奇色彩，故事性也不强，不易分割成相对独立的单元，尽管在这部小说流行渐广以后，也有取其片断为说唱材料的情况，但从全书来说，它不适宜作为民间说唱的底本，此其二。至于保留了说唱艺术的痕迹，只能说是作者有意模拟及个人爱好的表现。 　　二、《金瓶梅词话》的写实内容与时代特征 　　《金瓶梅词话》是以北宋末年为背景的，但它所描绘的社会面貌、所表现的思想倾向，却有鲜明的晚明时代的特征。小说主人公西门庆是一个暴发户式的富商，是新兴的市民阶层中的显赫人物，他依赖金钱的巨大力量，勾结官府并获得地方官职，恣意妄为，纵情享乐，尤其在男女之欲方面追逐永无休止的满足。他以一种邪恶而又生气勃勃的姿态，侵蚀着末期封建政治的肌体，使之愈益堕落破败；而他那种肆滥宣泄的生命力和他最终的纵欲身亡，也喻示着他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在当时难以得到健康的成长。当然，对晚明时代各种社会问题，作者并未能提出明确的理论见解，但小说却以前所未有的写实力量，描绘出这一时代活生生的社会状态，以及人性在这一社会状态中的复杂表现，这是很大的成功。 　　《金瓶梅词话》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所描写的官商关系和金钱对封建政治的侵蚀。本书在讨论汉初贾谊、晁错的政论文时，就已指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根本上是由于商人所拥有的金钱力量足以对以政治权力为核心的封建等级秩序构成破坏。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工商业的兴盛，这种破坏又终究是不可避免的。晚明正是这样一个时代。从《金瓶梅词话》中我们看到，明初朱元璋所颁布的《明律》中关于房舍、器物、服饰等诸方面区分等级的规定，这时早已形同虚设。西门庆一家物质享用的奢华，远远超出于一般官僚，以至其妻妾走在大街上，会被路人议论为“已（一）定是那公侯府位里出来的宅眷”，“是贵戚皇孙家艳妾”。而官僚阶层面对这种金钱力量，也不得不降尊纡贵。第四十九回写文采风流的蔡御史在西门庆家作客，受到优厚的款待，还得了两个歌妓陪夜，对于他的种种非法要求，无不一口应承。而位极人臣的蔡太师，也因收受了西门庆的厚礼，送给他一个五品衔的理刑千户之职（第三十回），做了一笔权钱交易；在过生日之际，更以超过对待“满朝文武官员”的礼遇接待这位携大量金钱财物来认干爷的豪商。至于贿赂官吏，偷税逃税，在西门庆更是轻而易举之事。封建国家机器在商人的金钱的锈蚀下，已失去其原有的运转能力。 　　而西门庆正是凭藉其金钱买通政治权力，在相当的范围内为所欲为，乃至发出这样的“豪言壮语”： 　　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掳了许飞琼，盗了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第五十七回） 　　但另一方面，作者也揭示了西门庆这样的人物并无机会被引纳为国家机器中的核心分子，他和这个封建政权多少仍是处于游离状态的。小说中有两处描写颇值得体味。一是四十九回写歌妓董娇儿服侍蔡御史一夜，得了“用红纸大包封着”的一两银子，拿与西门庆瞧，西门庆嘲笑道：“文职的营生，他那里有大钱与你，这个就是上上签了。”这里显示了富商对文官的寒酸的卑视。另一处是五十七回写西门庆对尚在怀抱中的儿子说：“儿，你长大来，还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这里却又表示了对做“文官”——国家机器中的核心分子——的向往。 　　小说在这方面虽没有充分展开，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如果说西门庆是晚明市民阶层的一个代表人物的话，这类人物虽然能够以金钱买到一部分政治权力为己所用，却没有足够的力量从根本上影响这部国家机器。作为一种社会势力，他们既不是独立的，也不是积极反抗的；在他们兴起之时，就已经卷入到封建政权的腐败过程中去了。所以，生命力的肆滥的宣泄，成为西门庆这一类人物体认和表现自身存在的方式。 　　在揭示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方面，《金瓶梅词话》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官商勾结、钱权交易，而是十分广泛而又非常深刻的。尽管过去的小说在这方面也曾作出努力，但正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我国戏曲、小说的特质之一，是“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有其终，而恶人必罹其罚”。即使歌颂民间反抗斗争的《水浒传》，也还是让正义得到不同形式的伸张（包括死后成神这一类给读者以精神安慰的形式），这多少给那种黑暗的社会抹上了一层理想色彩。而在《金瓶梅词话》中，我们却看到许多无告的沉冤，难雪的不平：西门庆毒死武大，娶了潘金莲，逍遥法外，即使英雄武松也对他莫可奈何；苗员外惨遭杀害，主犯苗青却因此成了富豪；宋蕙莲被害死后，她父亲想给女儿报仇，结果也被迫害而死……，这种无辜者受尽煎熬、悲惨而死、毫无抵偿的故事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而那个作恶多端的西门庆，却享受了一辈子的富贵荣华。他最后的纵欲而死，即使有教人自我检束的意味，也算不上“恶有恶报”；甚至他转世投胎，也仍旧是做富户。现实的沉重和阴暗，使读者感受到巨大的压抑，从而更有可能认识到封建社会的本质。这种描写，一方面是因为封建末世的政治确实格外地混乱无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者对传统道德已彻底失去信心，不再相信它能够有效地约制社会的统治阶层，提供正义的理想。 　　与上述内容相关联，《金瓶梅词话》不仅反映了社会政治的黑暗，还大量描写了那种时代中人性的普遍弱点和丑恶，尤其是金钱对人性的扭曲。在这部一百回的长篇小说中，几乎没有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人人在那里勾心斗角，相互压迫。西门庆家中妻妾成群，花团锦簇，但众妻妾乃至奴婢之间的争宠夺利，无所不用其极，显示出在多妻制婚姻关系中女性心理的阴寒。小说有很多地方写到西门庆在占有各色女子时，一面寻欢作乐，一面商谈着财物的施予，两性关系在这里成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还有，像五十六回写帮闲角色常时节因无钱养家，被妻子肆口辱骂，及至得了西门庆周济的十几两银子，归来便傲气十足，他的妻也立即变得低声下气。这些描写，都尖锐地反映出人性在金钱的驱使下是何等的可悲与可怜。而且，作者明显是有意识地在描写两性之间为金钱所左右的交往时大量引用那些辞采华美、富于温情的诗、词、曲，让人感觉到：在那样的社会里，不仅在政治方面不存在王国维所谓“诗歌的正义”，在男女交往中也极少存在诗歌的温情。 　　历史的演进是复杂的过程。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肯定“好货”、“好色”是晚明时代具有进步意义的新思潮，但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力量远不够强大、具有正面意义的新道德难以确立的情况下，这种思潮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西门庆一类人物身上）却常常会以邪恶的形式表现出来。《金瓶梅词话》的思想内涵因此也带有这一历史变异时期的复杂性。为小说作序的“欣欣子”（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作者的另一化名），称此书的宗旨是“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但这只是一种有意识的和常规性的标榜，小说本身则很少有基于传统道德的说教；作者一方面揭示了物质欲望和情欲的膨胀使人性趋向于贪婪丑恶，同时也如实地反映出追求这些欲望的满足乃是人性中不可抑制的力量。金钱和情欲不是被简单地否定的，而是同时被视为既是邪恶之源，又是快乐与幸福之源。以对于李瓶儿的描写为例，她先嫁给花子虚，彼此间毫无感情，后来又嫁蒋竹山，仍然得不到满足，在这一段生活中，她的性格较多地表现为淫邪乃至残忍；嫁给西门庆后，情欲获得满足，又生了儿子，她就更多地表现出女性的温柔与贤惠来。这明白地显示出：过度纵欲固然不可取，但对自然欲望的抑制，却只会造成更为严重的人性的恶化。虽然，作者很难以一种恰当的态度来处理这种人性的矛盾，而最终只能以虚无和幻灭来结束他的故事，但至少他对人性的看法，已经不再是简单化的了。 　　《金瓶梅词话》受后人批评最多的，是小说中存在大量的性行为的描写。这种描写又很粗鄙，几乎完全未曾从美感上考虑，所以格外显得不堪，使小说的艺术价值受到一定的削弱。一般认为，当时社会中从最高统治阶层到士大夫和普通市民都不以谈房闱之事为耻，小说中的这种描写，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产物。不过，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这和晚明社会肯定“好色”的思潮有很大关联，它是这一思潮的一种粗鄙而庸俗的表现形态。 　　三、《金瓶梅词话》的艺术成就与地位 　　《金瓶梅词话》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多方面的开创意义，标志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过去的长篇通俗小说，主要是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为素材，在民间的“说话”艺术中经过长期的酝酿、改造而形成的，注重传奇色彩、故事情节，在人物的善恶分判上简单而分明，构成这些小说的共同特点。而《金瓶梅词话》作为文人的独立创作，明显突破了以上这些范式。它问世不久，就传抄于袁宏道、袁中道、董其昌、沈德符等当代最著名的文人之手，也说明了它在小说史上的特殊性。 　　从取材来说，在这以前成就最高的三部长篇小说——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分别以历史上的显赫人物、民间英雄好汉、神话人物为中心，归纳起来，可以说它们都是写非凡人物的非凡经历和非凡故事，是传奇性的小说。 　　虽然这些人物故事也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生活情景，但毕竟是经过了很大程度的想象与改造，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有距离的。《金瓶梅词话》则是以一个富商家庭的日常生活为中心，并以这个家庭的广泛社会联系来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它的人物是凡琐的，没有什么超常的本领和业绩；它的故事也是凡琐的，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地方。但正因如此，它表现了小说创作对于人的真实平常的生活状态的深入关注与考察，从而成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小说，或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的“世情书”。 　　凡是优秀的小说，都必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取得一定成就。但尽管如此，传奇性的小说放在首位的还是故事情节，即使以前小说中最以写人物擅长的《水浒传》，也首先是以故事情节吸引人，很少能看到仅仅为了显示人物性格而对情节发展并无多大意义的事件。而在《金瓶梅词话》中，则明显地出现了故事情节的淡化。它所描绘的大量的生活琐事，对于情节的发展并无意义，却能充分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如第八回潘金莲因等西门庆不来，便拿迎儿出气，打了她几十马鞭不够，又在她脸上掐了两道血口子才罢休，这和以后的故事发展毫无关系，却有力地揭示了潘金莲那种带有虐待狂倾向的残忍性格。此外如五十四回写西门庆与应伯爵等游郊园，五十七回写道长募缘、西门庆施银等等，此类“闲笔”甚多。 　　可以说，《金瓶梅词话》与以前的小说相比，已经把重心从故事情节转移到人物形象上来，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过去从民间“说话”中发展起来的通俗小说，为了使文化水平不高的听众、读者容易把握人物，其人物性格一般是单纯而鲜明的，坏人一切都坏，好人纵有缺点（如《水浒传》中李逵、鲁智深那样），也无损于其基本的品质。但这样的人物虽然容易被接受，相对于复杂的实际生活来说却是简单化了。《金瓶梅词话》写人物，就不再是这样简单的处理。 　　前面我们说到，这部小说中几乎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但同样这部小说中也几乎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反面人物”。如小说中写李瓶儿，既有泼辣、凶狠，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顾一切的一面，但在更多的场合下，她表现出善良、懦弱和富于同情心一面，她的性格是极为丰富的。又如奴才来旺的妻子宋惠莲，是一个俏丽、轻浮、浅薄的女人，她勾搭上了西门庆，便得意忘形，一心想摆脱丈夫，在西门庆家爬上个小老婆的位子。但当来旺被西门庆陷害时，她却悲愤异常，“千也说一夜夫妻百夜恩，万也说相随百步也有个徘徊意”，念着他们在贫贱生活中所建立起来的真诚感情。她痛骂西门庆：“你原来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看出殡的！”西门庆百般劝诱，她再也不肯就范，最后终于自杀（第二十六回）。她确实是贪图钱财和虚荣、品格卑贱的人，但在这后面，却又保存着某种人性中的高贵的东西。 　　这样的人物形象，是过去的小说中所没有的。就是西门庆，固然是个恶人，但他的“恶”也不是以简单的符号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他的慷慨豪爽、“救人贫难”，多少表现出市民阶层所重视的品德。他对妇女从来就是贪得无厌地占有和玩弄，但当李瓶儿病死时，他也确实表现了真诚的悲痛。小说对这一事件的描写十分细致。一方面，西门庆不顾潘道士提出的“恐祸将及身”的警告，坚持要守在垂危的李瓶儿的身旁，当她死后，不顾一切地抱着她的尸体哭叫：“宁可教我西门庆死了罢，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什么！”另一方面，作者又借西门庆心腹玳安之口指出：“为甚俺爹心里疼？不是疼人，是疼钱。”但这里并不是说西门庆的感情是虚假的，而是说这种感情与李瓶儿嫁他时带来了大量的钱财有极大关系，贪财是他的感情的重要基础。而这种真诚的一时冲动的感情，却又不能改变西门庆好色的无耻本性，小说接着又写他为李瓶儿伴灵还不到“三夜两夜”，就在灵床的对面奸污了奶子如意儿（第六十二至六十五回）。西门庆的形象就是在这样丰富的性格层次中塑出来的，所以能够给人以活生生的感觉。 　　而且，《金瓶梅词话》描写人物性格，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单纯的个人天性来看待，而是同人物的生存环境、生活经历联系起来。譬如潘金莲，可以说是小说中最富于邪恶品格的女人，同西门庆真可谓天生一对。但仔细读小说，我们就会发现，她的邪恶是在她的悲惨的命运中滋长起来的。潘金莲出生在一个穷裁缝的家庭，九岁就被卖到王招宣府中学弹唱，学得“做张做势，乔模乔样”；后来又被转卖给张大户，年方十八就被那老头儿收用了；再后来她又被迫嫁给“人物猥獧”的武大。她美貌出众，聪明伶俐，却从来没有机会在正常的环境中争取自己做人的权利。来到西门庆家中，她既不像吴月娘那样有一个尊贵的主妇身份，也不像李瓶儿、孟玉楼那样有钱，可以买得他人的欢心，但她又不甘于被人轻视，便只能凭藉自己的美貌与机灵，用尽一切手段来占取主人西门庆的宠爱，以此同其他人抗衡。她的心理是因受压抑而变态的，她用邪恶的手段来夺取幸福与享乐，又在这邪恶中毁灭了自己。 　　《金瓶梅词话》的语言一向为人们所称道。虽然有些地方显得粗糙，尤其是引用诗、词、曲时，往往与人物的身份、教养不符，但总体上说是非常有生气的。作者十分善于摹写人物的鲜活的口吻、语气，以及人物的神态、动作，从中表现出人物的心理与个性，以具有强烈的直观性的场景呈现在读者面前。鲁迅称赞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中国小说史略》）如第四十九回写西门庆宴请蔡御史，请他关照生意，之后留他宿夜，来至翡翠轩： 　　只见两个唱的盛妆打扮，立于阶下，向前花枝招飐嗑头。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可，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厚爱，恐使不得。”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别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于是月下与二妓携手，不啻恍若刘阮之入天台。因进入轩内，见文物依然，因索纸笔，要留题。西门庆即令书童，连忙将端溪砚研的墨浓，拂下锦笺。这蔡御史终是状元之才，拈笔在手，文不加点，字走龙蛇，灯下一挥而就，作诗一首。 　　风雅的形态与卑俗的心理交结在一起。作者不露声色，就写尽了两面。这种文笔，后来在《儒林外史》中得到极大的发展。 　　《金瓶梅词话》以其对社会现实的冷静而深刻的揭露，对人性（尤其是人性的弱点）清醒而深入的描绘，以其在凡庸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人性之困境的视角，以其塑造生动而复杂的人物形象的艺术力量，把注重传奇性的中国古典小说引入到注重写实性的新境界，为之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儒林外史》、《红楼梦》就是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发展的。《石头记》的脂评说《石头记》（即《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不为无见。所以说，《金瓶梅词话》尽管有种种不足，它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实不可低估。 　　《金瓶梅》传世既广，随之也出现了一些续书。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称，有一种叫《玉娇李》的，“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今已不存。另有清初丁耀亢撰《续金瓶梅》等，俱不见佳。

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 　 　　文/徐镇　 发表于：2005年12月19日　 推荐指数:☆☆☆☆☆ 　　张竹坡（1670—1698），名道深，字自得，号竹坡。铜山（今徐州）人。张竹坡以非凡的艺术见解肯定并赞赏《金瓶梅》，说作者因发愤而著作，“或有所指”。他的评论不但有回前评、眉批、夹批，还有专论和读法。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小说理论批评结构理论。 　　一、对《金瓶梅》的整体评论 　　“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读法五三） 　　“《金瓶梅》写奸夫淫妇，贪官恶仆，帮闲娼妓，皆其通身力量，通身解脱，通身智慧，呕心呕血，写出异样妙文也。今只因自己目无双珠，遂悉令世间将此妙文目为淫书，置之高阁，使前人呕心呕血做这妙文乃为俗人所掩，尽付流水，是谓人误《金瓶梅》。”（读法八二） 　　“《金瓶梅》因西门一分人家，写好几分人家。”（读法八四） 　　“《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故知作《金瓶》者必能作《史记》。”（读法三四）“《金瓶梅》断断是龙门再世。”（读法七七） 　　二、对《金瓶梅》写作方法的评论 　　“《金瓶梅》是大手笔，却是极细的心思做出来的。（读法一O四）此书处处以文章夺化工之巧也夫。”（读法一O六）“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也。”（读法四三） 　　“各尽人情，莫不各得天道。即千古算来，天之祸淫福善，颠倒权奸处，确乎如此。读之，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操笔伸纸做出来的。吾固曰：得天道也。”（读法六三） 　　“用笔不露痕迹”（读法十三）“善用曲笔、逆笔”，“曲得无迹，逆得无觉”，“此所以为妙也。”（读法十三）“草蛇灰线”、“千里伏脉”，“妙绝群书”（读法二六）“善于用犯笔，而不犯也”（读法四五），“曲曲折折，为之出入其起尽。何异入五岳三岛，尽览其胜？我心乐此，不为疲也。”（读法四八）“摹神肖影，追魂取魄”（读法五四）“结穴发脉，关锁照应”（读法六九） 　　“读《金瓶》，须看其大间架处”，（读法十二）“入笋处”（读法十三）“露破绽处”（读法十四），“内中有一无用之笔墨也哉。”（读法十五）“善于用犯笔而不犯”（读法四五），“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读法五二、四五） 　　三、对《金瓶梅》写作动机的评论 　　《苦孝说》：“至于生也不幸，其亲为仇所算，则此时此际，以至千百万年，不忍一注目，不敢一存想，一息有知，一息之痛为无已，呜呼痛哉！痛之不已，酿成奇酸……则《金瓶梅》当名之为‘奇酸志’、‘苦孝说’。”“作者不幸，身遭其难”，“欲无言，而吾亲之仇也吾何如以处之？且也为仇于吾天下万世也，吾又何如以公论之？是吾既不能上告天子以申其隐，又不能下告士师以求其平，且不能得急切应手之荆、聂以济乃事，则吾将止于无可如何而已哉！”“怨恨深而不能吐，日酿一日，苍苍高天，茫茫碧海，吾何日而能忘也哉!！眼泪冼面，椎心泣血，即百割此仇，何益于事！”在“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的处境下，“展转以思，惟此不律可以少泄吾愤”，“借此以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悯矣。” “《金瓶梅》到底有一种愤懑的气象。”（读法七七）“作者必大不得时势”（第十七回回评）“作者必遭史公之厄而著书”（第二九回旁批）。 四、对《金瓶梅》作者的评论 　　“传闻之说，大都穿凿，不可深信。”“作者无感慨，亦必不著书，一言尽之也。其所欲说之人，则现在其书内。”（读法三六） 　　“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角色摹神也。”（读法五九） 　　五、对《金瓶梅》人物的评论 　　评吴月娘，“《金瓶》写月娘，人人谓西门氏亏此一人内助，不知作者写月娘之罪，纯以隐笔，而人不知也。” “其夫为盗贼之行，而其妻不涕泣而告之，乃依违其间，视为路人，休戚不相关，而且自以好好先生为贤，全台为心尚可问哉！至其于陈敬济，则作者已大书特书，月娘引贼入室之罪可胜言哉！”“敬济之罪，月娘成之”。（读法二四）“又月娘好佛，内便隐三个姑子，许多阴谋诡计，教唆他烧夜香，吃药安胎，无所不为。则好写佛，又写月娘之隐恶也，不可不知”。（读法二七） 　　“如耍狮子必抛一球，射箭必立一的，欲写金莲而不写一与之争宠之人，将何以写金莲？故惠莲、瓶儿、如意皆欲写金莲之球之的也。”（六五回评）“技至此无一复加矣。” （八七回评） 　　“所以将爱姐作结，以愧诸妇；且言爱姐以娼女回头，还堪守节，奈之何身居金屋而不改过悔非，一竟丧廉寡耻，于死路而不返哉？”“作者盖有深意于其间矣。”（读法十一）

《金瓶梅》的真相 　 　　文/徐镇　 发表于：2005年12月19日　 推荐指数:☆☆☆☆☆ 　　人说《金瓶梅》浑身是谜，它的谜究竟有多少，数也数不清。粗略估计一下，大大小小至少也有一百多个。最著名有四个：《金瓶梅》作者之谜；写作动机之谜；写作地点之谜；写作年代之谜。几百年来引人注目，大家纷纷探索，但收效甚微。大量的谜依然是谜，奇文依然是奇文。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缺乏可靠依据。 　　可喜的是李洪政教授通过努力找到了可靠的依据，他得天独厚地解开了四大谜团，请看：李洪政教授研究成果。 　　徐州师范大学退休副教授，现任《金瓶梅》学会副会长、徐州世纪公司首席研究员李洪政教授，通过二十多年对《金瓶梅》的研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90年4月8日《徐州日报》头版首次报道他对《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成果；14日周末版摘要发表了他的“王寀说”文章。其后，不少杂志陆续刊登了他的许多论文，1991年7月29—9月30日，他写的“《金瓶梅》之谜”在香港《文汇报》上连载了两个多月。2000年8月他写的《金瓶梅解隐》（约30万字）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发行。2005年3月以来，都市晨报、现代快报和电视台多次采访了他，连续报道了他关于《金瓶梅》的研究成果。颇富盛名的社会大观栏目为他拍摄了短片《金瓶梅与徐州》上下集，2005年6月他写的《〈金瓶梅〉与徐州》（约20万字）在徐州正式出版，徐州许多报纸和电视台都作了报道和赞扬。现代快报8月12日报道：“400年疑团《金瓶梅》作者之谜破解”。他是真正破解四百年《金》作者之谜的第一人。 　　现将其研究成果总结如下： 　　（一）成功地考证出《金瓶梅》的故事地点、故事年代、写作地点、写作年代和作者的笔名、姓名和家史故事。 　　通过历史地理证据考证出；《金瓶梅》故事地点实际是徐州（黄河作证，运河为据），从而为解决作者之谜提供了可靠依据；通过人物的生辰八字和生年干支考证出：《金瓶梅》主要故事发生在嘉靖23、24年，直至嘉靖44年，最后延伸到隆庆5年；通过故事地点和写作中的无意识心理考证出；写作地点是徐州；通过几件历史大事考证出：《金瓶梅》写作年代在万历21—32年间；通过书中署名、书中故事、《徐州志》和《景州志》考证出：《金瓶梅》作者姓王名寀。 　　（二）系统论证并剖析了《金瓶梅》的内容之谜（包括写作动机、故事原型和写作方法等） 　　《金瓶梅》女主角是李瓶儿，不是潘金莲；作者在《金瓶梅》中以文学折射的方式，倾诉了蕴积胸中的苦闷，揭露和鞭笞了仇人的卑鄙和罪恶。西门庆是作者仇人的化身；李瓶儿是作者之母的文学化身；潘金莲只是作者从《水浒传》中借用的代人受过的剪拼人物而已，是被揭露、被批判的淫妇典型；陈经济是作者在书中的报仇化身；贪财的吴月娘替西门庆偿还了风月孽债；西门庆最后只落得一个断子绝孙、陪了夫人又折兵（妾婢）可耻而又可悲的下场，堪为千古贪财好色者戒。 　　（三）深入挖掘出《金瓶梅》的文化内涵，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文学价值和经济价值，将金学研究推向全新的高度。 　　《金瓶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最伟大的写实小说，它以写宋为名，实际上将明代的嘉靖、万历朝代，由民间到朝廷的历史真实全面地摹写下来。 　　（1）它着重描写了明代后期的市井生活之实 　　它是一部描写人的生命现象和哲理的小说，从百姓生活（衣、食、住、行、娱乐）中去表现人的个性。它以西门庆一个家庭的兴衰为主线，牵扯到许多家庭，写到城市中各行各色人物，为中国小说史树立了不朽的市民典型，替16世纪后半期中国封建社会画下了一副包罗万象、多姿多态、栩栩如生的巨型生活画卷，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变革时代精神。 　　以前的小说主角多是神魔、帝王、将相、英雄，《金瓶梅》降而直面人生，由传奇转向现实。 　　（2）它突出描写了明代后期市民的思想文化之实它充分裸露了人欲，肯定了人欲，向封建禁欲主义公开宣战，与传统儒家道德形成鲜明对比。在作者笔下，人身上的传统道德逐渐薄弱，封建思想逐渐松弛，利与欲是人们行动的指南。与此同时，书中还充分揭露了过分的、无耻的色情活动和掠夺性的利欲，急切呼唤合理的男女平等新观念、新道德、新风尚，突出了妇女求人权、求解放、求幸福的人性要求，充分反映出明代中晚期的新哲学、新思想、新文化，起着思想启蒙的重大作用，堪称近代启蒙文化之先驱。 　　（3）它如实反映了明代后期的政治之实 　　它是传统政治文化向近代政治文化嬗变的形象写照。书中直接揭露出下级到上级官员、各级政府到朝廷、直到皇帝的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卖官鬻狱、腐化堕落、颠倒黑白和无法无能，他们已经成为金钱的奴隶，祸国殃民的罪犯。《金瓶梅》通过种种深刻揭露，有力地预言这个朝代必然要走向灭亡，字里行间躁动着、呼唤着新制度、新生活。说它是政治讽喻小说一点都不为过，这是《金瓶梅》所具有的独特的时代价值。 　　（4）它描写了明代晚期经济生活之实 　　书中写了不少商业活动，介绍了相当多的市场情景及商业经济活动，表现出那个时代的商业已经相当发达，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的纪实，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填补空白的开拓之功。 　　（5）《金瓶梅》是一部以揭露贪财好色为主题的哲理性小说它是一部警世箴言，有着很深人生哲理。它通过家庭衰亡和婚姻悲剧，揭露了不正当的过分财欲、色欲给个人和家庭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阐述了人生哲理，也曲折地反映出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和规律。作者是一位以文弱之书警世戒人的哲人，他谴责不正常的爱情，提倡婚姻要以慕（爱情）为中心，“男慕乎女、女慕乎男”。四百多年前的作者就有这样的先进观点，真是让人赞叹不已。 　　它是一部痛心疾首的苦难家史、是作者为泄愤雪耻而写的血泪之作，且可借此告戒世人，其盛情正如寒冷的岁月中盛开的梅花的花香，蕴藏着对其父母和世人难能可贵的深情。《金瓶梅》在许多方面都确切地证实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作者是一位深受苦难家史折磨的苦人。 　　（6）《金瓶梅》是16世纪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书中描摹的社会风情有很高的人类学、人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研究价值，它是我国古代文献中不可多得的对社会文化的全面记载，信息量极大，其中涉及到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家具设置、婚丧庆典、宴会习俗、称谓习俗、交际习俗、礼仪文化、节日文化、娱乐风俗、戏曲文化、社会风情、宗教文化、医药文化、方言俗语等等，说《金瓶梅》是一部文化史记小说一点也不过分。 　　（7）《金瓶梅》是一部写法极其巧妙的天下奇书它以反面人物为主角，把丑角作为典型，揭露丑恶、谴责荒唐，鞭挞淫欲，充分表现了明代晚期奢华纵欲、猥琐庸俗、腐化堕落的历史事实。这并不是什么厌世主义，而是一种有着强烈震撼力的艺术手法。正如现代西方哲人尼采所说：“如果要求唯有循规蹈矩的、道德上四平八稳的灵魂才能在艺术中表现自己，就未免给艺术加上了过于狭窄的限制。无论在造型艺术还是音乐和诗歌中，除了美丽灵魂的艺术外，还有着丑恶灵魂的艺术；也许正是这种艺术最能达到艺术的最强烈效果，令心灵破碎，顽石移动，禽兽变人。”（《悲剧的诞生卷》p128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12月） 　　《金瓶梅》采用了真正的白描手法，对比写法、通过诗词、歌曲、酒令的暗示和“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双层次的写法，让读者自己去了解情节、品味故事，从中挖掘出作品真相和作者真相，这在中外小说史中是独一无二的。其现实主义写法和惟妙惟肖的市井风情之描摹令人叹为观止，笔法之奇至今无书能敌，书中有书，暗藏春秋。世人称奇。凡此等等，充分说明作者是一位有着高超智慧和狡黠才能的天下奇人。 　　比《金瓶梅》晚一百多年的清代小说《红楼梦》，许多写法都是跟《金瓶梅》学习的，可以没有《金瓶梅》就不会有《红楼梦》。 　　（8）全面反映了徐州四百年前的历史特征 　　《金瓶梅》作者王寀曾任徐州判官，他是在徐州写作的，故事地点写的又是徐州，书中使用的语言是盛行于徐州的北方官话和徐州方言，全面反映了徐州四百年前的历史特征、城市面貌、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市场状态（经济开放，市场繁荣、交通发达、外地商人云集），以及景观景点等，特别是徐州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家具设置，具有极丰富的内容，为在徐州开展《金瓶梅》文化旅游活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从《金瓶梅》书中可以找到徐州的过去，它为徐州记录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它是徐州历史的活化石；从徐州可以找到书中描写的种种痕迹和发展变化的轨迹，现实的徐州正是《金瓶梅》笔下徐州的持续和发展。特别值得一题的是，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大水淹没徐州，城中积水一丈三尺，三年不退，后来的徐州城是在崇祯元年重建的，直到崇祯八年（1635年）方才恢复旧观（规模与洪武徐州城相同）。《金瓶梅》所描写的徐州城已经被淹没在地下，形成城下城、街下街、房下房的天下奇观。如今徐州地下已相继发现地下城墙、地下南门、瓮门、地下街、地下署衙、地下民居、地下道观、古药铺、古井古闸、古物、徐州卫碑文、广运仓碑等，为在徐州开展《金瓶梅》文化旅游活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大量历史文物。

话说《金瓶梅》——顾关元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是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注等史料，经说书艺人的加工，历数百年最后定稿于罗贯中。《水浒传》是以《宋史》和《宣和遗事》及元曲中的许多梁山泊英雄故事为蓝本而加工演化，最后成于施耐庵之手。《西游记》则是根据《唐史·三藏法师传》记玄奘往西天取经这段史实演化而成的，是部神魔小说。然而，唯独《金瓶梅》不以史书为依托，而是借小说《水浒传》中描写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把故事引申开来，写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生活，通过写西门庆的一个家庭来反映社会的黑暗腐败，这在我国小说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后来的《红楼梦》写贾家一族的家史学的就是《金瓶梅》的写法。明史专家吴晗早在三十年代就撰文，说《金瓶梅》反映了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等，是一部明末社会史。 　　成书于明代的《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社会世情小说。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它当作“淫书”，因此被禁。其实这真是冤枉了它。 　　《金瓶梅》是因“淫书”而被禁，其实这是个表象。在它之前的《水浒》并非淫书，也照样被禁了。究其缘故，是因为写了封建社会的专制、黑暗、腐败，这才是被禁的实质，它在封建统治者眼中，是一部诽谤统治者的“谤书”，这是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不敢道破的天机。 　　其实，考查《金瓶梅》的原著，并无淫秽的描写，这些淫词秽语是在吴中刻本中伪称为《金瓶梅词话》之后才有的。如果把《金瓶梅》中的淫词秽语删去，还其本貌，它不失为一部文学性很高的社会现实主义小说。现在有个误会，认为淫秽语多的才是原书，海外的很多出版商打着“足本”的名称，其实就是针对着这种心理而来。 　　《金瓶梅》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兰陵笑笑生到底是何许人？300多年来众说纷纭，直到现在还没有定论。据考查，涉嫌的作者竟有12位之多，连李笠翁、徐渭、李卓吾等都被列为考疑的对象，但说法最多的不外兰陵笑笑生与王世贞俩人，不过仅仅因为兰陵笑笑生是山东人，与小说中之方言有诸多相同而论定《金瓶梅》之作者即兰陵笑笑生，显然根据是不足的。 　　据《野获编》记载，王世贞作《金瓶梅》乃出于为父报仇。王世贞是出名的大孝子，其父被奸相严嵩所害，史传严好读奇书，王世贞乃著《金瓶梅》，在书角蘸以砒霜毒液，然后将书卖给严嵩，严嵩读完此书，遂毒发而死。这个故事很有传奇色彩，但依然没有确证，仅仅是传说而已。 　　近年来，《金瓶梅》研究已在国内外文学及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但此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即某些人把它作为“古代性学”和“性文化”来研究。性学固然是值得研究的一门知识，但如果热衷于把《金瓶梅》研究引入此道，而忘了它的谤书的社会意义，这将是舍本求末，会步入歧途的。 　　如果洗刷掉《金瓶梅》淫乱的内容，它具有其他古典小说所不备的两重优点，这就是它既有近似于《红楼梦》的言情，又有近似于《史记》的谤书性质。《史记》也是一部“谤书”，但前者是借写世情以暴露之，曲折而委婉；后者则是借托历史予以激烈的抨击，是比较直露的，但两者都是暴露文学。从暴露封建专制黑暗这一意义来讲，《金瓶梅》不逊于《史记》、《水浒》、《红楼梦》。尽管它的历史价值及艺术价值远不及《史记》与《红楼梦》。 　　《金瓶梅》是研究明代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它的外文译本，被有关学者认为是世界文学的财富。现在是到了把它解放出来的时候了，使它恢复名誉，摘掉“淫书”的恶名，“质本洁来还洁去”，以弘扬它鲜为人知的“谤书”的积极意义。

拆烩金瓶梅 宴 [精华] 　 　　森林的火焰 于2006-03-31 12:28 　　大筵大宴，金瓶梅偏不实写。大宴着重的其实不在吃，所以一律是“屏开孔雀，褥隐芙蓉“；“汤浮桃浪，酒泛羊羔“。陈旧绮丽词句中把宴席漂亮地一笔带过。 时代进步，礼数由繁变简。今天的喜宴，谢师宴，无论有没有鲍参翅肚，在过去都只是“便宴“的规格 。真正的宴席要按腔唱曲，四冷盘四热荤，小碗中碗大碗，烧烤热炒，酒饭汤饭，八咸点八甜点，鲜果干果，汤面饭羹，步骤礼数一丝错不得。菜点已是不胜计数。更有席前吃茶摆果子，席中厨役献大菜，三汤五割，客人要放赏。主人倌人轮番斟酒劝饮，酒过三巡才吃饭，最后是甜点。吃过大宴撤了残肴，偏厅继续小酌。在没有电视收音机的农业社会，请客赴宴是打发时间的好方法。西门庆这样的大家物力，鸦飞雀乱，张灯结彩的一个月就过去了。 书中最隆重的是西门庆请官客。提前几日定果子，安排大席面，又出票拘集本司三院的教坊乐工当天过来侍候，几个唱的李桂儿，董娇儿，吴银儿，韩金钏儿干脆叫来不放还家。为表诚意，先遣下小厮快腿到官船上下帖子，送礼物。到正日子，西门庆夏提刑早早穿戴官袍官帽整齐，出城五十里到相识的蔡状元（彼时已点了巡按）船上接，只为结识新官——不相识的宋御史。 　　请宋御史吃酒，醉翁之意不在酒。且看场景铺排：预先请了棚匠高搭彩棚，等于今天请客前先翻修花园大门。宋御史是江西人，堂前娱乐除杂耍答应以外，还有海盐子弟的“南戏“。同是北方人的刘太监就不待见，说“蛮声哈喇，听它作甚！“少时贵客来到，蔡巡按陪着宋御史，两人分别上坐大厅的两张“吃看大桌面“，西门庆主人家，垂首相陪。看盘大场面宴席才用到。“儒林外史“里的王太太，向媒人吹嘘自己当年做大太太的威风，戴着满头的珍珠披挂，穿了织金白绫裙子，去赴“吃一看二眼观三“的喜筵。看席多用糖果面粉堆成，容易造型。真要掰一块下来尝尝，味道也不太坏。因此说是“高顶方糖，顶胜簇盘“。也用水果堆砌成山石状的看盘。满汉全席最好此道，弄得金碧辉煌，食者反而无下箸处。说是歌舞声容，食前方丈。吃了什么全然没写。做上官的赴宴不过是个弄钱的法门，摆谱的机会。地方豪绅摆筵是为了威震四邻八舍，为日后鱼肉乡里为所欲为添胆气。坐不多时，为人浮躁的宋御史便要起身，西门庆连忙让人把全副席面连金银酒器都装在食盒里陪送过去，还添上两坛酒两牵羊，金花彩缎，共二十抬。跟从人等又是五十瓶酒，五百点心，一百斤熟肉。宋御史赏脸赴一回席，收入的金银就够一所宅子。 无怪乎读书人拼着在朝廷上被打屁股的风险，也要考科举做官。送走陌生的宋御史，留下相熟的蔡状元。吃过酒，求过人事，两个盛妆妓女翡翠轩内侍候。次日的嫖钱也是西门庆交月娘打发的。御史之酒虽然靡费，花得值得。苗青买命的一千两银子，在西门庆和夏提刑家从此住得安逸了。 写得热闹详尽的是月娘等赴的女客内筵。乔大户娘子请城中名门富户女眷吃元宵酒，在厅上排下四张桌席，两个妓女席前弹唱。众女客吃过茶到厅前入席，上汤饭，厨役献第一道水晶鹅，月娘赏二钱银子。第二道烂侉蹄儿，月娘赏了一钱银子，第三道献烧鸭，月娘又赏了一钱银子。请客的大菜是猪鹅鸭，堂皇不失朴实，与后世讲究海菜不同。酒过一轮，众位娘子各自进房梳妆换衣服，也是当时大户人家的排场。一群多嘴女客见两个孩儿一般可爱，怂恿着订了亲事，堂前交换花红彩礼，没事也生出热闹来。热闹了一回，又复入席，上裹馅寿字雪花糕，喜重重满池娇并头莲汤，是甜点了。宴席开完，月娘复赏大红缎子与厨役和妓女。生产力不发达的年代，吃穿之物都是硬通货。 　　正月十五瓶儿生日，兼着月娘请客，摆下四张桌席的茶，四十碟各样茶果，细巧油酥。“四十碟“似乎是个有讲究的数字，怡红院诸人给宝玉做生日，也是摆下四十个粉白定窑碟子，装了山南海北天下所有的酒馔菜果。难道是巧合？入了席面，一样割凡五道，汤陈三献，乔家的皇亲，丈夫做过指挥使的乔五太太放赏。乔家在县中是大户，又拐了弯攀着皇亲，西门庆还嫌他家只是白衣人，一起吃酒别人穿官服他戴小帽，不雅相。乔五太太说起家事，原来乔大户出身差役。倡优隶卒是贱民，虽然洗底成功，怪不得西门庆有些瞧不上。吃完席面又吃酒，吃过酒看放烟花，又是拦门递酒，两边看热闹的，人山人海，排军拦也拦不住。等赴席的轿子一顶顶离去，已经三更天气。月娘还要指挥着收东西，管待唱的戏子妓女，攒出些剩酒残肴，招待家中伙计女婿。很多研究者都言之凿凿晚明的中国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象傅伙计，韩道国，都可以算作职业经理人。可惜职业经理人的待遇和奴才差不多，请过官客的剩菜才请他们。这样的萌芽离长大的一天还远着呢。 　　月娘请客当日，西门庆在衙门中，未与乔家叙亲。放假在家，便送桌席过去，又是高顶方糖，时鲜树果，中看不中吃。这样的桌面，年下可能转手就送人。游遍九城，纹风不动。

读《金瓶梅》有感 　 　　我看《金瓶梅》，得出一个认识：这《金瓶梅》不是写给男人看的，而是写给女人看的。 　　要男人来看《金瓶梅》，要不想入非非那肯定不正常。它极尽煽情之能事，把人的兽性、野性都彻底展现出来了。无怪乎《金瓶梅》序里说：“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西门庆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禽兽。所以男人看《金瓶梅》，只怕多半会“兽性大发”。《孟子》说：“食色，性也。”《金瓶梅》就是这样一本专写“性”的书。 　　《金瓶梅》是男人的自传，所以是女人研究男人的绝佳的资料。《金瓶梅》里写了那么多的女人，是告诉它的读者－－女人们：看看你们在男人心目中是什么样子？这一群女人，最后都栽到西门庆这个野兽手里了，真是把天下每个女人都打了一个耳光。西门庆的形象，就是在女人堆里，变得高大起来了。这么一部惊世骇俗的书里，好像就他是一个男人。《金瓶梅》里的女人，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可以选择。 　　所以，研究男人，只要研究西门庆，也只需读《金瓶梅》。它是写给女人看的书。男人看它，会得意洋洋甚或于效法。《金瓶梅》会激发出人的本性。 　　有一本《金瓶梅》，世上再无须要镜子。我们恐怕也再不敢照镜子了。 　　其实，《金瓶梅》真的是一部悲剧。我看了，感觉自己再做了一回猿猴。人类不停地追求文明进步，回头看看却发现自己还是保留着那根猴子的尾巴。如同那孙悟空，再怎么变人，终是野性难改，逃不过压在五指山下五百年那一劫。我们岂又比他幸运？笑笑生可真是那个大肚的通天如来佛祖。 　　看《金瓶梅》，最为里面的女人痛心，伤心。鲁迅对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金瓶梅》里的女人却是个个都很争气的。她们为生存而争，为尊严而争，但结果却是，她们丧失了性命和尊严。这是一曲大悲剧，只是这一个悲剧写得太现实了，所以看不到一点希望。也因此，读完《金瓶梅》，感觉内心好压抑，好低沉，有一种难言的痛楚，有一份莫名的悲哀！它没有给我们机会去体验那所谓悲剧引起的“快感”，悲剧的悖论在这里不存在。《金瓶梅》就是如此无情，它是真正的悲剧。 　　《金瓶梅》里有很完美的形象，却没有一个健全的人。西门庆，潘金莲，应伯爵，是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三个人。笑笑生把他们刻画得入木三分，跃然纸上，读着读着，看到他们差一点就要走出书中来，不是为别的事，却是要把你也拉到书中去。任凭你用什么道德尺度去评判他们，这三个人仍是在认真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完全不会顾及你的感受。他们是最本色的人。然而，形象塑造虽然“perfect”，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些人物“healthful”，《金瓶梅》里没有一个健全的人。拿最最纯洁无辜的迎儿－－武大郞的女儿，大英雄武松的侄女－－来说，性格都是扭曲的－－她的生活环境（由她老爸、大叔，后妈潘金莲，邻居王婆等这些元素构成的整个清河县），不可能让她有机会健康成长。李瓶儿也有童年，潘金莲也有童年，都不比迎儿好多少－－她们的扭曲，畸变，是整个后天的熏染和教化造成的。《金瓶梅》里的女人们，都是生活在下水道里的美人鱼。（《下水道美人鱼》是日本的一部电影名字） 　　《金瓶梅》是一部俗书。从一开始，作者压根儿都没想把他的大作搬进大雅之堂。所谓“寄意于时俗”，乃是作者不满于伦理纲纪崩溃，世风日下，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危机四伏的现实，而自己又无力回天，徒有满腔哀怨和忧虑。“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于是退而求其次，干脆把这副世象如实描摹下来，以俗制俗，以恶制恶。可怜笑笑生！背负了几世骂名，却没两人识得他一片苦心！ 　　张竹坡说，读《金瓶梅》要像读《史记》。单纯作为文学作品的《金瓶梅》，恐怕永远也进不了高雅殿堂的。笑笑生定然说：我不是要你来欣赏，亦不是要给你快感，而是要你改造《金瓶梅》的世界，义然担起革新社会的责任，去创造一个全新的天地来。 　　作者：姚元权

浅说《金瓶梅》 ＼玄瑾 　 　　（1） 　　作为一门学问，曾有不少行家就此作过真知灼见的评说，成了一家之言，其言说也就是他们的心血，让我辈获益良多。我曾经认真地阅读过此书，自然也有一些不成熟的见解，今在行家面前弄言，倒不怕什么嘲笑，只求不愧对曾经的“认真”。 　　（2）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这早已成定论；然而作者到底是谁，却还没有定论。不少行家里手拥有详实的资料也还不能断定作者是谁，我当然也不敢妄论，但可以判定的是作者不是想以此书来成就功名的，而这一点现在几人能够做到？ 　　《金瓶梅》的大成功是它开了长篇写实主义小说的先河。那繁而又杂的日常琐事，那理还乱的妻妾关系，那空色无常的伦理道德，作者娓娓道来，就好像现在你看到有人在骄阳下捉弄棉袄上的虱子，总觉得邋遢但又新鲜。 　　书的宝贵之处在于它的寓意。就像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不同的哈姆雷特一样，不同的人对男主人公的理解自会千差万别。有人讨厌西门庆的流氓，也就会有人喜欢他的风流；有人反感他的市侩，也就会有人赞赏他的现实；有人憎恨他的恶毒，也就会有人学习他的果断…… 　　西门庆首先是个人，然后又个是个男人，再次是个活得丰富多彩的男人，相信从他身上发现的人生道理应该不次与哈姆雷特给我们的。 　　（3） 　　“金”“瓶”“梅”三字取自书中三个女主角名字中的一个字，这三个人均与男主角有着深而切之的男女关系。全书对这种关系的描写是毫不吝惜笔墨的，然而正是通过这种奢张笔墨的描写，我们才有幸看到世间女子与男子之间的三种情态。 　　潘金莲是无情的豪淫。她让我们看到一个女子为了活得好一点而“淫无可淫”。与潘金莲有过性行为的男子主要有张大户、琴童、陈敬济、王潮儿、西门庆等。这些人中最令她满意的是西门庆，然而一个西门庆还不是她的全部，她的梦中情人是武二哥，然而武二哥是真英雄，不喜欢她这“假美女”。淫乱可以说是人间的一大祸害，凡是与潘金莲淫乱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这可见作者的劝世用心。 　　潘金莲是主动与人淫乱的，而庞春梅多少就有点被动了。庞春梅可以说是乱情的烂淫。她是潘金莲的丫鬟，曾被西门庆收用过；为了让主子欢心，她又让陈敬济受用过；后来她嫁给了周秀，没有享福，男人命短就死了，这个时候情意已乱的她就和下人烂淫一块儿了。潘金莲是没有人性的女人，庞春梅是没有人品的女人，这两个人在书中是兽。 　　既不无情也不乱情的是李瓶儿，她是世间有情的女子，可是有情的人终被人利用，下场却让人同情。花子虚对李瓶儿有意，但是满足不了她的需要；蒋竹山对李瓶儿有意，但是也满足不了她的需要；西门庆对李瓶儿有意，同时满足了她的需要，所以李瓶儿把心放在了后者身上。西门庆终究是西门庆，与李瓶儿的要求有出入。深入说来李瓶儿属于意淫 型的，她最后早死也就是死在这上。 （4） 　　其实不管豪淫也罢，烂淫也罢，意淫也罢，只要沾染上淫字，最终没有好下场。人世间没有好下场的何只是淫呀，像酒、赌、气、财等都是人心上的刀子呀，偏好这些的人哪有好结果。然而人活着除了这些好像别的什么都不能带来刺激了，这就是做人的痛苦。作者是明白世理之人，他知道解脱痛苦之法，乃是人心向佛。问题是世人几人人心向佛？

纯情与忠贞都以随风而去--漫谈《金瓶梅》 　 　　《金瓶梅》是一本成年人的书。‘成年人’一词，现在许多时候会和‘成VX电影、‘成X’小说杂志等联在一起。有些人就将其作为性(或淫秽)的代名词，其原本的意义和价值反被掩埋。《金瓶梅》一书也有相似遭遇。 本来，‘成人’、‘成年人’等是好词，应该让人想到的是富有人生阅历而成熟、理智、能够承担人生和社会的责任等。如果从褒义来理解‘成人’，再把《金瓶梅》和那个时代(明朝)的文学作品对比下，也可从一个方面显示出《金瓶梅》的杰出。可比比当时的几大名著：《西游记》是神仙鬼怪的故事，适合少儿的奇异幻想；《三国演义》是帝王将相的夸张演义，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水浒》的场面离社会现实近些，但是又偏到江湖豪强上去了。这三部名著和古代众多的武侠和演义小说一样，主要写的是神怪或接近超人的英豪们的打斗和战争，寄托着青少年的打斗情结和脱离现实的英豪梦。只有《金瓶梅》，中华文学史上长篇小说第一次直面社会，正视人生。作者描述的不是虚假的神怪和远离现实的梦幻，而是赤裸裸的现实。作者细致流畅的文笔所描写的是作者身边的人、身边的生活、和生活着的社会。 　　年过不惑，关注和欣赏的目光早已能从所谓的脐下三寸移开，重读《金瓶梅》，感慨颇多。于是敲出这几节文字。 　　(一) 不会被武松打死的西门庆 　　《金瓶梅》是由《水浒》中武松、潘金莲、西门庆的那几回发展来的。《金瓶梅》的前六回可以说是在照抄《水浒》(注：此文以明万历版为准，而不是流行的明崇祯版，因万历版应是原版，而崇祯版是被后人修饰改动了的，尤其在性描写上崇祯版加添润色不少，万历本要干净些)。但接着西门庆和潘金莲毒死武大郎后，《金瓶梅》把潘金莲凉了下，先写西门庆迎娶了年青寡妇孟玉楼(这段写孟玉楼选择并坚决要给西门庆当三奶很有意思，以后再多谈)，然后才是潘金莲千思万盼、千方百计让西门庆把她也娶回家作了五奶(西门庆什么时候又提拔了一个房里做饭的丫头作了四奶)，然后才又回到《水浒》的故事脉络，武松出差归来，调查出兄长是被害死，先是告官，县官虽然是喜欢武松并提拔了武松给自己当刑警队长的，但县官更爱西门庆的财势，不受理武松的状子。武松无法，才提着刀去酒楼找西门庆。 　　在《水浒》里，西门庆是被武松摔下楼去，一刀将头割了下来。英雄除恶霸，很痛快很理想也很简单。但是、社会真实是这样理想和简单吗？不是，至少《金瓶梅》作者不相信。《金瓶梅》里是让西门庆逃掉，武松却怒气冲冲把一个给西门庆报信的家伙(武松在县衙门里的同事)打死了。武松以误杀罪冲军流放，西门庆、潘金莲等还要在《金瓶梅》的场景中多表演几十回，给千百年的读者们展示明朝万历年代社会生活情景。 　　西门庆是个坏家伙，这在《水浒》中已有定论。《金瓶梅》并不是要为其辩解、翻案。西门庆在《水浒》中的恶行在《金瓶梅》中是全章录下，可《金瓶梅》接着给读者们展示的是，不是武松而是西门庆这样的坏家伙才是社会的主角，而且是吃得开、混的好，有地位、受人们尊重讨好的社会主角。 　　小说开始不久就有个小细节，显示西门庆受世人尊敬。那是紧接着武松持刀去找西门庆，和《水浒》不同，《金瓶梅》里是西门庆跳到了一个行医的胡老人家后院厕所边，吓得正入厕的丫环直呼有贼，于是胡老医生跑出来，看见是西门庆，无一字说西门庆的不是，却对西门庆赶紧祝贺，说武松因打死同事，已经被抓走，大官人可放心回家了。治病救人的老医生象是社会贤达吧，但看他对西门庆是一副讨好样。 　　西门庆是当时一个有财有势的大官人(现在叫大款)。用作媒的薛嫂的话说：“县里数一数二的财主，有名卖生药放官吏债。知县知府都和他往来。近日又和东京杨提督结亲，都是四门亲家，那个敢惹他”。那四门亲家中还有当朝宰相等高官吧。所以颇有人生阅历的寡妇孟玉楼反复思考后，就不顾母舅的反对，决心要嫁给西门庆。母舅给她说了一大堆西门庆的坏话：什么已有大老婆并几房、还有十几岁的女儿，什么挑贩人口、打妇熬妻，什么把持官府、刁徒泼皮，什么行止欠端、在外眠花卧柳等等。可在孟玉楼的眼中，这些即使是事实，但又算得了什么呢。财势才重要。所以不考虑母舅提议的给一个“斯文诗礼，有庄田地土”的推官儿子作继房，而坚决要去给西门庆当三奶。 　　孟玉楼当然不是喜欢西门庆的那些坏品性，但是在实际社会里，谁没有坏品性，谁又是好人呢？ 　　武松是《水浒》中的好人，是书坊茶馆说书人口中的英雄汉子。但《金瓶梅》的作者显然对武松等不以为然。在《金瓶梅》里武松一开始就打死自己的同事，而这个同事只是去给西门庆传告消息，说武松的状子被县官拒绝了而已。后来武松再露面是在第87回，西门庆早已病死，潘金莲被西门庆的大奶吴月娘赶出了院门，武松报兄仇的机会到了。书里有一细节是当武松血淋淋地将金莲、王婆杀掉后，小侄女迎儿(武大郎与前妻所生)在旁边哆嗦着连说“叔叔，我也害怕”。武松该对这十几虽的小女孩负点责任吧？完全没有，武松只说了一句“孩儿，我顾不得你了”，就卷钱而逃。 　　包括武松所去投奔的梁山宋江，在《金瓶梅》里也不怎样，而和西门庆是一伙的，在第84回里，梁山汉子王英要污逃难中的吴月娘，被宋江阻止，放了(此段崇祯版删掉了)。而宋江是看在‘同僚正官’西门庆的份上，方才放了吴月娘的。显然，《金瓶梅》作者不认为那些江湖人物是社会的光明所在，他们和西门庆一样，只是黑暗社会的另一个方面而已，他们也许能报报私仇，杀掉个把贪官污吏，但对社会、尤其是对普通民众却只是有害而无益。至少，要让孟玉楼和潘金莲等弱女子来选择，西门庆比武松更可以依托。 　　在那个社会里，那些读书识文，“斯文诗礼”的秀才们也不会出淤泥而不染而品行优良。正相反，读书人领导世风，在黑暗社会里往往是率先腐烂。《金瓶梅》里读书人的典型是西门庆请的书房先生温秀才，此人“明眸皓齿，风姿洒落，举止飘逸”，但行藏如何呢？第58回有几句歪诗说是“和光混俗，维其利欲是前；随方逐圆，不以廉耻为重”。平时假模假样，暗里淫跟班小童，盗卖东家情报，没有一点德行。而且不单是此位温先生如此，读书秀才们大多如此。就在西门庆请温先生之前，第56回有应伯爵调侃秀才读书人的半回文字，有诗有赋，尖酸刻薄，描写读书人的那个德性，只比没读书老百姓更加厚颜无耻。 　　《金瓶梅》还有一细节让人感叹。那是第33回一伙泼皮因为没勾搭上风流女人王六儿(给西门庆打工的韩道国的老婆)，却发现王六儿常与小叔韩二通*，就找机会将两人当场抓住，绑在一起游街。旁边围观的有一老人评说道：“叔嫂通*，两个都是绞罪”。你读到这时还会以为老百姓们还是讲法律、有正义感的吧？不，包袱抖开后此老人却是扒了三个媳妇的陶扒皮，被旁边人奚落一句“你老人家深通律条，这小叔养嫂子的，便是绞罪。若是公公养媳妇的，却论什么罪”。羞的这老人赶紧低着头溜了。《金瓶梅》是不相信有所谓正人君子的好品行的，那些是嘴巴上说说的东西而已。 　　《金瓶梅》的社会里没有“好人”。念彿读经的和尚们是些听墙角的下流仔。貌似端庄的吴月娘 (西门庆正房)毫无侧隐之心，西门庆临死时专门托付吴月娘照顾照顾潘金莲等人，但西门庆刚死不久她就将金莲、春梅卖了出去。春梅被卖时连衣服也不让多拿一件，潘金莲是被赶去了死路。 　　相反，在“坏人”典型西门庆、潘金莲等人身上却还有些让人称道的地方。潘金莲聪明漂亮、能诗善歌，作为封建年代的小脚女人却对生活和性敢大胆追求，所以几百年来为她翻案的文人无数。大款西门庆善于交往，上面巴结宰相太监，下面结义社会混混，对当地的或过往的官宦举子更是尽心应酬，经常是大把银子出手。西门庆时常为亲戚朋友的升官和生活出钱出力帮忙，有一回的题目就叫“西门庆周济常时节”(常是西门庆的一个穷结义哥们)，虽然西门庆给穷哥们钱时远没有送钱官宦举子们时的痛快劲，但这一回的题目却也暗示西门庆周济人是常时节的。象应伯爵在西门庆死后要穷哥们凑点钱给西门庆买祭品时说的那样，大家都“吃过他的、用过他的、使过他的、嚼过他的”。另外，对李瓶儿病亡，西门庆有切实的哀痛。 　　象西门庆这样社会上活跃的主角人物，单用“坏蛋”一个词儿去抽象是太简单了。他不会象《水浒》里那样由一个江湖汉子来主持正义，一刀杀掉，因为那离社会的真实相距太远。 　　西门庆的灭亡也不会是被某个包公样的清官抓起来正法，虽然西门庆犯有*妇杀夫之罪，他升为当地刑提官后还有行贿受贿，受赃枉法，放掉杀人犯之罪。西门庆只是那个社会普遍的贪官污吏、地痞流氓中的一员而已，他们是官官相扶，“砍一枝，损百枝”。盼望有青天大人来为民作主，是好的愿望，但往往是落空的愿望，因为那个社会是贪官污吏们的社会。 　　在《金瓶梅》里，西门庆在干了种种恶行之后，仍然有生子喜加官的好运。西门庆的死亡是自个儿生病死去。书中说他是淫欲过度，贪淫得病，“油枯灯尽，髓竭人亡”。看来是《金瓶梅》的作者找不到有惩除西门庆这类家伙的正义力量，但又不甘心西门庆们好好享受他们的淫欲生活，无可奈何，就让他淫欲而死吧，也算是给西门庆们一点诅咒，给世人一点劝戒。 　　(二) 女人阿，女人 　　在《金瓶梅》以前的中国小说中，往往是只有男主角而没有女主角，没有作者去关注和认真描述女人。《西游记》中的女人形象是妖精。《水浒》里赞赏的是宋江杀惜，杨云石秀杀巧云和武松杀潘金莲。《三国演义》和《西游记》 《水浒》 一样关于女人的文字都很少，貂婵等美女只是男人争权斗争的工具，《三国演义》第 19 回还有一个故事，是一个农夫碰上刘备逃难路过，因为这个农夫没有肉来招待客人刘备，就将他的妻子杀了割肉煮给刘备吃。注意《三国演义》的作者是以赞赏的口气来叙述这个农夫的故事的，那个农夫的妻子没有名字，地位就和一只供宰杀的鸡一样，中国古代这些文学作品和中国当时歧视女性、将女人当作工具或衣服的统治意识一致，那些文人和说书人们不会去关心女人，也不会为女人多费笔墨口舌。

潘金莲性欲分析 　 　　人的性欲要求并不简单，它是与一个人的生活境遇、性格心理、现实追求、道德感、价值观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潘金莲疯狂性欲的背后有其极其微妙而复杂的原因。不仅与她早期的人生命运、被扭曲的人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上的紧张感有关而且是一种心理上获得安全感、充实感乃至成就感的需要。 　　无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金瓶梅》用极多的笔墨展示了人们对性欲的追求，性描写几乎成了全书最受关注的部分，从古至今人们对《金瓶梅》的褒贬，怎么也绕不开其大量露骨的性爱描写。在众多追求性欲的女人中，潘金莲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甚至被称为“千古第一淫妇”，以至于人们现在还把“潘金莲”作为这类人的代名词。 　　畅广元先生在《陈忠实论——从文化的角度考察》一书中写道：“在人出于本能境界的生存状态下，两性间的关系，不仅直接关系着人自身的再生产，而且是人发现和探索自己、定义自己、发展自己同一性的特殊空间，因而也是人们认知一个人深层心理的窗口。”“性生活虽属于一种隐私，但却是洞察其内心世界和其所处社会文明度的特殊领域。（这里主要是说明性生活余人的社会本性的关系，并非是要倡导在文学写作中去揭露人的隐私。）”[ ]这告诉我们人的内心深处是极其微妙而复杂的，人的性欲要求并不简单，它是与一个人的生活境遇、性格心理、现实追求、道德感、价值观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潘金莲的性欲当然亦是如此。她的几乎反常的强烈的性欲，不仅仅是一种生理需要，而是由深层心理需要所引起的。本文试图结合潘金莲的生平遭遇、内在心理等来分析她疯狂的性欲追求背后的深层原因，以期对她和她所代表的这一社会心理有一理性的把握。 　　一、潘金莲强烈的性欲与她早期的人生命运、被扭曲的人性有关。 　　我们读《金瓶梅》，必须看到她命运的逐渐变化与她越来越深的沉沦。《金瓶梅》中，潘金莲嫁与武大郎之前的情景，作者写得很简略，这似乎也不是作者要着力表现的，但是这段描述却极为重要，从这简短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潘金莲人生的起点，各种不正常性习惯的养成，恶劣积习的变异，从而我们就可以理解潘金莲以后的状态行动都是那样的“顺理成章”、“合乎道理”，最后她的必然结局也是身不由己的。 　　潘金莲生来不幸，九岁就被自己的母亲两次转卖，人生极早地丧失自主权和尊严感。唯一的本来应该最亲近的人——母亲都把她当作赚钱的工具了，而且被卖了两次，幼小而无助的她对这个世界不失望是很难甚至不可能的。而且在这没有是非善恶辨别能力的时候，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描眉画眼，傅粉施朱”“做张做势，乔模乔样”。十八岁时，觊觎已久的张大户瞅准机会“暗把金莲唤至房中，随收用了。”（《金瓶梅词话》，下同，第1回）同时，她对人的性欲的认识也从这个时候，以这种方式开始了。作者没有写潘金莲在早段时间的心理，但我们可以想象这种毫无自主性的人生境遇在她的人生道路铺上了一种怎样的底色，使她形成什么样的价值观，给她形成了一种怎样的自我界定和对未来生活的自我设计。作为主人夫妇矛盾的牺牲品而嫁与武大郎后，还做着张大户的情人，而自己的丈夫竟无能地为一点小利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无法选择地在蹂躏糟蹋中过着生活，逐渐地，对自我人格的思考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直到没有。就这样，她从开始被迫接受失身的命运，后来长时间形成了惯性。她慢慢的适应、接受她生活的环境，最后欣然处之而习惯甚至满足并欣赏起这种生活了。 　　米歇尔?福柯在《性史》中说：“如像柏拉图所说，对性活动要加以三中最强的约束，即畏惧、法律和真正的理性，如像亚里士多德所想，让欲望小孩遵从老师那样遵从理想；”[ ]很显然，“畏惧、法律和真正的理性”对当时的潘金莲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她从小时候被迫接受自己的悲惨命运开始，几乎就没有因畏惧而退缩的权力；她从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的人生境遇不可能让她具有正确的、有节制的性爱观。从没有人告诉她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对性活动加以道德的区分，比如就像正常家庭的女儿那样曾经接受各种禁欲的教条的教育，且先不论这种教条是否正确、是否过分，更何况她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她被社会扭曲，然后又扭曲着继续生存，形成了扭曲的人生观，并用扭曲的方式对待这对待着周围的人和事，最后落得个扭曲的结局，死得悲惨至极。社会从来没有给她过机会和实现人生幸福的可能，有时出现曙光，但到头来也总是失望和毁灭。她的这些遭遇经历给她的人生铺上了最初的不正常的色彩，她对人生包括对性生活的感受、判断、理解就以此为基础了。 　　二、生理上性欲得不到满足使潘金莲在心理上产生紧张感，导致对性欲有强烈的渴望。 　　潘金莲对性爱过程是极其熟悉并实践已久的（对她熟悉过程的评价在后文中）。潘金莲对武松的百般挑逗、遇到西门庆之前的窗前妩媚亮相，处处都在表明她暗藏的渴望和心机，与西门庆的一触即发后，“那妇人枕边风月，比娼妓尤甚，百般奉承。”（第6回）见到了被孟玉楼咬过的西门庆的扇子醋意大发，“原来妇人久惯知风月中事”。（第8回）很显然，潘金莲嫁给自己极其厌恶的身材矮小又丑陋的武大郎，在性欲方面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满足，她的美丽、多情与武大郎在一起的时候几乎是没有意义的。 　　心理学上讲，人体的需要，无论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无论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如果没有得到满足，便会产生紧张感，而这种紧张的排除则给人以满足。精神和生理两方面的健康是密切联系的，一方面的活动受到破坏就会引起另一方面的破坏。潘金莲的精神状态就要受到她的生理需要满足程度的影响，“大量研究材料表明，长期节制‘下流’的性生活会使人智力停滞，精神受到创伤，如果再有其他因素，就会引起神经官能症及其他精神心理病症。……禁止性生活的守则压制了人的愿望，这类守则在道德上和法律上规定得愈是严厉，性的诱惑力所引起的痛苦就愈是强烈，”[ ]所以，渴望性欲，对潘金莲来讲，不仅是一种习惯，从深层次来说，实际已成了一种肉体的、生理需要。于是，相貌堂堂、身强力壮的武松很自然对于潘金莲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而西门庆不仅具有风流倜傥的外表，并且在满足她的性欲方面更具有极其优良的条件，即所谓的“潘、驴、邓、小、闲”，这在第五回中，与王婆定十条挨光计之前有充分的解释，这也是潘金莲沉迷于与西门庆的性交的客观原因。生理上的满足会带来心理的安慰和愉悦，潘金莲需要的是长久的这种满足。 　　而性欲又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本身就容易让人导致过分的贪求放纵。孟子说：“食、色，性也。”米歇尔?福柯更充分地解释说：“性欲‘滞留’着的潜力自体和愿望的反叛及暴乱，而性欲那“放肆”的潜力则导致放肆和过渡。大自然给人类注入了这种必需而又可怕的力量，这种力量随时都可能落入其所设的陷阱。”“如像阿瑞斯提普斯自己所建议的，享受快感是对的，但人们得小心别让快感弄得自己迷失——原因并不是因为性行为是一种恶行，也不是因为性行为可能会背离某种规范，而是因为性行为是与一种力，与一种energeia相联系，这种力本身就容易泛滥和失控。”从被迫接受开始，这种力就也是潘金莲所必需的，她的身体体会并享受了这种快感，并急切的渴望和寻找这种快感，在西门庆不在的时候，潘金莲“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时如半夏”，（第12回）并与家仆、陈敬济等的滥情，就是充分证明。对于这一点，几百年来潘金莲已承担了很多的责备，在此不再多谈。 　　三、潘金莲强烈性欲是一种心理上获得安全感、充实感乃至成就感的需要。 　　潘金莲的几乎没有节制的性欲应该说是一种不合理的心理需要，而不合理的心理需要与生理需要一样，都是因为一种缺乏，即这种真正的缺乏是渴望满足的原因和基础。弗洛姆曾经说过：“不合理的欲望也根植于缺乏，根植于人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它们迫使人产生仇恨、妒忌或屈从……”[ ]同样，引起性欲的原因也是很多的，……“性欲的目标是结合，而这种欲求绝非只是一种肉体的欲望，一切痛楚的紧张得到减缓。孤独的焦虑、征服和被征服的欲望、虚荣心、伤害甚至破坏的愿望都能刺激性欲，就像相爱也能刺激性欲一样。”[ ] 　　（一）荒唐的极不美满的婚姻使她的生理和精神需求都得不到满足。 　　潘金莲是极其漂亮的，漂亮到不仅使以西门庆为代表的男人们欢喜若狂，而且在初次见面的吴月娘眼里都是“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第9回）她对自己的婚姻应该会有比较美丽的设计和想象，然而不能自主的遭遇和荒唐的婚姻，使她的尊严感几乎丧失殆尽。初次在王婆家见面时，西门庆和王婆利用武大郎对潘金莲故意进行着夸张的虚伪的奉承：“是个养家经纪人，且世界上做买卖，大大小小不曾恶了一个，又会赚钱，又且好性格，真是难得这等人！”，“可知哩，娘子自从嫁了这大郎，但有事百依百随，且是合得着”，使她的自尊心降到极点：“拙夫是无用之人，官人休要笑话”，（第3回）她内心深处的难为之情可想而知。 　　潘金莲喜欢并示爱于武松、委身于西门庆并不是仅仅为了金钱，也是一种发自心性的追求。这种追求应该说首先是由审美感情所引起的，武松的“身材凛凛，相貌堂堂”以及英雄的光环，西门庆的美貌、健康、潇洒、多情等都带有强大的吸引力，都与“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这是最一般常见的情感动因，对于长期以来处在心理压抑包括性压抑状态的潘金莲来说就更可想而知了。潘金莲眼中的武大郎是“一味老实，人物猥亵，甚是憎嫌”，抱怨道：“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奴嫁与这个货？……是好苦也！”（第1回）最后租房用的还是自己首饰典当的钱。而且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刚开始时无论武松还是西门庆，在表面的礼节上对潘金莲都是非常尊重的，这对从小备受羞辱欺凌的潘金莲来说，是无比珍贵的，怎能不心怀美好的向往？见到武松的前后两次、见到西门庆时她都想过：“谁想这段姻缘却在这里。”我们可想那是一种怎样的惊喜和期盼。在西门庆迎娶孟玉楼一月没来潘金莲的漫长的等待里，她自己唱到：“奴又不曾爱你的钱财，只爱你可爱的冤家，知重知轻性儿乖”（第8回），而这在武大郎几乎是不可能的。斯宾诺莎说过“幸福不是德行的报酬而是德行自身；并不是因为我们克制情欲，我们才享有幸福，反之，乃是因为我们享有幸福，所以我们能够克制情欲。”[ ]潘金莲从来没有过幸福的婚姻，怎么可能因为幸福的满足而主动有意识地克制情欲呢？潘金莲这种对于幸福婚姻的渴望，不仅仅是一种生理上满足性欲的需求，更是一种对有尊严感的生活的希望，对生命美好的向往。 　　(二)不安全的处境使她想得到安全和呵护。 　　在潘金莲的心中，有一种对未来命运的隐忧，因为她自己无法把握，她没有哪时离开过别人之手，也没有哪时曾得到自己独立人格的存在。 　　潘金莲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自己母亲的手中被转卖，就开始了不安全的人生命运。她又出身于社会的底层，身处富人家时会有一种来自心底的压抑和恐惧；和高阶层的富人们包括西门庆和他的妻妾们在一起，会有一种潜意识的不自信。嫁给西门庆，在众妻妾面前，她没有高层的家庭背景，也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也就没有踏踏实实的安全感，更没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她一味地争宠，一味地妒嫉，其实是一种内心不自信的外现。面对西门庆，她也是不自信的。孟子说过“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在《金瓶梅》“妻从夫纲”的社会，潘金莲作为妻妾之一，为“终身”本来对西门庆的权威就持一种“仰望”的态度，本来就是害怕的。但是“仰望”如潘金莲者，却是少见。她千方百计地取悦于西门庆，并迫切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得到他的注意和重视。积极努力并强烈希望得到强者的垂青，这本身就是弱者的表现。而且，这种希望越强烈，她的努力越积极，越说明西门庆在潘金莲心目中的地位越重要，她的生活、生命对他的依赖性也就越大；的确，如果没有西门庆的垂青，潘金莲就一无所有，西门庆几乎是她唯一的希望。因此她比其他的妻妾更怕西门庆离开自己去宠爱其他的女人。在西门庆死后的众妻妾当中，潘金莲是死的最早、最惨的一个，就是证明。由此她对西门庆由因为社会地位的压抑感就转变为害怕失宠的恐惧——她的命运是不可能自我把握和决定的。其实在二人初识时，西门庆几天没来，潘金莲便六神无主；等到西门庆来，又委屈奉迎，就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心中的担忧和恐惧：“奴今日与你百依百随，是必过后休忘了奴家。”（第6回） 　　潘金莲有不安全感的另一个证明便是她对迎儿和秋菊的虐待。她总是被压抑，或害怕别人威胁到她的地位和安全，这种恐惧使她难以承受想找机会发泄自己心中因为恐惧带来的怨愤，于是就转嫁到自己认为的弱者身上，她在比自己更弱小的人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中得到快感，只是没有意识到这种快感是病态的。潘金莲本来对迎儿就很苛刻，在苦苦等待西门庆而不得而备受煎熬的日夜里，为了一个蒸饺，她好一个虐待迎儿借以发泄心中压抑和怨恨。（第8回）后来又和春梅联合起来虐待秋菊，尤其是李萍儿生了儿子之后，更是疯狂。毫无抵抗权利和能力的迎儿和秋菊受到虐待和侮辱，使潘金莲感到自己是强者，仿佛具有了绝对的权威，而这正反映了她内心的恐惧和痛苦。 　　培根说：“情欲泛滥的时候正是人心力极弱的时候；那就是一个人最繁荣或最困厄的时候——虽然困厄时是不甚受人注意的。”[ ]潘金莲内心的这种深深的不安全感，使她深切而真诚地渴望得到一个强有力的男人身体上和心灵上的呵护。第一个目标是武松。初见武松时潘金莲想：“一母所生的兄弟，又这般长大，人物壮健，奴若嫁得这个，胡乱也罢了。你看我家那身不满尺的丁树，三分似人，七分似鬼，奴那世里遭瘟，直到如今？据看武松又好力气，何不交他搬来我家住？谁想这段姻缘却在这里。”她对武松说过的：“自从嫁了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负……，若似叔叔这般雄壮，谁敢道个不是”。（第一回）尽管有挑逗的成分，但怎能说不是实话！于是她想用自己的姿色媚态来引诱武松，用花言巧语打动武松，且看她兴高采烈、欢天喜地地盼望武松、迎接武松的样子，就可知她内心的渴望有多么强烈！然而“武松是个直汉”，最后潘金莲追求武松而不得，且落得个“篱牢犬不入”的讽刺和警戒，更对那个世界多一份憎恨，且看武松这一番暗语之后潘金莲的恼怒和愤恨即可。如果我们仅仅看到潘金莲对武松的引诱，忽视了她的内心世界的感受，是不公平的。 　　第二个目标便是西门庆了。西门庆的风流、财势、权力对整天辛辛苦苦跟着武大郎做炊饼、并处于精神压抑状态的潘金莲具有很大的诱惑力。看上去西门庆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生命和生活的保护伞，伞底的安全和温暖是潘金莲极其渴望的，于是与西门庆就一触即发了。 　　但是，她不知道，在西门庆家生活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简单和美好。未嫁到西门庆家以前，因为西门庆对她迷恋到不顾家中大小的地步，就已引起家中妻妾的不满。嫁到西门庆家以后又发现，西门庆根本不是她一个人的，面对众多妻妾，她不可能不感到沉重的压力，于是她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颜面和地位。刚进家门时，就先讨得正室吴月娘的欢心。她“性情多疑，所以专一听篱察壁，寻些头脑厮闹”（第30回），她害怕他人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甚至对自己的母亲，因为穷得无钱坐轿，给她丢了颜面，也被她在众人面前责骂了一番（第78回），有时接济只是在背后偷着干，就是要让别人不知，无法揭发，尽力保持表面的坚强（第64回）。她急切地盼望着西门庆到她的房间，一来便激动万分、百般逢迎，西门庆受李桂姐之意骗得潘金莲同意“从当顶上齐臻臻剪下”一大缕珍贵的头发，潘金莲便倒在西门庆怀中，娇声哭道：“奴凡事依你，只愿你休忘了心肠。随你前边和人好，只休抛闪了人家！”（第12回）潘金莲使尽各种办法取悦于西门庆，“屈身忍辱，无所不至”，讨得西门庆的满意和欢心，巩固自己在西门庆心中地位的需要，甚至会意之后主动把春梅也献给西门庆（第10回），并帮忙把李瓶儿娶进家门，使西门庆对她更是喜爱有加。而且任何人的优点，在经过了西门庆的肯定赏识之后，在潘金莲眼里就成了自己的弱点，就得想办法快点去弥补，比如偷听到西门庆夸李瓶儿身体的白净，她便也回去把全身搽遍“茉莉花蕊儿叫酥油定粉”“白腻光滑，异香可掬，使西门庆见了爱她，以夺其宠。”（第29回）而西门庆一旦不光顾她的房间，她就产生紧张、焦虑、妒嫉的情绪，“西门庆一连在李瓶儿房里歇了数夜。别人都罢了，只是潘金莲恼的要不得。”（第20回）于是挑拨月娘和瓶儿的矛盾，其实西门庆无论和哪个女人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最为敏感和在意的，就是潘金莲：西门庆被别人夺走，她感到一种威胁和不安全感了。无论谁得宠都是她在争宠中的阻碍，就会引起她的妒嫉甚至仇恨，当然也使她更积极主动、更百依百顺的侍奉西门庆，当然尤其在性欲方面满足并拴住西门庆了。 　　潘金莲不仅用身体来实现对地位的追求，实际上她的对财物的需要也是用肉体来交换的。“在人处于本能境界的生存状态下，一个基本的欲望就是趋优，于是“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 ]其他的妻妾（除了孙月娥）都或多或少有财有物，而潘姥姥连六分轿银都拿不出来，别人衣服首饰都是自己的，而潘金莲却必须向西门庆讨要，讨要的最好时机就是满足西门庆的性欲之时。 　　趁西门庆不在或别人不在意时，潘金莲余家中奴仆及女婿偷情，一方面是她习惯成性，另一方面也使心灵空虚的反映，生活在偌大的家庭里，她不可能成为地位牢固的女主人，没有孩子更没有儿子，身居妾位曲意逢迎而男人还是朝三暮四，她看不到长久的希望，能找到一点真实而充实的心理安慰几乎不可能，社会也不会给她走出家门自己独创天地的机会，于是只好过着快乐一天是一天的日子，天长日久怎能不产生对世界厌恶和懈怠的情绪？在潘金莲的性欲背后，是一个孤独无依的灵魂。西门庆死后潘金莲在王婆家待聘，曾与王婆的儿子王潮儿偷情，（第86回）一般我们会认为潘金莲不愧是一个淫妇，简直不能片刻无男人；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本回绣像本题目为“雪娥唆打陈经济，金莲解渴王潮儿”，潘金莲与王潮儿的偷情，一方面是由于性欲之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心灵之渴：那是在最孤苦无依，命运掌握在毫无同情心、为金钱而不择手段、老奸狠毒的王婆手里的时候，只有通过男人，在一个男人结实的肉体的拥抱之下，才能暂时填补潘金莲眼中、心中的一片空虚，得到片刻的安全感和充实感。 　　（三）从性交活动里，潘金莲不仅得到安全感，还得到了成就感。 　　一个无安全感的人，还会有一种强烈的需要，“即向自己证明他的价值，向别人证明他的强大，或在性欲方面压倒别人，而使自己处于统治地位。这种人很容易产生强烈的性欲，如果性欲得不到满足，便会产生一种痛苦的紧张。”[ ]在西门庆家里，每次西门庆来时，她的希望便炽热起来；但每次疯狂之后，她的希望就破灭。也因为这个缘故，性交活动成为她唯一的可以自慰得到希望的活动，她能牵制西门庆的唯一资本。从表面上看，潘金莲那强烈的性欲似乎来自她身体的需要，来自她的对性欲的贪婪，但事实上，这些欲望却是与她的心理需要有着紧密地联系，就像她虐待迎儿和秋菊一样。她从西门庆的满意、赞赏当中得到一种成就感，似乎对西门庆是一种暂时的征服。甚至有的时候，借着西门庆的满足，她还可以耍一下自己的小脾气，指责西门庆几句，这个时候她感到了一种暂时的辉煌。后来潘金莲与陈敬济乱在一起，陈敬济对她比西门庆更是奉承，潘金莲在陈敬济那里也得到更多的成就感，与这些人的滥情也愈来愈甚。在此不在多举例。 　　人们尤其是男权社会的男人们恶狠狠地把潘金莲评定为“淫妇”甚至“千古第一淫妇”，这是不公平的。在男人给女人制定标准的社会，于是他们只说潘金莲“淫”而不说西门庆“淫”。而且无论如何，潘金莲委身于西门庆，害死武大郎，也有王婆的一份“功劳”。有人说，中国的封建社会的婚姻不幸的妇女，不是痛苦就是罪恶，一点不假。 　　“女人对男子以及男子对女人的性的欲求本身不是内在的、简单的、初级的生命冲动，这种欲求包含一系列必需的，连贯的、互相联系的组成部分。性的欲求可以看成是许多无条件反射的机能总和。如果把这些无条件反射按先后顺序排列起来，它们在客观上就构成了性欲的内容，构成了延续人类的本能的内容。”[ ]潘金莲是具有反常的妒忌、占有、虐待狂的人，其性欲不会随欲望的片刻满足而消失，看起来是那样贪得无厌，实际上背后有其极其微妙而复杂的原因。“不可能被‘满足’才是那些不合理欲望的真正本质”。这些欲望一方面是由自己的不知足而产生的。另一方面她的生命里没有尊重和理性的爱，及由此而来的她的软弱、压抑、恐惧，就是这些追求、渴望及不合理欲望的根源。即使能满足了这种人的全部权力欲和破坏欲，也依然改变不了她的恐惧和孤独，因此，她的紧张仍然会存在。“临床事实明显的表明，把一生都献给无节制的性满足的男子或女子，并没有得到幸福，却常常遭受到神经冲突或疾病的痛苦。所有本能需要的完全满足，不仅不是幸福的基础，而且甚至不能担保人的神智正常。” [ ]幸福的幻想变成诅咒，她自己没有找到解除恐惧的办法。甚至以增加满足来消除她的贪婪，并恢复内心的平衡的想法，也是一种幻想。因为，贪婪是个无底洞，已根植于她的本性，根植于她的心灵和幻想。 　　我们的社会在发展，人们对于性欲的认识也慢慢的在变化，笔者希望我们对于金瓶梅中的人的性欲的评价不要过于简单和绝对，从人性的角度给他们以分析和评价，给潘金莲，给《金瓶梅》，给性欲，给不完美的人生和人性以理解和宽容，对我们认识古代的作品是一种开拓和深化，对我们在当代社会倡导和形成正确的性欲观、情爱观都是有好处的。

夜看西门庆 　 　　这里的“夜看西门庆”并不是要关注什么西门庆的夜生活，而是本人想要分析西门庆，跟张爱玲的张看是差不多的意思。 　　就算是看西门庆的夜生活，其实也很单调，不过是不惯独睡的他，去找个女人睡觉。远不如现在随便一个花花公子丰富。 　　未央想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家伙： 　　一、 私生活 　　西门庆的私生活是《金瓶梅》的最大看点，他与不同女人的缠绵，在书中皆有详细描写。可这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不过正常的男人本能需要罢了，至于技术的炉火纯青，道具的应有尽有，不过是经过后天的努力才达到的。这是为了他自己更是为了女人。 　　西门庆是一个比贾宝玉更懂女人的情圣，宝玉的意淫，对女人而言，不过只是停留在心理层次的体贴。而西门庆则是彻底付诸行动。 　　他会惦记着答应每个女人的东西，包括最下层的爱月儿、如意等，他会“恐怕冻着她，又取过他的抹胸儿替他盖着胸膛上。”又有几个男人在当时的情景下还记得这些许诺、细节？ 　　为了女人他可以不顾兄弟情谊，把毫无幸福可言的李瓶迎娶过来，他不惜杀了糟践尤物的武大，把金莲迎娶过来。既然不能离婚，既然杀人没什么害处，既然可以娶很多老婆，既然可以给这些女人带来幸福，何乐而不为呢？ 　　二、职场 　　中国最大的网络是什么？自然是关系网，而西门庆更是把关系网打造得令人眼红。宰相太监，相当于现在的总理与主席秘书，他都能扯上关系。社会小角色，相当于现在的黑社会，他也能打成一片，对当地的或过往的官宦举子的应酬更是值得显得官员学习。这样的黑白道都混得开，在情场、官场、商场都出尽风头，古今又有几人能及？ 　　而且，西门庆很单纯，有很多人都没有的优点：不失赤子之心。他是很实在厚道的，为亲戚朋友的升官和生活不惜血本地帮忙，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即使能做到，他有这样的能力吗？ 　　西门庆所做的坏事，也尽是受人教唆，他自己是想不出来的。 　　憨人有憨福，如果不明白西门庆为何会如此成功，这句老话，也可以作个见证。 　　三、 花心 　　特意把这点分出来写，因为脚踏数十条船的水上漂工夫，很多人认为是不道德的。但其实不要忽视一点，一个男人可以同时爱很多女人，所以一夫多妻才能在人类历史上有千万年的历史。 　　西门庆对李瓶的爱是很感人的。例如见到垂死的李瓶时，书中有这样一句，让我感触极深“西门庆见她胳膊儿瘦得银条相似” 　　难为作者是怎么想出来的，因为银条是河南偃师的特产，全国其他地方便再没有了。这是一种可以食用的根茎，当年玄奘法师给唐王进献的礼物。当时还没有名字，因为呈银白色，晶莹剔透，是纤细的长条状。所以太宗取其外观，赐名“银条”。 　　试想李瓶的胳膊瘦得银条相似。人的胳膊怎么可能细得象植物纤细的根呢？这只能是在西门庆心中产生了的感觉，王菲在歌里唱倒“你眼睛红了，我的天灰了”。 　　爱人的状况会在另一方眼中无限夸张，西门庆看李瓶的胳膊就是个证明。 　　另一方面，银条是进献帝王的东西，是那样的雪白、晶莹、美好。西门庆单看李瓶的胳膊就产生了这样的感觉，更何况人呢？况且这个人就要死了。 　　仅“银条”二字，就道尽了西门大官人的无限痛楚。 　　再对潘金莲，她害死了自己的爱妾、儿子、甚至是自己。但他还是要为金莲在月娘面前说好话。死在她手里都毫无怨言，花心算得了什么呢？ 　　在古代，在不把女人当人的时代里，西门庆能做到这样，是多么的不易呀。

《續金瓶梅》——丁耀亢閱讀《金瓶梅》 　 　　《續金瓶梅》－－ 　　丁耀亢閱讀《金瓶梅》 　　胡曉真 　　感谢： 　　http://www.litphil.sinica.edu.tw/siaochen/documents/續金瓶梅.doc满人入據北京的十八年後，即1664年，此時距《金瓶梅》首次出版可能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了。 在這段時間中，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情況都在清政府的統御下逐漸復甦重整，而約在此時，丁耀亢（紫陽道人，1599-1671）也完成了他為《金瓶梅》寫的續書，直接定名為《續金瓶梅》（黃霖 5；林辰 347）。眾所週知，《金瓶梅》向為我國小說史上最具爭議性的作品之一，更是有明一代色情小說的代表作，職此之故，丁耀亢竟以續作淫書的罪名下獄，而其作品也一併遭到禁毀（黃霖 6）。這樣的遭際其實一點也不出乎意料之外，因為當時正是清政府以恢復道德、重整社會為名，致力於禁毀「失當」的書籍的時代。我們不妨暫時懸置當時清政府禁書令背後必有的政治意圖，而直接問下面的問題：《續金瓶梅》果真當得起其所指的罪名，是「惡名昭彰」的原作的苗裔血親嗎？除了書名公開自稱是《金瓶梅》的續書之外，書中到底還有什麼特質，足以使它負此名而無愧？更重要的是，如果此書果然稱得上《金瓶梅》的續書，則書中有哪些主題是承繼或相關於原作的？這篇文章將試圖探討這些問題，並且希望最後能探觸中國小說中「續書」一體的修辭法，因為續書在十七世紀的中國小說史上舉足輕重，值得玩味。 　　《續金瓶梅》書中，最易於跟《金瓶梅》原書聯繫的，首稱人物的延續。原作中大部分的主角都在續書中現身，只是有些是今生的直接延續，如吳月娘與孝哥，有些則是來生轉世，如西門慶、陳經濟、潘金蓮、李瓶兒、春梅等。不過，雖然主要人物都保存了下來，《續金瓶梅》的敘述重心卻不再是大家庭中的日常生活，也不在意揭露其中的腐惡。續書中，所有的主角不再是一家人，他們散若飄蓬，在中國各地流轉，各自體嘗自己的生命經驗。簡單的說，丁氏的續作根本不在乎繼承原作「家庭人情小說」的表面。由此觀之，《續金瓶梅》可說只借用了原作的盛名罷了。所以，一般對丁氏續書的解釋，都認為作者寫作的本意，原不是為《金瓶梅》續，而是藉著描寫宋朝與金人的爭戰，來批判明末政治社會的腐敗，並揭發滿洲入侵的殘暴（朱眉叔 254-7；林辰 348）。為了解釋《金瓶梅》與《續金瓶梅》之間的差異，也有學者指出，原書著重大家庭中的道德淪喪，而續書側重戰爭時期的社會動亂（方正耀 74）。 　　的確，丁耀亢書中用以描述改朝換代的篇幅至少占全書的六分之一，表現出來的情緒更是激昂不能自己，顯示作者的確有意藉機反省晚明的末世景觀。此外，此書成書時，距天崩地裂的明清轉換不到二十年，中國在十七世紀初所面臨的危機更是猶在目前，我們當然有理由相信一個知識份子在寫作時，多少會將時代的感懷以某種方式帶入，不論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然而，光是斷定丁氏在其作品中處理明朝亡國的問題，卻不足以解釋他為什麼特別選定《金瓶梅》這本書來下手。杖唬∈蟼€人可能在早年跟《金瓶梅》一書有所淵源，但是這仍不成其為必然的理由。 要回答這個疑問，恐怕還是得從「續書」這個體式本身的問題開始，尤其《續金瓶梅》是如此與原書精神大相逕庭。在此，我提出兩個詮釋續書的基本原則。第一，續書基本上是續作者對原書的閱讀詮釋的體現。第二，續書也是續作者對原書之隱藏讀者的了解之呈現。我們以《續金瓶梅》為例，就可以看出續作者對原作的閱讀經驗是如何呈現出來的。 　　《金瓶梅》之所以為具有爭議性的作品，就表示大家公認對它可能有不同的閱讀方式。《續金瓶梅》書前的兩篇序文就都觸及這個現象。其中，署名「愛日老人」所作的序說到： 　　[I]不善讀《金瓶梅》者，戒痴導痴，戒淫導淫。（《續金瓶梅》 2）[/I] 　　另一篇署名「西湖釣史」的序則說： 　　[I]今天下小說如林，獨推三大奇書，曰《水滸》、《西游》、《金瓶梅》者，何以稱夫？《西游》闡心而證道於魔，《水滸》戒俠而崇義於盜，《金瓶梅》懲淫而炫情於色。此皆顯言之，夸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則在以隱、以刺、以止之間，唯不知者曰怪、曰暴、曰淫，以為非聖而畔道焉，烏知夫稗官野史足以翊聖而贊經者。（《續金瓶梅》 3）[/I] 　　這兩篇序的作者所暗示的是，對像《金瓶梅》這樣的書，本有一種正確的讀法，凡異於此的讀法，都不但是錯誤的，而且還是危險的，非常可能對讀者造成負面的影響。當然，傳統上這樣的說辭屢見不鮮，可以說只是以道德為名目為有問題的作品辯護而已。不過，即使如此，其中對「單一的正確閱讀法」的堅持，仍清晰可見。 　　丁耀亢本人也與愛日老人及西湖釣史一樣憂心錯誤的閱讀法的問題。貫串《續金瓶梅》全書，他一再表現出強烈的慾望，要「一統」讀者的詮釋，建立正確的閱讀法，防止錯誤及危險的閱讀。所以，小說一開始，他就提出自己對《金瓶梅》的詮釋，視之為教導讀者人生之道的作品。同時，他也對「誤讀」《金瓶梅》的人大加撻伐，認為他們之所作所為是一種罪行（《續金瓶梅》 2-3）。丁耀亢之所以攻擊「誤讀」《金瓶梅》的讀者，其實正是未雨綢繆，一併攻擊非常可能也「誤讀」他自己的作品為「淫書」的讀者。經過這一番表態，也就為他的作品設下了合法的地位。反諷的是，丁耀亢本人，或愛日老人及西湖釣史所主張的「正確的閱讀法」，卻從來就與「官方說法」背道而馳。《金瓶梅》之屢遭禁毀，適足以證明官方的閱讀法正是丁氏等人所謂的錯誤的閱讀法。於是，對丁耀亢來說，則政治威權是個不知閱讀為何物的不合格讀者明矣，而且其對作品的誤讀，等於是犯下了滔天大罪。而丁氏的續書，雖然是有意地要為聚訟紛紜的原作立下「好的」閱讀範例，卻又再次被套上錯誤的閱讀詮釋，並且與原書同樣慘遭禁毀的命摺ｌ妒牵独m金瓶梅》本是作者對《金瓶梅》之詮釋的呈現，而它的命哂质恰督鹌棵贰返姆妫皇且幠］^小，不那麼引人注意而已。丁耀亢為原書「立命」的心意，與擔心自己作品被誤讀的自知之明時相糾葛，使得原作與續書之間的確形成了一層特別的干係。 　　丁氏其實非常清楚「誤讀」是不可避免的。對他來說，文字總是淹沒了真實。《續金瓶梅》的結構有一特別之處，就是丁耀亢在情節開始之前，先提出他自己對民間流行的勸善書《太上感應篇》的解釋，且題之為〈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他還為這篇文字作了序，即稱〈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序〉， 其中說道： 　　[I]吾聞天道至祕，以言解之而反湥蝗诵奈┪ⅲ苑ɡK之而愈遁。 　　不如以不解解之。[/I] 　　而丁耀亢也的確試著去迎合他的「文字無用／危險」論，所以，所謂的〈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其實根本就是《太上感應篇》的原文，不加作者任何的註解詮釋。如此一來，如果《太上感應篇》如丁所聲稱，代表天理，那麼丁氏之不置一詞，也就避免了「以言解之而反湣沟奈ｋU。可是，文字對作家的魔力如此之大，以致於丁耀亢最後竟然寫了一整部小說來闡揚他心目中的「天理」！因為，他自稱《續金瓶梅》一書其實是《太上感應篇》的註腳，那麼，豈非自亂陣腳，顛覆了自己前面貶棄文字的聲明嗎？而既然他自己的作品也是（常常淹沒真實的）文字所組成的，那麼也就無怪乎他人要以自己的觀點去閱讀之、詮釋之了。所以，丁氏寫作的衝動，以及他對文字的恐懼，是與他對《金瓶梅》的詮釋的關懷息息相關的。換言之，對文字獄的恐懼足以導出對誤讀的恐懼，所以丁氏急於以更多的文字來為《金瓶梅》原書辯護，而另一方面，更多的文字，卻只是帶出更多對誤讀的憂慮。 　　丁耀亢對文字的恐懼，還不只是來自《金瓶梅》原書所遭到的誤讀命摺ｋm然他聲稱他的作品是在呼應當今朝廷道德感召的使命，但是他對《太上感應篇》的解釋毋寧是相當奇怪的。面對前朝覆亡的悲劇，中國文化的危機，以及莫知其所由的邪惡的滲透人心，再加上身處外族政權的統治下，被迫接受他以為錯誤的閱讀法，我們很可以相信丁氏會認為沈默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出路。可悲的是，他賦予自己的工作，不用文字，終究不能完成。 　　以上，我將《續金瓶梅》與《金瓶梅》以閱讀及再現的觀點連結起來，以下，則要看看丁耀亢的續書既然與原作在風格上相左，那麼是否在主題上有所牽連。丁氏明言，他在寫作時盡力與原作的情節搭上榫頭，雖然不一定處處成功。在書中的「凡例」一欄，他作了以下的聲明： 　　[I]前集中年月事故或有不對者，如應伯爵已死，今言復生，曾誤傳其死，一句點過。前言孝哥年已十歲，今言七歲離散出家，無非言幼小孤孀，存其意，不顧小失也。客中并無前集，迫於時日，故或錯訛，觀者略之。[/I] 　　雖然不免時有不合之處，但是作者企圖與原作符合的意願已經將續書與原作牽在一處。不過，在《金瓶梅》中有一極重要的層面，照理說，是任何有意為之續的人都無法忽略的，但是這一層面對丁耀亢來說卻正如燙手山芋：《金瓶梅》中的色情。在「凡例」欄中，丁氏對此作了評論： 　　[I]此刻原欲戒淫，中有遊戲等品，不免復犯淫語，恐法語之言與前集不合，故……每回中略為敷衍……[/I] 　　這真是兩難的矛盾！不管丁耀亢如何以純道德教化的眼光來閱讀《金瓶梅》，他都無法規避其中的色情問題。而猥褻色慾卻正是導致對《金瓶梅》之「錯誤閱讀」的首惡，丁氏自然為之憂焚五內，非去之不快，那麼，他寫作續書時，要如何維持與原作一貫的精神，而不至又於落入「導欲宣淫」的陷阱呢？ 　　面對這樣的困境，丁耀亢倒是顯得自信滿滿。事實上，他似乎反而認為這是展現他寫作技巧的大好良機。他自有一套寫作帶有色情成分而仍符合道德要求的小說的理論： 　　[I]……單說做書講道的人借色談禪，看書的人休得認假做真。那《金瓶梅》前集說得那潘金蓮和春梅葡萄架風流淫樂一段光景，看書的人到如今津津有味。說到金蓮好色，把西門慶一夜弄死，不消幾日與陳經濟通姦，把西門慶的恩愛不知丟到哪裡去了。 　　春梅和金蓮與經濟偷情，後來受了周守備專房之寵，生了兒子作了夫人，只為一點淫心，又認經濟作了兄弟，縱欲而亡。兩人公案甚明，爭奈後人不看這後半截，反把前半樂事垂涎不盡。 　　如不說明來生報應，這點淫心如何冰冷得！如今又要說起二人托生來世因緣，有多少美處，有多少不美處，如不妝點的活現，人不肯看，如妝點的活現，使人動起火來，又說我續《金瓶梅》的依舊導欲宣淫，不是借世說法了。只得熱一回，冷一回，著看官們癢一陣，酸一陣，才見得筆端的造化丹青，變化無定。 　　（285-286）[/I] 　　這一段長文出現在第三十一回的開頭，時金蓮的後身金桂與春梅的後身梅玉即將相遇，並開始發展一段同性戀的關係。前已揭過，全書過程中丁氏一直對讀者的閱讀非常關心，在此處，他聲稱他的關心促使他採取特殊的寫作策略。他所謂的「一熱一冷」的寫作策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讀者與作品文本內涵的誘惑力保持距離，不至身陷其中。因為讀者身陷作品，正是《金瓶梅》原作被一再誤讀的原因。因此，根據丁耀亢的理論，所謂讀者的「正確閱讀」其實全靠作者之「正確寫作」為依歸。 　　丁氏的「正確」寫作包含了兩個重心。第一個重心是對因果報應的重視。因果觀念在《續金瓶梅》中舉足輕重，所以當後人刻意刪去該書中的「迷信」成分與家國政治的影射，編成《隔簾花影》一書時，也無法將因果的部分完全棄而不顧。的確，因果觀念在《續金瓶梅》中一再出現，《太上感應篇》的文字一再被引用，絕非閒筆，更不是為了隱藏作者真意而虛張聲勢。在〈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序〉中，丁氏就說道：「自奸杞焚于《天史》 於南都，海桑既變，不復講因果事。今見聖天子親頒《感應篇》……謹取御序頒行《感應篇》而重鋟之。」可見丁氏對因果觀念的確有強烈的興趣，雖然他個人並不一定是其信徒。因此，正如他在小說一開始就提出的，他的作品有三個基礎：「我今為眾生說法，因這佛經上說的因果輪迴，遵著當今聖上頒行的《勸善錄》《感應篇》……就著這部《金瓶梅》講出陰曹報應，現世輪迴。」（3）在這三個基礎之中，佛書是因果觀念的本源，《感應篇》是因果觀念的官方版本，而《金瓶梅》則是提供檢視機會的文本。不過，這三個基礎在書中的比重並不平衡，因為爭議的作品、正確的寫作、與正確／錯誤的讀法三者之間，錯綜複雜的相對關係正方興未艾。《金瓶梅》是受譴的作品、被誤讀的作品、丁氏急欲拯救的作品，但是它也是最終會由內部挑戰丁氏自己的作品。對佛家思想的閱讀，德／色交錯的書寫，以及爭議性的文本，這些成分之間的衝突歧異是不容易化解的。那麼，到底丁耀亢所謂的因果報應是什麼？他又是如何呈現的呢？ 　　丁耀亢的第一步就是一再重申自己堅信天命的最終實現。在第八回中，敘述者如此評論兩名惡棍的命撸骸附袢者@來安和張小橋做俳俚慕鹱樱鹆思遥炖砉砩窈卧冢俊梗?4）正是由於這樣的信念，使得丁寫下後來這兩名惡棍一敗塗地的下場。而丁對因果報應的信念，在書中是以「精確計算」的方式呈現出來的。當然，「計算」這個主題其實有其知識上、意識上的文化脈絡，但是以其在《續金瓶梅》中的呈現，不妨暫且簡化地說它是由《太上感應篇》一脈相承而來的。在第四回中，敘述者引述了《太上感應篇》開頭的一大段話，這一段由於訴諸超自然的力量，一向為現代批評家譏為純粹的迷信： 　　[I]今日單講《感應》前四句說：「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算盡則死。又有二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人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逢庚申日上謁天曹，言人罪惡，利人速死。月晦之日，灶神亦然。」[/I] 　　對現代的讀者來說，這其中的迷信成分是不必說的了。然而，在我看來，這段話中的關鍵卻是對「算」這個字的強調。由上下文可以明顯看出，這裡的「算」指的是人的壽命長短與福祿多少，然而，它仍然隱含著「計算」的意味。如此一來，「生命」變成可以用數字來了解，扳著指頭數數兒的東西。這當然是對人生粗湹慕忉尫绞剑欢挥挟斏罩@種計算方式進行時，丁耀亢的因果故事才能說得圓通而精確。事實上，作為因果故事的作者，丁氏正扮演著審查人間罪惡的神祇角色：他眈眈計算著故事中的罪惡，並分配懲罰。 　　丁耀亢之扮演「計算」神祇的角色，最明顯的例子便是書中月娘的金子與珠寶的故事。這一段情節由第二回延伸到第九回，其間在各回中斷續出現。故事敘述吳月娘為了逃金兵之難而打點了金飾細軟，但是她的僕人來安卻夥同友人將之打劫而去。這起劫案告進官府後，反而引起更多人的貪念，做下一連串昧良心的事，而最後每個犯錯的人都得到了應得的報應。這段插曲雖然大可以解釋為同時批判人性之惡及司法之腐敗，但是丁耀亢卻似乎另有一番見解：他之所以敘述這段故事，其實只是為了示範天命的「計算」過程是如何咦鞯摹Ｒ虼耍撟C道，天理是不可能允許月娘保有這筆財產的，因為它是西門慶以不法的手段得來的（16-17）；強盜既然作了不容於天理的事，就一定會被處決（74）；而貪心的法官自然也要得到應有的懲罰（107）。在故事發展的過程中，每當有犯罪的人得到了懲罰，丁氏就會提醒讀者，天理的「計算」又獲得了一次實踐。 　　像這樣對「計算性」的強調，雖然散見於書中，卻共有一個特點——金錢與貨物總是用來當作計算的象徵基礎。最彰著的例子大概是沈花子胎裡帶來的金磚了。沈花子是西門慶在《續金瓶梅》中的後身，閻王送給他一塊金磚，讓他轉世投胎（56）。投胎的後身沈花子卻淪落為乞丐，並且短命夭亡；因為金磚是唯一的寶貝，所以他終生帶著閻王的金磚，從不離身。當沈花子十九歲棄世而去時，書上說他「金磚用盡」（473）。沈花子這輩子所享有的福命便是以金磚來象徵的，而這也顯示丁耀亢的因果觀的大致方向。在《續金瓶梅》中，類此的因果象徵比比皆是，前述月娘的財寶就是一例。書中另外一個貫串全書的因果象徵是一串珍珠，據稱乃是由李瓶兒由前夫花子虛處帶入西門家的。這串珍珠象徵瓶兒與西門慶欠花子虛的「債」，它被用來串聯書中的各個環節，直到最後債務算清，才珠還大海（617-619）。 　　除了這些主要情節之外，書中也有次要的有關因果的插曲，也是以金錢為象徵。例如，第五回中西門慶之魂在地獄中過河時，為常時節所救。敘述者解釋道，因為西門慶生前曾贈與常時節五十兩銀子跟一具棺木，所以常時節才會在此時出現，施以援手（44）。第十二回，劉姓的鄉塾教師自願傾力幫助窮愁潦倒的月娘，只因為他還欠著西門家一點子錢。而此義舉最後自然也得到回報。第十六回，沈花子的父親沈三由於長期放高利貸，傷了陰德，淪為乞丐——貧窮正是他濫用錢財的精確報應。還有一個例子則跟著名的歷史人物蔡京有關。第十七回詳述他如何奢侈揮霍，浪費錢財及糧食。在他被處決之後，老天限定他的母親連一口和尚施捨的飯都吃不到——雖然這些飯都是和尚多年來從蔡家丟棄的飯菜中所拾取曬乾的。丁耀亢對此也有一套理論。他認為每一個人，上自帝王，下至百姓，生來都有命定的福祿。如果一個人過分浪費，就不免「超支」，而災難也就隨之而降了（118）。 　　看過《續金瓶梅》中這許多因果報應的例子後，可知它們全指向同一個主題——因果報應的精確性。在這套理論下，世間發生的每一件事都可以理性解釋之，而人類絕無質疑天地之行措的餘地。丁耀亢由此所呈現出來的因果觀與民間的觀念，如《太上感應篇》者，多有相呼應之處。這種「精確理論」也適用於丁氏為書中主角所安排的命呱稀Ｆ┤缙績旱尼嵘磴y瓶、金蓮的後身金桂，與春梅的後身梅玉。在《續金瓶梅》中，銀瓶由名妓李師師撫養成人，與某蕩子私期偷情，被遺棄後自殺。而金桂與梅玉是密友，兩人都生長在貧家。梅玉為大婦所虐，最後出家為尼。金桂天性喜淫樂，卻在一場怪病之後成了不能人道的「石女」，並且最後也出家為尼。敘述者為了重申因果報應的精確性，俾使讀者可以得到「正確」的閱讀，便急急提出以下的論證： 　　[I]看官到此或說，前集金蓮、春梅淫惡太大，未曾填還原債，便已逃入空門，較之瓶兒似於淫獄從輕，瓶兒亡身反為太重。不知前世造惡與今生享用，原是平算因果的。瓶兒當日氣死本夫，盜財貼嫁，與金蓮、春梅淫惡一樣，後來托生在袁指揮家，為富室之女。及到李師師家，嬌養成人，真是珠翠叢中長大，綺羅隊裡生成，又得了浪子鄭玉卿偷寒送暖，暮雨朝雲，吹的彈的，吃的穿的，受盡三生富貴。 　　這金蓮、春梅，生在窮武職家，孤寡流離，窮了半世，卻又不得遇個丈夫，半路裡受盡折磨，橫遭惡疾，守了空寡，將他惡報已還其大半。因他悔心出家，佛法因果，原有增減，因此引他懺罪消災，再修他本來面目。後來瓶兒雖死，即化男身，這金、梅二女，雖已成尼，三世女身，才得成男，以分別淫根的輕重，在後案三世輪迴上。（466）[/I] 　　如此，便消解了讀者可能有的疑慮，堅定了因果精確的信念。不過，敘述者需要說明，就表示讀者對因果循環的觀念永遠都可能有所懷疑。作者必須以「正確的寫作」來確保讀者有「正確的閱讀」，於是他便要不斷地論證與解釋，而在他論證解說的同時，作品本身卻自己不斷產生新的懷疑與質問。這個情形，在作者試圖將因果理論推演到國家大事上時，尤其明顯。 　　丁耀亢對前朝覆亡的省思其實建立在一個字上——貪，而這又是一個與錢財、貨物相關的觀念。敘述者告訴讀者，貪欲腐化人心，從而使前朝朽壞。敘述者把一切天災人禍解釋為：「因上帝恨這人人暴殄，就地獄輪迴也沒處這些人，以此釀成個劫撸侗⑺稹⒈I佟⒎贌堰@些人一掃而盡，才完了個大報應。這些眾生遇此大劫，說是天撸恢饺兆鳂I太重，大家湊將來的。……總是奢靡浮華，上下偷安，以致滅亡，豈止天撸　梗?19-123）同樣的計算觀念在此再次出現；對丁耀亢來說，前朝的衰亡正是數學加法的總和結果（罪惡的累積）。 　　但是，正如個人命呖梢员毁|疑，丁耀亢同樣也必須面對有關他的覆亡理論所產生的疑義。第六十二回是強行插入的一段（與情節幾乎沒有關聯），完全用來處理因果。敘述者講述一個少年儒士受天帝召任閻王百日的故事。此處丁耀亢顯然借用了《活閻羅斷》一書（該書赫然名列他書中附的〈續金瓶梅借用書目〉中）。不過，他借用的目的，只是為了用來提出他自己對岳飛與秦檜善惡無報的命叩慕忉尅Ｒ驗榧热凰陨茞旱睦鄯e來解釋朝代的興衰，那麼他現在就必須解釋，為什麼以岳飛之忠，秦檜之奸，其報應看起來卻完全違反天理循環的精確性。這一回一開頭，敘述者就自動指出，岳飛秦檜的命呖芍^善惡無報，人們因此而質疑甚至推翻因果循環的觀念，以致於人心不平至今（624-625）。其後，敘述者照抄一段「活閻羅」的故事，最後才安排活閻羅重審岳飛冤死與宋朝亡國的案子。活閻羅檢視「因果冊」之後，讀者才恍然大悟，原來宋金兩國的國撸€有岳飛、秦檜、金兀朮等人物的命撸鋵嵍际怯汕按臍v史事件而早已注定了。換句話說，雖然岳飛與秦檜的命呖此撇还剑瑓s仍是天定的，而且也仍然照著天理循環的因果原則而行（633-634）。因果的精確性是決不會有差錯的。 　　所以，丁耀亢達成「正確寫作」與「正確閱讀」的策略是倚靠著因果之精確性的。只要讀者不斷被因果循環的森嚴精確所提醒，他就會注意書中的道德教訓，而不至過分沈溺在閱讀的愉悅之中。但是另一方面，雖然作者基本上承繼了民間的因果觀，他自己卻非常清楚理性思考可能提出的質疑。為了保護讀者不受危險的理性質疑之害，作者便自動提出可能的質疑，並且試圖將之融入他的精確理論。不過，如此一來，為了堅持善惡有報的昭昭因果，他不免把潛藏的罪惡簡化為行為上的過犯，有著清楚的動機與公平的懲罰，而他也就無法考慮人性之惡的深層意義了。對他來說，分別善惡再容易不過了，在他的書中他也只容許善惡有著明確的分野。丁耀亢表現因果觀的方式是訴諸「理性」（精確計算），而「理性」總是樂觀的。因此，即使書中充斥著社會政治人心腐敗的陰鬱描寫，《續金瓶梅》仍然給讀者未來社會的光明遠景，而這正是丁耀亢願意讀者得到的「正確的閱讀」。 　　《續金瓶梅》的另一個強調點是丁耀亢對性慾描寫的「寫作技巧」。淫欲既是直接由原作承繼而來的主題，丁氏自然加倍用心。如前所述，丁氏其實對自己這方面的寫作技巧十分滿意，認為定可成功地使讀者遠離作品所提供的愉悅的引誘。有關性，在此有兩方面值得探討——逾越(transgression)及生育(reproduction)。（Bataille 96）不妨先從丁耀亢對性行為的描寫開始。《續金瓶梅》中，各回都列在一個標題之下，而幾乎所有涉及性慾的篇章都放在「遊戲品」之下，以預告讀者須不可「認假作真」。全書中，定義為「遊戲品」的總共有十回，包括： 　　1﹒第五回：關於人死後仍然不滅的性慾，以及性慾與死亡之間的互動關係 　　2﹒第二十回：鄭玉卿、李銀瓶、李師師三人之間的性遊戲3﹒第二十三回：翟員外、李銀瓶、鄭玉卿之間的婚姻與外遇關係 　　4﹒第三十二回：關於兩名中年婦女與其老年姘夫之間的性關係，暗示性與死亡之間的糾葛；金桂與梅玉之間的同性戀關係 　　5﹒第三十九回：描寫儀式慶典式的集體性狂歡6﹒第四十回：關於性的可欲性與不可欲性 　　7﹒第四十一回：關於女同性戀 　　8﹒第四十五回：關於金錢與性的可欲性 　　9﹒第四十七回：關於受阻的性慾 　　10﹒第五十三回：關於如何訓練、選擇、檢查可欲的女人注意前四個「遊戲品」的篇章，中間都隔著相當的距離，與丁耀亢的「一熱一冷」寫作理論符合。可是，從第五個「遊戲品」篇章開始，我們發現「遊戲品」的章節接續不斷了。作者是否給讀者太多愉悅了呢？他是否違反了自己「一熱一冷」的策略了呢？難道他不再在意「正確的寫作」與「正確的閱讀」了嗎？ 　　如果我們仔細讀《續金瓶梅》，會發現其實第一段有關性行為的描寫其實早在第三回就出現了。在這一回中，月娘與其婢小玉在逃難時留宿於尼庵，與三名女尼同住。在短暫的停留期間，小玉目睹了女尼與游方僧的歡愛情事（26-28）。這一段性行為的描述完全與《金瓶梅》及其他色情小說的風格類同，安排目擊者於窗外小解時，偷窺到作愛的情景，還有一段駢文描寫性交，用盡武器、戰爭及致命摧毀等傳統性交意象。而對男方最後射精的高潮，更是不忘強調。此段可謂性交景象的「經典」描寫。而更重要的是，它既不與書中任何一個主要角色相關，也不曾掛上「遊戲品」的標題。那麼，我們如何了解號稱「遊戲品」的十回與這一段特例描寫之間的差距呢？ 　　讓我們重新考慮那十回「遊戲品」。雖然這十回都與性有關，但是其中只有第二十回與第四十一回兩回對性行為有直接、長篇幅的描寫。第二十回講述蕩子鄭玉卿先接近名妓李師師，再勾引其假女李銀瓶，並與二人分別發生性關係。作者同樣也以駢文描寫銀瓶與玉卿的初夜（190），不過其描寫的激烈程度遠遜於第三回小玉之所見。而第四十一回描述金桂、梅玉之間的同性戀。有趣的是，此處所使用的語言，卻比第二十回描寫異性關係時，要具體得多，也誘人得多。《金瓶梅》中的炙香花招，也被兩女有樣學樣起來。換句話說，若考慮閱讀的效果，則對「不正常」的同性戀性交的描寫，比起異性戀的描寫，所給予讀者的歡悅要更多。這個比較或許有助於了解作者確保「正確閱讀」的寫作策略。 　　中國色情小說一向傾向描寫逾越性的性行為，早已經學者指出。婚姻關係下的「周公之禮」與合法的性交易都不太適合作為色情小說的處理對象。通常總是姦情、同性戀、或雜交才能在色情小說中出類拔萃。這個原則在《續金瓶梅》中也適用。與《金瓶梅》原作不同的是，《續金瓶梅》中的逾越性性關係有著不同的方向。可以說，如果我們考慮性交中生育的問題，則續書中的性比原作還要更具顛覆性與毀壞性。根據色情文學的修辭，性最終不免導向死亡。這個死亡有兩種可能形式：第一種是衰竭式的死亡，因為性代表個人原神(personal substance)純然的耗損；另一種是對生育作出貢獻的死亡，在這種情況下，性就代表個人一種形式的滋長（Bataille 96）。在傳統的性想像中，只有大功告成的異性性行為才有生育的可能(reproductive)。《金瓶梅》中，西門慶雖然死於男精的過度耗竭，卻也曾經與他心愛的瓶兒及其正妻月娘分別達成成功的性行為，並且完成生育的使命。雖然瓶兒之子夭折，月娘之子孝哥卻存活下來，並且（根據書中所述）承續了西門慶的生命。至於小說中其他的色情描寫，我們也發現，直到小說的後半，性的致命耗竭的主題才開始顯現出來。而相反的，《續金瓶梅》從頭到尾從來不曾提到生育。如果檢查書中所有的色情場景，就會發現它們不是半途而廢、大功未成，就是非異性戀的假鳳虛凰。 　　我們不妨將《續金瓶梅》中的色情場面分為兩組來檢視——「扭曲的性」(distorted sexuality)與「否定的性」(denied sexuality)。第一組所指的是性虐待之類的場面。例如，第七回講述西門慶、瓶兒、金蓮、春梅及陳經濟死後的魂靈在地獄受苦的情形。陳經濟、金蓮與春梅受油鍋苦刑的描寫，一方面嚇人，一方面卻也極度刺激感官。敘述者將「雪嫩的皮膚」跟「粉團般的屁股」與「三堆白骨」、「倒像個賣油炸果子的，扭成股兒」跟「想是炸的酥麻了，也不知是什麼滋味」這樣的句子並列（61）。第三十六回也有虐待場面，這一次的主角是京城名花第一的李師師。同樣的，當敘述者描述李師師被金人將軍鞭打時，他所用的語言絕對是煽動感官的。李師師的臀部被形容為「白光光、滑溜溜、香噴噴、緊揪揪」，又是「行雲送雨的情根」。挨打的時候，她「紅雨斜噴，雪皮亂捲」，叫得「比那枕上風情，被窩中的恩愛還叫得親熱」（345）。以上的兩個例子都是帶有強烈性暗示的色情描寫，作者在行文時甚至透露出性虐待式的歡愉。不過，無論如何，這樣的場景究竟是扭曲的，作者並不期待讀者能與受虐的主角認同，因此，讀者也就自然與性虐待場景所提供的感官歡愉產生一定的距離了。 　　第二組在《續金瓶梅》中的例子就屢見不鮮了。前面提過，蕩子鄭玉卿與銀瓶之間的偷情是書中少數給予具體細節描寫的異性性行為的例子。不過，雖則具體，這一段描寫卻缺乏使人陷入的力量。第二十六回，在短暫的歡愛之後，銀瓶與鄭玉卿私奔，乘船遠游。隔船有人勸誘玉卿以銀瓶易換另一名美貌的歌妓。此時銀瓶的處境，令人想起著名的杜十娘故事，雖然她與玉卿之間的情愛，比起杜十娘那一對來，打從開頭在層次上就低了一級。最後，銀瓶也不曾享有像杜十娘那樣高貴動人的自絕方式，她的死悲哀而沈默，寂寂然消失於煙塵（249）。整段故事的處理方式完全剝奪了讀者可能有的性的歡悅與滿足。類此的「否定的性」在全書中屢屢出現。我們不妨看看更多的例子。 　　閱讀《續金瓶梅》，讀者面對的色情場景總是在弔他們的胃口。如第五回描述金蓮與春梅在地獄中巧遇陳經濟，三人重敘舊緣，可形體已消，再也不能狂蜂浪蝶了。第三十二回處理一個性無能的老頭子，竭力取悅兩個如狼如虎的中年婦人。不用說，他是力不從心的，還賠上了一條老命。第三十三回講的是金桂色誘隔鄰的書生，然而她的一片苦心，守身自持的書生卻一點兒也不領情。第四十二回描述金桂為鬼所迷，夜夜與之交歡。雖然看似恣縱，其實卻全是虛的。第四十七回講金桂與鬼相交之後，生了藥石罔效的怪症，竟成了石女，從此與男歡女愛絕緣。值得一書的是，書中的金桂終其一生，都仍是個室女，因為不論是她與梅玉的同性戀關係，或是她與鬼魂空虛的交歡，都不足以使她在傳統的生理觀念上失去室女的身份。上述所有這些色情的情節都有一個特點——缺乏實質(unsubstantiality)。無論作者使用的語言有多「遊戲」、多誘人，這些色情場景仍然不是「真」的。有關金桂的幾個插曲尤其具有象徵性。作為潘金蓮的後身，讀者難免期待金桂扮演淫欲場面的主角，而她與梅玉的同性戀關係及她與鬼魂的交歡也的確獲得作者用心良苦的注意力。有關金桂的「性經驗」的描寫總是細節而「活現」（丁耀亢如此形容自己的寫作策略）。然而，我們發現，她的逾越性的淫欲所可能產生的興奮，卻全部被消解為虛空。正是因為金桂被荒蕪的虛空(unproductive emptiness)所定義，所以讀者就與作品原本可能提供的性愉悅產生了距離。 　　在檢視過《續金瓶梅》中的色情場景之後，我們或許已經相信丁耀亢在處理淫欲主題的時候，成功地哂昧怂敢粺嵋焕洹沟牟呗浴Ｐ裕谒男≌f中非扭曲即遙遠，讀者何由陷入？如此，丁耀亢便除去了讀者深陷其中而產生錯誤閱讀的危險了。那麼，作者是否成功地做到了「正確寫作」了呢？還是，正如他對因果報應的精確計算性的呈現，寫作自會從內部自我挑戰呢？ 　　如果我們把金桂當作丁耀亢「正確寫作」中，「遙遠」與「否定」的性的最佳例證，那麼問題也自她身上起。反諷的是，《續金瓶梅》中與讀者保持距離的淫欲，卻總是內化在被淫欲否定的角色的心中。第五回中，金蓮、春梅、經濟在地獄相會時，他們的淫欲並不曾因為死亡而消失。敘述者問道：「如今說死鬼偷情，人決不信，定說是作書的笑話。人的皮膚已無，就有此心，哪裡動手？不曾看那佛經，說這天人配合，以目交而成，還生男女。總是情根一動，不在身子有無。……這是有情無質的。」（47）為了強化這個想法，敘述者在第二十三回舊話重提，說道：「單表人世上一點情根，從無始生來，化成色界。人人從這裡生，還從這裡滅，生生死死，總從這一點紅白輪迴不斷。」（209）作者表面借用佛家觀念，其實反而把淫欲定義為人的本質，而非把淫欲排除在人心之外。因此，雖然作者成功地使讀者與閱讀的歡愉保持距離，另一方面，他卻把人心的內部看成慾望的本身，而他的小說也就如此呈現出來了。 　　我們必須再看看金桂的例子。她是金蓮的後身，因此也是淫欲的化身。根據故事，她一生經歷了數個階段。起先，作者形容她是個美麗聰慧的女孩，正在開始懷春，充滿著性的幻想。不過，一直要等到第三十八回，金桂參加了一個奇怪的宗教儀式，其中崇拜的對象根本就是色慾，金桂內心的慾望才真正被挑動起來（287-292）。之後，雖然她不曾真正經歷過完整的性交，卻完全能夠了解慾望的深度。就在這個階段，她開始與梅玉親密往來。在討論她們二人狂野的性活動時，敘述者解釋道：「二人……俱是不用形質，有觸即通的。」（398）既沒有實質，那麼兩個女人其實是在互相反映對方的內在，即慾望。 　　金桂與鬼魂的神交其實也證明慾望是她的內在。正如敘事者所評論的：「原來人心不正，百魔俱來。不是外來的魔，即是自己的淫邪魔、情慾魔、恩愛魔、煩惱魔，種種心生種種魔。至那金桂姐原是金蓮一轉，根基孽障正在色欲中著迷。」（408）換言之，鬼情人其實是金桂內在慾望的投射，她的內在的外在化。而當性在金桂的外在生理上變成不可能時，她的內在也因此而阻絕不通了。於是金桂到達了她最後的一個階段，作了尼姑，而且是不可能受引誘的尼姑。在第六十一回，靠近全書的結尾，所有仍存活的主角都到南海朝拜觀音。在這一場中，懸崖之下「倒垂著一株金色梅花來，足有十丈餘高，幹似黃金，花如白玉，古幹千尋」。這當然是金桂與梅玉的隱喻。這時，「香風四起」，花上落下兩片花瓣，遙遙飄落，最後沾在金桂與梅玉的僧衣上（620）。這一幕當然可以解釋為救贖的象徵，暗示兩名女主角終於自淫欲中解脫。但是，想起天女散花的典故，這又何嘗不能解釋成二人終究有「染」，慾望不斷呢？的確，如果慾望已經定義了人的內在，又何能將之驅除？ 　　我們已經看到丁耀亢確保「正確閱讀」的寫作策略中的兩大重點奏效了。他對因果觀念及色情的表現方式，一方面提醒讀者罪惡的後果，一方面使讀者與作品的愉悅保持距離。然而，作為《金瓶梅》的續書，丁氏的文本無可避免地要與原作的爭議問題從內部對應，因此，作品危險的誘人力量總是不斷回潮，使得絕對「正確」的閱讀成為不可能。《續金瓶梅》本身，正是作者對《金瓶梅》極度自覺的閱讀的呈現，而不論作者如何努力以自己的書寫來導引閱讀，意圖使其後的讀者對原作與己作都有「正確的閱讀」，但事實是，《續金瓶梅》永遠會像《金瓶梅》一樣，受到丁耀亢不能忍受的「錯誤的閱讀」的挑戰。而這豈不正是續書與原作之間關係的具體呈現嗎？ 　　引用書目 　　外文部分 　　Bataille, Georges. Erotism: Death and Sensuality (San Francisco:City Light, 1986). 　　中文部分 　　丁耀亢，《續金瓶梅》，引自《金瓶梅續書三種》（山東：齊魯書社，1988），頁1-656。 　　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說研究》（上海：華東師大，1986）。 　　朱眉叔，〈論《續金瓶梅》及其刪改本《隔簾花影》和《金屋夢》〉，《明清小說論叢》第一冊（瀋陽：春風文藝，1984），頁250-279。 　　林辰，《明末清初小說述錄》（瀋陽：春風文藝，1988）。 　　黃霖，《金瓶梅續書三種?前言》（山東：齊魯書社，1988）。 　　原载《中外文學》 23卷 10期，頁84-101。

潘金莲：到底该爱还是该恨？ 　 　　潘金莲，这个生活在宋朝时期的女子，大家不会陌生。因为和西门庆的一段风流史而导致杀身之祸，最终得到了她应有的归宿。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对潘金莲这个人物的争论就很是风行，而这场争论的实质其实是人和人之间价值观的碰撞，同时也是现实和历史不同价值观的对抗。 　　今天，之所以又把这“潘金莲”唤出来，是因为最近某演出团体排演了一出戏——《潘金莲》（主创人员自称是潘金莲本戏）。戏中是这样的情况：大宋年间，有一贫苦出身的女子潘金莲，从小双亲早亡，此女子为了葬父而自卖自身，到了本地财主张大户家当了丫鬟。当潘金莲出落成如花似玉的少女之时，张大户便萌生占有之心，潘金莲誓死不从。张大户恼羞成怒，就把潘金莲嫁给了长相极为丑陋的武大郎，不过潘金莲夫妇日子过得倒也安然。而随后大郎之弟武松的出现，让潘金莲这颗本不平静的心从新怦然一动，竟对小叔子产生了爱慕之情，并伺机百般引诱，最终遭到武松的断然拒绝，大伤芳心。在潘金莲极度痛苦的时候，与西门庆在有意无意间邂逅，二人终成令人百年唾骂的苟合之事。但好景不长，其奸情被武大郎发现，家庭的裂变迫在眉睫，奸夫淫妇密谋最终将武大郎用药毒死。故事的结局是，武松回到家中查明情况，怒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替兄报仇，潘金莲的一生结束。 　　从情节概况上来看，大家也许认为这没什么呀，不就是《水浒传》的武二杀嫂和《金瓶梅》中的一些片段吗？但请注意的是：戏名就是《潘金莲》，是这个为历代人们所不齿的女人，而还没见过哪个人们眼中的“坏人”可以堂而皇之地作为文艺作品的名字（宣传导向的主体有问题）；戏中有大段潘金莲的唱腔，极具“煽情”——表示自己是多么命苦，与武大郎过日子是多么的压抑，对武松是多么地一见钟情。据说把台下的老头老太太都唱得流了泪！ 　　可悲啊！哭什么哭？ 　　你是同情潘金莲呢？还是嫌武松杀错了她？她做的事不该杀吗？就算武松不该杀她，法律也不会饶过她的，更不用说良知和道德。如果人们同情潘金莲的被杀，那武松就决不能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而是杀人犯，面目可憎。然而事实是什么呢？武松还是英雄，潘金莲还是弑夫的淫妇，无可争议。令人疑义的是所谓《潘金莲》“本戏”的创作者为什么要把戏排得让人“哭”呢？是不是在混淆人的是非观呢？ 　　据了解，创作者在豪言壮语地极力推崇“人性至上”。说潘金莲她也是人（实际是在帮人们理解她动物性的一面，非人性美的一面），认为她做的事完全可以理解（实际只是现代人可以理解，非古人可理解），并反复强调我们不能用封建的眼光来对待潘金莲（违背人伦道德的事就是现代？！）。 　　哈哈，哈……如此之类的创作者同志，你要告诉人们什么？是你在哗众取宠，还是抓某些人内心深处的阴暗和好奇？ 　　我们不仅不应用封建的眼光看待潘金莲，而且更应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包括已植根人民群众心灵很深的文学作品），我们让一个穿着宋朝时期衣服的人，长着一颗21世纪现代人的心，做着我们的事，何其滑稽啊！历史有它特定时期的价值评定观和道德观，我们可以与它大不一样，但我们决不能去跨时空地要求古人去怎么样，即我们将它按自己的想法去演绎。如果历史可以改变，那也决不能称之为历史。历史文学作品里，也同样蕴涵着本时期的价值评定观和道德尺度，也就是说，《水浒传》等等古典小说里人们已给了潘金莲等一个定义——这是客观定义；现代人把自己的想法注给潘金莲——这是极主观的表现，而非“具有时代性”。但我们有的现代人，硬是要闯进历史里面，把较有某种卖点的潘金莲拉出来，重新包装一下作个秀……说实话，潘金莲如果在天有灵，她都羞于出来露面！ 　　所以，对历史我们要站在历史上看历史分析历史，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决不要给历史换一颗现代的心脏，因为这不是在替古人担忧，就是开古人玩笑，而给后人留下的却是错误的信号。 　　2005.11.28于河津

悲剧女性潘金莲 　 　　2005-03-28 光明日报 　　沈宁 　　本文讨论的是《水浒传》中的潘金莲,不是《金瓶梅》中的潘金莲。 　　《水浒传》中的潘金莲是个有罪的人。但她的罪在于她杀死了人,而并不是她个人品格上的堕落。她不应该承受数百年中国人一直的“淫妇”等道德意义上的唾骂。尤其当我们再深一步追究她为什么会杀人,怎么走上杀人之路,以及其中的道德内容,我们就会发现,潘金莲的生命,实在是一种巨大的不幸,一个巨大的悲剧。 　　潘金莲自幼为奴,后被“赏”或“卖”给矮小丑陋的武大郎为妻。这个婚姻根本没有丝毫感情可言。而在封建道德体系的束缚下,潘金莲别无选择,只好忍受。那已经是一个不幸。如果她终生没有遇见第二个男人,守在武大郎的炊屋里,枯萎凋零而终,全如中国世世代代无数平凡女性那样,那仍然是压抑人性的一个巨大悲剧。如果因此中国人民就送给潘金莲一顶道德桂冠,装饰得再美丽,也掩饰不住其下面毁灭青春扼杀人性的罪恶。 　　可是生活终于没有让潘金莲沿着这个悲剧走下去,却转向了另一个悲剧。 　　潘金莲毕竟是个活生生的人,毕竟年轻美貌,无论怎样压抑,她毕竟需要感情生活,需要性的慰藉。这一切,武大郎都不能给予她。这情况下,与武二郎的相见,便使潘金莲感情生活的意识觉醒了,而且如久枯干柴遇火,一发而不可收。但是在封建道德体系的罗网里,离婚不可能,要被视为大逆不道。她只好走许多不幸婚姻迫害下的妇女走过的道路：偷情。这是一个非人道社会压迫出来的不“道德”的行为;是一个罪恶道德体系压迫下产生的抢夺生活权力的变态抗争。当我们认同古希腊戏剧里的那些偷情乱伦的女性,赞美她们为伟大悲性女性时,我们为什么偏偏要对潘金莲那么刻薄,辱骂了几百年如果武二郎同意了潘金莲的请求,那么根据逻辑,可能出现多种发展。第一,叔嫂通奸,长期不被发觉,在外道貌岸然,在内男盗女娼;那是中国古今社会最普遍的现象,就算事发,谁也不能说三道四。第二,叔嫂私奔成功,远走高飞,建立新生活。我相信,潘金莲一定也会当垆卖酒,伴武二郎终生,成一段历史佳话。第三,叔嫂偷情一段时间,武二郎厌倦了,拔脚离去,潘金莲要么重归旧日,与武大郎厮守,更残酷地压抑自己的人性;要么还是遇西门大官人,写出与现有《水浒传》相同的一节故事。第四,叔嫂合谋,杀死武大郎,构成同样的谋杀罪。 　　可是武二郎偏偏不好女色,不理解潘金莲,不愿与之偷情。于是潘金莲便面临了极大的挑战。一方面春情狂泛不可回收,一方面又无渠道可泄,这是一种最容易堕入毁灭的情绪状态。于是有权有势又有钱的西门大官人来捡便宜了,以买卖感情和肉体为业的王婆得以入手了。潘金莲为了挣脱与武大郎不幸婚姻的悲剧,堕入另一个更深重的悲剧,把被玩弄当作了爱情。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观念体系的特征之一,就是彻底否定个体的人性存在,绝对要求一切个体人性服从于群体所尊崇的理性规范。相对于社会构成,每一个体的人性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在这种观念的统治之下,任何要求肯定个人存在价值,要求尊重个人的情感、个人意志、个人生活的想法和作法,都被认为是违反道德戒律的,都被指责为个人品质堕落。潘金莲就是这样一个社会道德罪恶的牺牲品。 　　不幸的是,潘金莲要求自我感情生活得到满足的欲望,终于驱使她错投西门大官人的怀抱。一方面,任何一个个体都必定折射出居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群体。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个体都有一千条理由独立存在,并被肯定。因此,不管潘金莲可能有多少种生活的选择,不论她事实上怎样度过一生,她的悲剧绝不是一种个人品格上的缺欠,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悲剧。 　　把被人玩弄当作爱情,已经够悲惨了。西门大官人,还进一步把一个无倚无靠的弱女子制造成杀人犯。可以想象,如果武二郎不是那般英雄了得,没有大打出手,为哥哥报仇,那么依西门大官人的权势,潘金莲自然会逍遥法外。但是也不难估计,在玩弄潘金莲一段时间之后,西门大官人一定又会找到别的女人,而把潘金莲一脚踢开。那时西门大官人仍然会将潘金莲以杀人罪名投入死牢,或者又卖入娼门。总而言之,不论怎么设想,潘金莲总也逃不出一个悲剧的结局。（作者单位：美国爱荷华大学）

女人喜欢西门庆是自然演化结果 　 　　2005-03-28 东方网 　　在《金瓶梅》这部小说中，西门庆真可谓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人们无论是在口头咒骂一千遍，还是在心中仰慕一万遍，可他仍然还是那个西门庆。西门庆的“艳福”大概是不少男人的梦想，他不仅拥有众多的女人，还有一些女人似乎等着他去拥有，从这点来看，西门庆在当时应该是个很招女人喜欢的男人。而西门庆的那些女人呢，也并不是都是为了金钱。 　　按照《水浒》里的时间推算，和他同时代的宋徽宗，贵为帝王，别说钱，连权都大得包了天，心爱的女人李师师却跟浪子燕青跑了。你可能会说李师师是女人中的另类，那潘金莲就不是另类吗？她如果爱钱，早做了张大户的小妾了。还有李瓶儿，老公是西门庆的生意伙伴，钱也不会少，可她好好的大老婆不当，就是要做西门庆的小老婆，可见，西门庆有的不光是钱，而女人，也不都是这么现实的。钱和智慧带给西门庆自信和权力，再加他对待女人的技巧和他的外貌，这些足以让女人沉溺和迷乱。 　　说到这里就需要引用一下“性商”这个词，这个词最近经常被讨论，而且大有越来越走红的趋势，而西门庆，大概是从古到今中国男人中性商指数比较高的典型。所谓“性商”，指的是以生理为基础，人们追求性快乐的一个综合性的标准。它不仅是医学层面上的，而应该是以生理为基础，包括心理，文化，社会环境等四个方面的综合判定指标。具体来讲可包含三个维度，即性欲商、性功能商和性常识商。“性商”不仅是纯生理指标，也包括性健康水平、性生理能力、性心理调适以及性互动能力等多个方面。就男性而言，既包括性渴望度、勃起功能、持久能力等自身能力，帮助配偶达到性愉悦的能力，还包括运用知识自我调适的能力。 　　这是医学理论上的性商定义，不过什么理论到了现实里都有一些扭曲，比如说哲学范畴的存在主义到了现实里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性商”这个名词也不例外，它在现实里的解释应该是男人占有女人的手段高低问题。而西门庆的“性商”哲学就是以性欲的满足、肉体的快乐、感官的愉悦为根本追求，把人生的快乐建筑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更重要是这种肉欲追求是绝对心无旁骛的，许多人在与异性相交时，表面上显得无比崇高，仿佛是为了爱而做爱，总要给肉欲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而实际上，以肉欲为目的的爱根本不可能产生在精神上去爱对方，心怀杂念的与异性交媾，又无法享受到彻底的性快感。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是把自己当作物品给出卖，最后的结果就是人性被异化、人格被扭曲。西门庆的做法也许显得不够崇高，却能给女人真实的快乐。 　　至于手段上，西门庆最拿手的大概就是讨好女人，赞美女人的外貌，这是女人最喜欢听的话，以此接近女人。熟络之后，适时地性骚扰，让女人不好意思直截了当的拒绝。等女人的情欲被唤醒，开始水到渠成地行鱼水之欢。这样看来，他对女人还是比较肯花心思的，而不是低俗简单的钱色交易。 　　西门庆的女人之潘金莲 　　而处于封建时代的潘金莲，她对西门庆的看法是“因为作为一个女人，我可以从你身上得到很多从其它男人身上所得不到的东西：你的强壮和温柔，你的激情和持久；你给我带来了多少的快乐享受、欢歌燕语、颠鸾倒凤、巫山云雨等等一切人世间所能够感受到的快乐的极致。我是多么地希望永远和你在一起，和和美美，恩恩爱爱，齐心协力，传宗接代。”如此这般，潘金莲又怎能不弃武大郎而求西门庆大哥呢！为了追求享乐的生活，在引诱、胁迫和潜意识的心理支配下，只好使出了谋害亲夫的下策。这只能是她的不幸，她追求的难道不是现代人追求的自由、爱情、性和更好的生活？心里的爱情已经被唤醒，却无法用合法手段脱离不幸福的婚姻，如果武大能够明白自己不适合做她的爱情故事的男主角，结局也许不会那么惨。 　　女人的爱情就像好莱坞的剧本，而男人只是演员。所以，男人应该认真考虑自己是否合适扮演这个角色。假如她选错了主角，男人最好还是早点让她知道你不适合演这个角色，或者，尽量不让她发现你不适合演。自以为是地认为你就是她剧本中的人，是男人经常犯的最大错误。 　　相比起来，现代女人就幸福多了，有更大的选择空间，不满意的可以离婚，能够更轻松地离开这个不幸福的婚姻。 　　西门庆的女人之李瓶儿 　　西门庆的另一个女人李瓶儿，也是因为丈夫胆小怕事，没一点男人气概。当然，她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她们的丈夫无法满足她们的性需求，关于这点我们在第二章“潘、驴、邓、小、闲”一节里详细地讨论过，这里就不再赘言了，而卓二姐、春梅，却不是因为性不满足才扔了相好的跟了西门庆的，她们为什么也会选择西门庆呢？除了性商因素之外，这里还涉及到女人的选择问题。 　　我们撇开西门庆在商场的奸狡、欺诈；官场的腐朽、龌龊这些需要批判的东西，西门庆能够得到那么多女人的垂青而投怀送抱，甚至不惜死心塌地愿与其生死相随，天涯海角也无怨无悔，说明了什么呢？恐怕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这里不是提倡女人都去做潘金莲，男人都去当西门庆。 　　我们先从女人对男人的选择谈起。男女因为怀孕的差别，在几十万年的演化中产生很大的差异。男性必须尽量散布种子的特性在演化中居优势。女性必须承担怀孕和养育的责任，如果不慎重选择伴侣的特性，会导致后代灭绝(谈的是几十万年的事情，不是这几千年)。因而女性也存在欲望和心理满足的问题，所以女性慎重选择伴侣的特性在演化中居优势。 　　所以男性演化的结果天生就是追求者，女性演化的结果天生就是选择者。那么，当女生喜欢帅的、有钱有权的、身体魁梧的、懂得关怀的男人的时候，请不要怪她们现实，她们只是在执行大自然赋予的神圣职责——选择。 　　她们现实，因为她们必须考虑怀孕和后代的养育。这些特性深藏大脑深处，不是意识上的。也就是说，即使一个没有受教育的女性，也会为有权力有能力的勇猛男性倾倒，这不须经过思考，而是潜藏基因里面，自然发生的。

略说西门庆经商 　 　　西门庆是小说《金瓶梅》中的主人公，他是中国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一个新兴商人的典型。他是一个地痞、恶霸、官僚、淫棍，同时又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的商业行为对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建设依然有着正面和反面的启示。 　　一、资本积累与“作事机深诡谲” 　　西门庆的原有资本并不雄厚，他出生于“清河县中一个殷实的人家”，父亲西门达是个开生药铺子的。但经过西门庆不长时间的经营，资本暴增，经济实力急剧膨胀，不仅在商业界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对政界也产生极大反响。他曾经不无炫耀的对吴月娘说，即使拐了许飞琼，抢了王姆娘娘，也减不了他的泼天富贵。 　　西门庆是如何发家致富的呢？首先来看他的原始资本的积累。《金瓶梅》第一回说他“作事机深诡谲，又放官吏债……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这里“放官吏债”，即把国家财产拿出来放债，收取利息；“把揽说事过钱”即替人打官司，替别人说情或办事，从中收取别人的感谢费。不难看出，西门庆的社会活动能力是相当大的，“放官吏债”也是挺有风险的。但由于他“作事机深”，所以一直很顺利。 　　单靠这些小打小敲满足不了西门庆敛财的欲望，通过婚姻来谋取大笔的嫁资是西门庆积累资本的主要手段。如他先后骗取了富孀孟玉楼、太监侄媳李瓶儿，两位小妾的到来为他带来了巨额财产。仅孟玉楼带来的陪嫁就有： 　　……四季衣服，妆花袍儿，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珠子箍儿，胡珠环子、金宝石头面，金躅银圳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他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三二百桶。 　　至于李瓶儿给他带来的财富就更可观了。以致在李瓶儿去世之时，一向不动感情的西门庆居然也痛哭失声！家奴玳安一语道破其中机密： 　　俺六娘嫁俺爹……该带来了多少带头来？别人不知道，我知道：把银子休说，只光金珠玩好，玉带、绦环、鬏髻、值钱宝石，还不知有多少。为甚俺爹心里疼？不是疼人，是疼钱！……这一家子，都哪个不借他银使，只有借出来，没有还进去的……。 　　此外， 西门庆深知，“马无外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在他积聚资本的过程中尤其重视对外财的掠夺。如女婿陈经济，因为其父陈洪东窗事发，遂将家产转移到丈人西门庆家保存，最后也被西门庆占为己有。 应当承认，任何一种原始资本的积累都带有掠夺的性质，如西方的“圈地运动”。对于西门庆而言，他的积聚金钱的方法都带上了晚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特点。晚明时期由于崇尚个性主义，由个人的奋斗和努力而夺取财富成为时尚潮流，但相对于“圈地运动”规模化的作业方式而言，晚明的商品经济带上了个人化的色彩。无论西门庆包揽诉讼还是谋取外财或是骗取嫁资，都带上了他的个人化的巧干色彩，即所谓“作事机深诡谲”，依然属于传统上的“奇技淫巧”范畴之内。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西门庆式”的积聚金钱的方式依然存在，尤其在小私营企业。利用手中权力或者私人关系网，放官债或替人包揽诉讼的现象还很多很多，利用自己长相骗取嫁资的也不乏其人。一言以蔽之，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投机取巧等负面行为，这在市场体制还没有完全健全时表现的尤为突出。 　　二、成功的法宝：个人的精明和不正当的竞争西门庆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但使他在同行中遥遥领先的却完全在于他所使用的不正当竞争！ 　　勾结官府以谋取优惠的经商条件是他惯用的方法。如新中的状元蔡一权在回乡探亲时路过清河县，应邀请到西门家打秋风，不仅有好酒好菜和美色伺候，临走还借去白银一百两。后蔡一权任两淮巡盐史，还将山东巡案宋乔年介绍给西门庆，使西门庆有了更多的途径勾结官府。再后来西门庆贩盐，经营盐运业，蔡状元行使两淮盐运使之权，让西门庆比别的盐商早掣取一个月盐引，使西门庆在短短一个月轻而易举的谋取了两万两银子的暴利！其他盐商却只能干瞪眼，看着钱让别人赚去了。由于西门庆不时的贿赂接济山东巡抚宋乔年，所以得以借宋的势力独自一人包占了朝廷坐派下来的二万两银子的古器买卖，这其中又蕴藏多少利润！与官府勾结谋取经商特权是西门庆获取暴利的主要手段。 　　争取垄断、打击同行也是西门庆的经商的成功经验。垄断意味着暴利，西门庆深知其理。原先清河县只有西门庆一家药店，后来医生蒋竹山在李瓶儿的帮助下也开了一家中药店，论理，蒋竹山既是医生又经营药店，更兼厚道和气，无疑会吸引很多顾客，生意兴隆。一个县城出现了两家药店，宛如天上出现两个太阳，在西门庆看来是绝对不容许的。于是他唆使地痞流氓无赖，多次到蒋竹山的药店闹事，还伪造票据，硬赖他欠账不还并诉之官府，把蒋竹山打的半死，迫使他拆了药铺。这样，西门庆的药店生意依旧红火。 　　这种不正当的竞争在其他方面也又体现，如他善于打通关节，买通钞关钱主事，大笔逃税漏税；再如，从西门庆的经营方式来说，他的商业活动主要靠家人，奴仆或与别人合伙，或假托他人名义进行的，自己则躲在幕后操纵，因此他的违法经营很难被别人抓住把柄。 　　不可否认，西门庆经商也是有“道”的。他对应伯爵分析金钱时说“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好静的，怎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马克思曾说“资本作为一种增殖的价值，……它是一种运动”，“不能理解为静止物”（《资本论》第二卷），二者对资本的理解有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换句话说，西门庆懂得以钱生钱的道理。他善于扩大再生产。如他与乔大户合开的缎子铺，最先投入的资金才一千两，后他靠贩盐赚的钱从杭州和南京进了一万多两银子的货物，缎子铺开张没多久就净赚了六千两银子，纯利他又分别用于从湖州和松江进货。就这样本利越滚越大。到西门庆临死时，缎子铺已是“五万两银子的本钱”。 　　他不但扩大再生产，还善于抓住机遇，敢于套购外地客人的滞销货，以待日后盈利。他还善于搞多种经营，放高利贷、开当铺和各种各样的缎子铺，同时在江湖上走标船，把设店经营和长途贩运结合起来，因此经商规模越来越大。 　　西门庆的经商与许多现代人的经商有着许多类似之处。如电视、电信等部门，如果不是靠对市场的垄断，就不会又较高的利润；再如时下流行的名人经商，如果不是利用名人效应打通关节，恐怕困难重重。试想，如果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刘小庆未必会比我们诸位经商更成功。如果离开了不正当的竞争和偷税漏税，许多企业恐怕要倒闭，厦门的赖昌星也不会如此张狂。如果细细检查起来，名人经商十之八九都有违法行为，这是已为过去媒体所证实的事实。 　　三、栽了：金钱重要，美色更重要 　　西门庆是个精明的商人，但他是中国特色的商人，他缺乏西方资本主义崛起时期所弘扬的“资本主义精神”，后来的富兰克林、韦伯等人归结为“勤老、节俭、诚实、讲信誉”等等美德。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商人的一生必须以赚钱为目的，，赚钱应该成为商人活动的“天职”。然而，西门庆的赚钱只是一种手段，最终是要完成其对美色的占有。 　　违法经商使西门庆无法找到成就感，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成就感。在他与李瓶儿嬉戏时，家奴玳安禀报有川广客人等他洽谈生意，他居然一拖再拖，说“我家铺子大，发货多，随问多少时，不怕他不来寻我”（16回），直到李瓶儿劝他以事业为重，不要女色误了事业时，他才泱泱不乐的去应付了事。就是说，西门庆赚钱不是最终目的，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完成其对女色的疯狂占有。最后，他的生命之烛终于熄灭在潘金莲的肚脐上，他悉心聚集的资产也灰飞烟散！ 　　毋庸细说，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多少有作为的年轻有为的或者是年富力强的企业家，最终不是被市场击垮，而是陷入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中不能自拔，难道他们也和西门庆一样吗？

《金瓶梅》与它的三个女人 　 　　作者：佚名 　　《金瓶梅》这个书名，是从书中三个女子的名字里各取一字组成的。金，就是潘金莲；瓶，是李瓶儿；梅则是春梅。但是不知人们想过没有，这本书的男主人公是西门庆，为什么不用他的名字？如果非用女人的名字不可，那么西门庆有五个妻妾，一辈子跟19个女人有过性关系，作者为什么单单挑出这三位女子来做书名？ 　　原来，这三个女子是当时三种女性的典型代表。潘金莲代表着一种把爱情、激情和风情集于一身的、不守封建妇道的女性。李瓶儿代表着夫唱妇随、传宗接代的贤妻良母。春梅则代表着对主人和主人的后代无限愚忠、鞠躬尽瘁的丫头和女奴。她们都生活在西门庆的身边，尽情尽力地扮演着自己不同的角色。 　　如果仅仅如此，作者用她们三人来作书名也就不见得有什么高明之处。《金瓶梅》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高峰，关键在于作者详尽地、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三个女子之间，尤其是潘金莲与其他女性之间，为争夺西门庆的爱情而展开的连绵不绝的明争暗斗。 　　从全书来看，潘金莲是先胜后败。西门庆虽然不断地沾花惹草，但终究还是在潘金莲的怀里纵欲而亡。但是在西门庆身后，李瓶儿却由于生了儿子而名正言顺地执掌了全部家政大权。不过，随着家境的衰微，真正支撑着这个残窝的却是身为丫头的春梅。所以从全书的情节发展来看，它的名字确实应该是金、瓶、梅，而不应该是封建正统所排定的瓶（实际上的正妻）、金（妾）、梅（丫头）。 　　那么，这三个女子之间究竟是如何互相竞争的呢？这就谈到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了－－性。 　　潘金莲认识到：西门庆的性能力强盛，又对孔孟之道不屑一顾，四出风流。因此要栓住他的心，唯有用更多、更奇、更激情化的性技巧来击败别的女人的竞争。潘金莲真的这样做了，而且她自己也是很懂性爱享受的人，做起来也就格外自然流畅。例如，全书的第一处性描写就是写他们俩一见钟情、急不可待地“做一处，恩情似漆，心意如胶“。接着又使出了“吃鞋杯“、“倒浇红蜡烛“、“夜行船“、“粉蝶偷香“、“蜻蜓点水“等性技巧。作者说：“那妇人枕边风月，比娼妓尤甚，百般奉承。“而且西门庆第一次在潘金莲的阴门盖子上施展出他那“燃香烧痕“的特有手段。 　　随后，潘金莲一被娶回西门庆的家，马上暗自打量其他四个老婆，准备性方面的竞争。果然，由于别人“风月多不及金莲“，所以她和西门庆“凡事如胶似漆，百依百随。淫欲之事，无日无之。“而且她还让西门庆知道，她的独特之一就是“第一好品箫“。 　　谁知事隔不久，西门庆又把春梅也“收房“了，而且“甚是宠她“。但更严重的是，西门庆又与李瓶儿（当时是别人的老婆）偷情，而且李瓶儿“生得白净，身软如绵花瓜子一般。好风月，又善饮，……两个帐子里放着果盒，看牌饮酒，常玩耍半夜不睡。“潘金莲敏锐地察觉到了威胁，于是跟西门庆约法三章。但是她并没有傻到要限制或者改造西门庆，她的第三条规定是：“你过去和她睡了来家，就要告我说，一字不许你瞒我。“这可真是天下第一妙计！一来可以表现出自己的宽宏大量；二来又可以迎合西门庆爱讲床上事的癖好；三来还可以窃取对方的“军事机密“。果然，西门庆中计了。他把他和李瓶儿一起看的24幅春宫画册带回家来，被潘金莲一把抢过去，死也不肯还给他。等到“晚夕，金莲在房中，香熏鸳被，款设银灯，艳装澡牝（阴户），与西门庆展开手卷（春宫画），在锦帐之中，效于飞之乐（模仿行事）。“结果“不上几时，就生出许多枝节，使西门庆变嗔怒而为宠爱，化幽辱而为欢娱，再不敢制她出三不信我。正是：饶你奸似鬼，也吃洗脚水。“于是他们俩“颠鸾倒凤无穷乐，从此双双永不离“。显然，潘金莲在与李瓶儿的第一回合竞争中大获全胜。 　　一旦打响第一枪，战争就连绵无期了。李瓶儿也不是吃素的，她使出“好马爬“和“倒插花“的手段，又和西门庆一起使用“缅铃“（一种女用的性工具），把他拉向自己。潘金莲也不示弱，大白天的就跟西门庆用起“缅铃“来。李瓶儿接着又来了个“事后品箫“。潘金莲则还以“梦中品箫“，外加“隔山取火“和“丫头观战“。还怕胜券不稳，又把口交扩展到自己的酥胸香乳。 　　金莲和瓶儿鏖战正酣，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大老婆月娘原本风情稍逊，此时也逗得西门庆和她搞“双肩挑“，还在爱抚中“噙酒哺与她吃“。接着又冒出个宋惠莲，用的是“夏月常不穿裤儿，只单吊着两条裙子，……口中常噙着香茶饼儿“，把西门庆勾去和她做爱。李瓶儿也不闲着，专捡西门庆和她做爱时说出她已经怀孕，把个一贯不顾女人死活的西门庆哄得居然说：“我的心肝，你怎么不早说？既然如此，你爹胡乱耍耍吧。“这些话“都被金莲在外听了个不亦乐乎。“潘金莲认定，非打一个大战役不可了。于是她断然地策划了“醉闹葡萄架“一场戏。 　　这是全书中最长、最甚的一段性描写。后来的各种“洁本“无不悉数删去，害得笔者也不能详述，只好笼统地说：双方在那短短的时刻里竟然先后运用了“足刺激“、“金龙探瓜“、“倒入翎花“、“金弹打银鹅“、“腌李子“等手段，还用了“银托子“、“硫磺圈“等性工具和“闺艳声娇“等性药，直弄得潘金莲出现假死。当然，潘金莲即使在这等时候也没有忘记她的主旨，对西门庆撒娇说：“我晓得你恼我，为李瓶儿，故意使这促，却来奈何我。今日经着你手段，再不敢惹你了。“看，这才叫“糖衣炮弹“呢！ 　　经此一役，金莲还不放心，书中写道：“（金莲）因前日西门庆在翡翠轩夸奖李瓶儿身上白净，就暗暗将茉莉花蕊儿搅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得白腻光滑，异香可掬；使西门庆见了爱她，以夺其宠。“西门庆果然又中计了，被诱得使出“踞提而观“的手段。潘金莲不失时机地以醋邀宠：“怪货！只顾端详什么？奴的身上黑，不似李瓶儿的身上白就是了。她怀着孩子，你便轻怜痛惜。俺每（们）是拾（来的）儿，由着这等掇弄！“谁料到，家里尚且未见输赢，外面又来了王六儿、爱月、林太太、如意儿、叶五儿、章四儿等一大队人马。她们有的靠着口交和肛交两件法宝；有的甘心让西门庆在乳、阴、尾等处燃香烧痕：有的使出“缚床“、“倒挂金钟“等手段；都把个西门庆迷得够呛。他不但把自己的7件性工具一股脑全都用在她们身上，还专门找胡僧讨来性药，跟她们性交时用，甚至跟她们信誓旦旦，大有离潘金莲而去之势。 　　潘金莲原来还在和李瓶儿争，发现新情况以后，接连发起了几次大的反击。她先是容忍了西门庆对她的肛交（原来她是极其反感的），又以口接他的溺水，后来专门给他制做了性工具、性药盒子。就连他跟别人性交后回来，也照样为他品箫。终于，金莲最终地胜利了，因为西门庆在和她性交时，服用了过多的性药，一命呜呼，再也不可能被别的女人夺走了。 　　这些女人，主要是靠性技巧的竞赛来进行争宠之战。这就是《金瓶梅》中性描写的最主要内容。如果全部删去，我们就不可能明白：西门庆这样一个淫乱之人，为什么总是恋着潘金莲不忍长期离去，以致终于做了她的花下鬼？别的女人又为什么能屡次从潘金莲的怀里暂时地把西门庆夺走？作者把金莲、瓶儿、春梅做出反差极大的对比，甚至定为书名，究竟又是为了表达什么？ 　　尤其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些性描写，我们就很可能忽略了作者的一大功绩：作者在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完整而又深刻地描绘出，男女之间基于性技巧和性生活的高度完美而产生的那样一种激情澎湃的爱情。 　　西门庆对潘金莲的态度，当然不可能脱出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框子。但是我们无法否认，西门庆虽然有过众多的性伴侣，虽然似乎根本不讲恩义，但是他一辈子真正爱的（在他的水平上），还是只有潘金莲一个人。 　　同样，潘金莲当然也不可能是一个具有现代平等思想和爱情意识的新女性。她的“性竞争“还是为了争宠。但是我们也同样无法否认，她对待西门庆的态度，就是她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爱（就那个时代而言）。 　　反过来说，莫非他们两个互不理睬才叫爱情吗？我们总不能说，西门庆跟那些过眼烟云般的女性之间才是真爱吧？也总不能说，潘金莲必须是个冷血动物，才可能产生和实现真爱吧？说到底，如果我们要求西门庆遵守《婚姻法》。要求潘金莲变成刘胡兰，那肯定是我们自己错了，肯定与《金瓶梅》这本书的好坏无关。 　　我们现在的人，常常人为地把爱情的定义无限拔高，似乎“坏人“就必定没有爱情，似乎以性生活为主要载体的爱情就必定不是爱情，似乎我们天生就有无限的权力去贬低、干涉甚至镇压那些不符合我们的定义的爱情。这，恐怕就是“知书达理“的人总是把《金瓶梅》定为“淫书“的主要心理依据。（按照福科的说法，这叫做“人人心底的法西斯“。） 　　我们还常常会产生另一种错觉：似乎我们只要容忍那些不符合我们的定义的爱情的存在，我们自己的高尚纯洁浪漫的爱情就必定会遭到威胁与破坏。尤其是，一个自认高尚的人，如果不去贬低那些不符合“高尚“定义的爱情，那么他（她）自己似乎就必定不可能拥有任何高尚的爱情，似乎他（她）就必定也是流氓荡妇之辈。这，恐怕就是很少有人能够正视《金瓶梅》里的“淫秽描写“的深刻文学意义的根本社会原因。（按照笔者的说法，这叫做“等级化人格所带来的恐怖“。） 　　《金瓶梅》所描写的，是一种在双方不断的互相争斗之中，在与别的女人不停地竞争之中，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真正意义上的性之爱。而且，这种以性为主线、以性为载体、情与性交融合一的爱情，恰恰是在文学中空前绝后的。 　　在1700年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可曾有过这种本来意义上的真正的“小说“？可曾有人描写过这种真正的性之爱？甚至，可曾有人真的把“市井之徒“当作人来描写，而且居然写出了他们的情感生活？ 　　往后说，《红楼梦》虽然也写爱情，但那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它像诗词，像琴棋书画，甚至有些像是贵族们的矫情。大概，这就是历代文人捧《红》而贬《金》的主要原因吧。 　　即使到了现在，即使有的作品被认为是在模仿《金瓶梅》，但是仍然没有什么人能够做到：同时审视两大性别（而不是把女人简单化为性机器）、专心塑造个性人物（而不是添加性佐料）、如此深刻、如此精妙地描绘出这种性之爱。 　　即使进行当时的横向比较，那么，这种性之爱与“牛郎织女“、《西厢记》等作品中的爱情，显然是全然不同的；与古代的“房中术“也大相径庭；与孔孟之道所宣扬的性道德和夫妻规范当然更有天壤之别。如果来点“中西对照“，那么它也大大不同于西方20世纪之前文学中的骑士之爱、宫廷爱情、维多利亚时代的所谓“贞洁爱情“。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在《金瓶梅》产生的那个时代里，中国出现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性革命“。而且，《金瓶梅》所描绘的这种性之爱居然能够出现、能够广为流传，本身就是“性革命“的表现之一。 　　因此，无论从文学的典型性来说，还是从它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意义来说，《金瓶梅》都是中国和世界几千年文学史中独一无二的“黄山“。不管我们能不能认同它所描绘的这种性之爱，我们都无法否认它的巨大价值。 　　因此我要说：《金瓶梅》是天下第一奇书，但绝不是“淫书“。《金瓶梅》，不能删！

金瓶梅漫谈:浮世的风月 　 　　当《金瓶梅》在万历三十七年(一六○八)，以手抄本开始在某些江南名士手中私下传播时，书坊撰稿人冯梦龙便一眼看出了它潜在的商业价值，建议书商高价收购沈德符手中的一个抄本立即付印，但沈却出于道德上的顾虑拒绝了冯的要求。沈不过不愿亲自促成此书的出版，他相信很快就会有人去干这样的事情。果然此后不久，吴县的书商便隆重推出了这部旷世奇书，书市的行情十分可观，接着不同的书坊都竞相翻刻，据说苏州和扬州便有两个书坊因此捞取了厚利。沈德符的预料和书商的发财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晚明色情文化的泛滥与江南出版业的高度发展的确有很大的关系。很多学者往往喜欢把淫书的盛行归罪于当时社会的全面腐败，在这里，他们不免夸大了现实生活中的淫风与色情出版物大行其道的因果联系，因为现在的事实已经日益证明，促使色情文化传播的真正动力实际上来自出版业牟利的动机。这就是说，晚明士大夫的末世颓风和江南城镇的桃色环境固然滋生了对色情文化的需要，但是，真正刺激和助长这种需要，并使之转化为消费享受的力量则来自江南书画出版业的商业化趋势。对于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我们很难在此作出适当的道德评价，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在这一趋势的促使下，迅速地兴起了一种表现性欲的新型文学，这就是色情的或有色情倾向的白话长篇小说。 　　《金瓶梅》彩塑:西门庆私淫来旺妇 　　在色情小说兴起的年代，木刻版画的工艺水平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凭借着新的技术优势，江南的书坊还把长期以来收藏在内府和富贵人家的秘戏图复制成春宫版画册，作为批量生产的商品投入了市场。新的技术也被应用于书籍的装帧，比如当时出版的很多色情小说，其中就有一些描绘性场面的木刻插图。不同的时代有各自表现性欲的特殊形式，有使之传播的相应手段，相比之下，明代小说的文本虽然已与往昔的“素女经文”和“轩皇图艺”相去甚远，但就图文对照的形制和图文均以性交状态作摹写对象这两点而言，双方仍有一脉相承之处。如果说古代的性手册主要供帝王和少数拥有性特权的人物作临床的参照，因而更强调有益于夫妇关系的“闺中佳境”，在明代的色情小说中，性欲的表现则更加大众化，它以粗俗的形式暴露了罗帏后的秘戏，它把人们在现实中不愿正视的活动再现为供他们玩赏的文字，并使其中的情景极富于刺激，以致使读者全成了耽于窥视淫秽场景的人。 　　这样的场景是令人感到惊讶的，它在各个方面都显得很成问题，具有一种与“闺中佳境”对立的特征。我们知道，房中书的世界是一个假定的封闭空间，夫妇的性爱在理论上被纳入了天地阴阳交欢的和谐秩序，除了考虑技术上许可或禁忌的事情，所谓的“闺中佳境”并不存在任何涉及到道德或犯罪的问题。理想的交欢被描绘成男女互相滋补的过程，但其间的一切细节必须由男性调控，女人只能做顺从的“鼎炉”。在房中书的语境中，快感并不意味着单纯的享乐，它更倾向于强调养生上的受益。而咏叹房术的诗文向来都喜欢把充当采补工具的女性美化成佳人或神仙。如在一幅题为“无上真鼎”的明代道教版画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首颇有几分仙趣的诗，其诗曰： 　　眉目无瑕性欲良，皮骨相宜音韵长。 　　再推八字无冲，始称佳期作药王。 　　不难看出，这个“药王”的形象正是按照房中书所谓“好女”必备的条件描绘的：她必须年轻、健康、干净、柔顺，没有自己独殊的性嗜好，总是在驾御者的绝对操纵下作出预期的反应，用她被激发出来的阴气给对方作补药、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可爱、更依恋男人。这是一个被想象成从现实生活与人的复杂性之中分离出来的“佳境”，在其中，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是持久而稳定的，就像《大乐赋》所描绘的那种行乐图景，夫妇的性爱遵循着四时的节序，一直延长到衰老之年。 　　然而在摹写“浮世风月”的时代长篇小说中，我们惊讶地发现，整个的背景发生了变化，源于房中书的性主题在暗中向对抗的方面转换，封闭性的“闺房佳境”出现了裂口。诱人的“风月鉴”向男性观赏者转出了它的背面，驯良的“药王”从其中渐渐露出了狰狞的面目。翻开《金瓶梅》的第一页，两首开场诗首先向我们透露了“浮世风月”的危机。试读这首据说是出于纯阳真人之手的七绝：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这是一个美丽的魔女，她既向你显示出不可抗拒的魅力，又隐隐约约露出致命的威胁，俨然向好色的男人摆出了角斗的阵势。鏖战的交锋很快从小说的第四回拉开序幕，在该回描绘西门庆与潘金莲初次交欢的文字中，我们惊讶地发现，那两首粗俗的咏物诗竟把男女主人公的性器官描绘成用来厮杀的东西。在这位“笑笑生”的笔下，浮世的风月场从一开始就渗出了两军对垒的紧张气氛。他显然有意采用民间“荤谜”的形式制造色情的噱头，但由于过分地夸张，男女的性器官竟被塑造成独立于人物躯体的“活物”，以致使这个“物”升格为人物体验和证实自我的基础。自我成了占有感的虚假对象，交欢的双方总是在感到占有对方，并从中得到享乐的时候，他们才感到自我的存在。 　　这种性的占有是同对财富、权势、社会地位的占有交织在一起的，对所有这些“物”的占有欲支配着小说中各种人物的行动，联结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构成了浮世的炎凉景况。“浮世”一词本指虚浮不定的尘世，我试图把该词引入《金瓶梅》的语境，用它来概括该书所体现的独特的写作态度。从另一首开场诗可以看出，一种对世事无常的哀叹在小说的开始就为故事的发展和结局定了调子。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逐渐看到，所谓的“闺房佳镜”原来都是水月镜花，实际的情况并不像秘戏图画面上那样艳媚、光洁，西门庆占有的所有女人竟无一个配称得上是古典的或传奇型的佳人。在她们或多或少的姿色中都掺杂了市井的俗气，个性的污点反而在这群平庸的妇人身上焕发出情欲的活力。在中国文学史上，《金瓶梅》可谓初次突破了传统文学单调的美人程式，它让我们睁眼看见了浮世的缺陷，使文人型的仙趣和艳趣受到了挑战，进而以其放肆纵恣的笔墨揭出了男欢女怨的事件与金钱、权势、贪欲的纠葛。诗意的感伤情调被毫不吝惜地清除了，情和欲的表现达到了沆瀣一气的程度。相比之下，文言传奇小说中有关女性美的写意传神之笔反而显得空洞、苍白，话本小说中半文半白的简短对话也让人觉得比较呆板，而在这部新型的长篇小说中，西门庆身边众妇人嘴里的淫声浪语，她们互相拈酸吃醋的口角，全都写得精力弥满，读起来简直就像偷听了她们平日的闲言碎语一般。 　　袁枚平生喜谈声色，且常以多情自负。在批本《随园诗话》中有一条批语，说的是批评者本人在袁家作客的一点印象。他说当时袁枚让他的四个小妾全出来见客，她们的相貌都很平庸，而且语言无味，显得十分可笑。这则琐碎的记载使我们得以从一个见证者冷眼旁观的角度瞥见了古代多妻者家庭中某些灰暗的生活场景。由此可见，实际的情况似乎并非如大量的诗文所描绘的那样辉煌，诸如娇妻美妾，金钗十二行的富贵艳福大抵多为文人的浮夸之辞。《金瓶梅》正好让我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像，面对西门庆身边的女人，我们也产生了与那位在随园作客的诗话评点人相类似的感觉。与房中书的告诫完全相反，西门庆对所谓的“好女”并无兴趣，他似乎奉行着不骚扰良家妇女的原则，只是本着贪多不嫌滥的低标准纳妾、偷情，因而作者把他的小老婆和姘妇全都写成了身份低贱或名声本来就很坏的女人。李娇儿出身妓女，生得“肉重身肥，额尖鼻小。”孙雪娥是收房的丫头，大嗓门，矮个子。潘金莲长得最标致，但一开口就是一连串损人的脏话。孟玉楼和李瓶儿都是有钱的寡妇，一个脸上长着稀疏的白麻子，另一个生得“五短身材”。小说写西门庆果断地娶孟玉楼为妾，接着又写他多方策划，最终把李瓶儿用花轿抬进家门，两件婚事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含有把对方的财产与其人身一并转移到西门庆手中的因素。总之，小说在有关西门庆发迹过程的讲述中，他渔色的成就始终都是同他不断发财的事业穿插在一起的。本为突出西门庆贪财好色，故有意将其群妾和姘妇的相貌和出身来历都写得有这样那样的缺陷，结果却在无意中暴露了生活中平庸的一面，让我们看到了实利的打算在婚姻选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像孟玉楼和李瓶儿这样有钱的寡妇，只要没有硬汉子为她们做靠山，手中的财产很快就会受到家族和地方势力的侵蚀。她们明知道西门庆是“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之所以睁大眼往火坑里跳，显然是考虑到寻求荫庇的因素。作者似乎更倾向于从不安分守己的寡妇自讨苦吃的角度写她们的选择，但我们仍然能从中看出，在一个权势支配一切的社会中，男人占有女人的程度更多地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和势力，而不是他本人的魅力。于是，在这部描写贪财和好色的长篇小说中，闺帏的淫乱始终都与频繁的官场应酬穿插在一起，地方上的不法行为总是同朝廷的腐败一呼一应，最后，随着西门庆的死亡，他生前占有的女人和财产又纷纷转移到其他有权有势者的手中。 　　纵览《金瓶梅》全书的每一处性描写，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传统文学中常见的情爱与美感的因素已经被完全排除在外。性行为成了一种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日常活动。因为享乐与真正的内心快乐毫无关系，它追求的是满足和刺激，它本质上是一种把对象作为消费品去使用的活动，所以对西门庆来说，凡是与他交欢的女人，无论是妻妾还是姘妇，全都与妓女没有什么不同。为了满足自己病态的性嗜好，为了用更强烈的刺激制造神经的兴奋，他一贯在枕席间同他的女人们搞金钱与肉体的交易。或为了奖励这个女人的“枕上好风月”，他立即支付一件漂亮的衣服；或在要求那个女人卑贱地满足他某种性的奇思怪想之时，他许诺了对方贪求的财物。于是，在书中那些看起来过分直露，而实际上仍有所节制的性描写中，作者往往把男人的好色与女人的贪财并置在一起，不断地插入有关淫妇们向西门庆索取“风月债”的对话，从而形成一种叙述上的巧妙过渡，使每一个纵欲状态的场景均与金钱的作用联系在一起。两者的对比不但冲淡了性描写的刺激效果，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观淫癖的角度，让我们看到“浮世风月”只是一种没有快乐的享乐。在淫妇们极尽曲身奉承之能事的活动中，被她们用来满足自己性欲的成分是极少的，她们所作的一切不过是促使西门庆达到纵欲状态的顶峰，并趁机向他讨一点自己想要的东西罢了。“绣像本”中的一则眉批便对她们的这一处境流露了怜悯之情：“以金莲之取索一物，但乘欢乐之际开口，可悲可叹。”金莲一方面把自己作为“物”供他人享用，一方面又从他手中索取物来装饰自己，通过“我占有物”的形式，她最终使自己陷入了“我等同于物”的事实。一个物化的人并没有真实的生存，按照佛教的思想，他／她只是虚假的躯壳，正如小说第一回中两句《金刚经》的引文所说：“如梦幻泡影，如电复如露。” 　　金钱和社会地位为西门庆的享乐生活打下了基础，给他的渔色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然而要彻底占有女人的肉体，要从中榨取尽可能多的快感，还必须在与女人交锋时具有完善的技术装备。我们发现，小说的叙述者几乎像写“起居注”一样为我们记录了西门庆在房事上的各种细节，其中特别提到了他对“淫器包”的关注，只要去搞寻花问柳的活动，这位重视战备工作的斗士总忘不了从褥子下摸出那个“淫器包”带在身上。对西门庆来说，女人既是占有的对象，也是攻克的堡垒。金钱的力量使他大大缩短了占有一个女人的过程，但要攻克她肉体的内核，打开她那个性爱的保险箱，他却不得不致力于发展自己的阳具和附加于其上的装备。为了尽量用人为的手段弥补自己的不足，他把一个区区性器官精心武装起来，致使它每一次在枕席之间精神抖擞地亮相，总是像全副披挂的花脸走向前台一样，显得它的行头过分累赘。总而言之，在这样烦琐的装备下，西门庆已经把自己的性器官弄得面目全非了。与其说这些描写是富于刺激的，不如说令人感到滑稽。因为西门庆的努力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了一种自我否定的行动，他本打算通过壮大自己的阳具来扩张他的自我，结果却由于使用了这么多的辅助工具，致使自己身上的器官物化为半人造的东西。他不再是以一个活生生的人面对与他做爱的女人，他实际上在丧他的“真我”。 　　与大多数明清淫秽小说的突出区别在于，《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并不是小说的唯一内容，不是那种没完没了的色情连续剧。从这部小说的整体结构看，对性交场面的安排，对于这一方面的内容在叙述上的详略、疏密、显隐、热冷，作者均有特殊的考虑。可以肯定地说，作为西门庆生活的一大乐趣，性活动始终同他满足其他贪欲的追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同样被纳入了由盛到衰的总趋势。从二十七回的“醉闹葡萄架”到三十七回的“包占王六儿”，西门庆借助淫器的武装以大肆纵欲，可谓达到了顶峰，至四十九回讨取胡僧的春药，已经露出了他气力不支的症候，于是，他不得不由借助机械的作用转向乞灵春药的神力。这一行动把西门庆推向了更深的性危机。因为前者主要制造了一种强大的假相，而后者则被描绘为一种将性欲的冲动引入魔道的邪力，它最终使西门庆当作进攻武器使用的阳具疯狂起来，变成了外在于他的“活物”，一个强硬得不受他控制的东西。胡僧的春药已把西门庆变成了一个阳具人。从此以后，西门庆如患狂疾，他更渴求重创与他交锋的女人，从给她们制造痛苦的动作中取得满足。 　　对于西门庆施加的淫虐，淫妇们全都表现出近乎受虐癖的顺从。与施虐的行动相比，从被凌辱者口中发出的屈辱话语似乎更能满足西门庆的占有欲，因此，他常在交欢中不断要求对方发出从属他的誓言，仿佛只有从各种感觉渠道确认了他对一个女人的彻底占有，他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然而，使这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得以维持下去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他的阳具，也不是那些淫器或胡僧的春药，而是他的钱财。从卑贱的王六儿和如意儿直到专横的金莲，她们全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换取物质利益或地位的工具。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在很多性描写结束之后，作者往往照例交待西门庆付给淫妇们的奖赏，什么样的衣服、首饰，多少银两，始终都像记帐一样写得清清楚楚。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程式是，绝大多数性描写都以所谓“一泻如注”的射精作为终结，它正好与房中书的告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是，如果从反面来看这一反复出现的细节，其中仍然表现了与房中书一脉相承的思想。所不同的只是，房中书从正面夸大了止精法的养生效果，《金瓶梅》的性描写则从反面暗示了纵欲的危害。两者可谓从不同的方面强调了中国古代性观念中的一个基本教条，即认为男人的精液是他最宝贵的东西，是他健康的保证和生命的源泉，射精必然会导致元气的损伤。因此，小说从首回的开场诗提出警告，直到这一警告在第七十九回应验，其中的每一个性描写细节实际上都构成了具现西门庆走向死亡之门的过程。从表面上看，那些绘声绘色的淫猥场景的确充满了感官的刺激，但透过字里行间弥漫的险恶气势，我们仍然能够领悟到张竹坡所谓的“热中冷”。这种由强盛到衰败的必然趋势在故事的讲述中并不完全被体现为来自鬼神的惩罚，而是更多地被描绘成愚夫愚妇自己的作业(Karma)。在长达七十九回的故事中，作者让我们目睹了西门庆所干的很多伤天害理之事，但他并没有安排其中的任何一个受害者直接对西门庆进行成功的报复。相反，通过描写西门庆纵欲身亡的过程，作者一再让我们看到，不断对西门庆构成伤害的力量正是他满足贪欲的行动。享乐生活在这里被描绘成一个苛刻的债主，享乐者每得到一次片刻的满足，他同时都要为此抵押自己的性命。 　　从这一角度透视小说中的性描写，我们便会发现，它们既有渲染色情的效果，同时也可能含有这样或那样的特殊寓意。比如，在书中反复出现的银托子等淫器似乎就不完全是对一种性交技术的津津乐道，它们也可能被作为一种意象来暗示西门庆的自我扩张如何一步步导致了他的自戕。从某种程度上说，紧束的银托子其实也是套在西门庆脖子上的绞索。随着西门庆的色情狂愈演愈烈，银托子换成了潘金莲亲手缝制的白绫带，接着又增添了王六儿用头发精心编制而成的锦托子，绞索于是愈勒愈紧。不断勒紧的带子象征了人对性的奢求，它一旦超出了性所能给予的限度，便会招来像西门庆这样自戕的后果。西门庆的徒劳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讽刺了房中术的顽念，我们也可以把方士们妄谈的止精法、精术视为无形的银托子或白绫带，因为不管是人造的淫器，还是人心的妄想，全都会造成壅蔽自然生机的危害。它的不正当性其实并不在于它是不道德的，而是在于它制造了反自然的需求。 　　对春药的否定同样基于这个原则。在《金瓶梅》的语境中，春药被描绘成类似于毒品或酒精的东西，它象征了把人的性冲动导向完全失去控制的一种魔力。在西门庆服用了过量的春药之后，他的阴茎已经完全成了在药力的作用下自行膨胀的怪物。西门庆终于“油枯灯灭，髓竭人亡”。这一可怕的景像发生在西门庆半醉半醒的时候，潘金莲自始至终扮演着惹祸的角色。整个的过程与当年武大遇害的情景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作为一种报应的形式，谋杀的事件如今又在西门庆的身上重演了一遍。所不同的只是，毒药换成了过量的春药。难怪张竹坡把西门庆称为“鸟人”，小说不只把他的死亡界定为他的阳具的崩溃，甚至在那篇戏拟的祭文中，众光棍颂扬死者的每一句话也语含双关，处处突出了一个反讽的拟阳具形象。这篇游戏文字，从西门庆拜把兄弟的角度总结和评价了他纵欲的一生，对于其中的每一句哀辞和赞语，西门庆都是当之无愧的。然而，正是基于致祭者真诚的钦佩和遗憾，我们才从祭文的字里行间读出了辛辣到极点的寓意。因为他们的措词和语气明确地告诉读者，他们实际上是在用那些从一个昂藏的阳具上引申出的美德来颂扬死去的长兄。这篇文字沿用了民间“荤谜”的形式。综观《金瓶梅》全书，此类陈词滥调的大量堆砌已达到了令人难以分清哪些是咏物，哪些是写人的程度。我们知道，世界是语言构成的，当反复使用的双关语和比喻已经形成了一本小说的特殊语境，以致其中的每一个词语都可以充当人物的代称时，在它们所指称的物与那个人的形象之间，你还能看出多少明显的本质区别！由此看来，《金瓶梅》一书虽然充斥了迎合市井趣味的内容，但它的媚俗形式中仍寓有尖刻的嘲讽。上述的事例已足以证明，作者自始至终都在勾画西门庆的非人形态，他让我们不断看到那个人频频露出的原形。 　　西门庆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一种重占有的生活方式，它让我们惊讶地看到，拚命地追求享乐如何使享乐者卷入了缩减的旋涡，如何使丰富的两性关系缩减成财和色，如何使一个人的自我最终缩减成蠢然而动的性器官。 　　(文/康正果 摘自北大在线)

《金瓶梅》和“兰陵笑笑生”——吴敢教授矿大讲演 　 　　明代白话长篇小说《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几乎在其出现同时，即被明末著名文学家冯梦龙连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起称为“四大奇书”。不久，又被清初著名文艺理论家张竹坡称为“第一奇书”。其后的《红楼梦》被认为“深得《金瓶》奥”(庚辰本第十三回脂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更认为“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如此一部伟大的著作，其书却屡遭禁毁，其作者亦直呼不出。多灾多难、可圈可点的《金瓶梅》应该还原其本来面目，应该确定其历史地位，应该得到今人的公正评誉。 　　其书 　　《水浒传》中有一段西门庆、潘金莲、武大郎与武松的故事。在《水浒传》繁本系统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的第23-26回、七十回本的第22-25回，这段故事是这样描写的：清河县人武松景阳岗打虎成名，被阳谷县知县参做步兵都头，巧遇在此挑卖炊饼的胞兄武大郎。不久，武松奉命去东京公干。武大郎的妻子潘金莲，经茶坊王婆撮合，与破落户财主西门庆勾搭成奸。小贩郓哥发现奸情，告知武大。武大捉奸，却被西门庆打伤。王婆、潘金莲、西门庆索兴合伙药杀武大。武松出差回来，得知哥哥被害，从团头何九叔处探明真相，乃杀嫂祭兄，又在狮子桥下酒楼杀死西门庆，遂去县衙自首。知县与东平府尹哀怜武松是一个仗义的烈汉，仅将其刺配二千里外，而将王婆判了剐刑。 　　不料，200年后，这段仅四回数万字的故事被改造演义成一部百万字的大著《金瓶梅》。在《金瓶梅》中，这段故事的性质、因果虽然最终没有改变，《水浒传》中的情节却仅仅变成了《金瓶梅》的依托。《金瓶梅》在武松为兄报仇之前，将潘金莲娶进西门大院，又让武松在寻杀西门庆时误杀了李外传。结果，武松被刺配，而西门庆、潘金莲却依然故我。这一巧妙的腾挪，给《金瓶梅》留下了足够营造辉煌大厦的时空。《水浒传》这一故事的主体部分，仅仅包容在《金瓶梅》第1-6回、8-10回与第87回之中。《金瓶梅》其余91回，全与《水浒传》无涉，而纯系生发创造。 　　《金瓶梅》的书名是书中三个女性主要人物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缩写。其词话本从“景阳岗武松打虎”入手，绣像本与第一奇书本由“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写起，但均很快书归正传。略谓北宋山东清河人西门庆，父母早亡，开一生药铺子，略有家资，而游手好闲，与一群“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如应伯爵、常时节、白赉光、花子虚、吴典恩、谢希大等结为十兄弟。原配陈氏，死后遗女名大姐，嫁陈经济，因避祸偕夫回娘家居住。西门庆续娶吴月娘为继室，并收妓女李娇儿、卓二姐为妾。卓不日病死，改娶富商寡妇孟玉楼顶替为三房。接着，又收用陈氏丫环孙雪娥为四房。后与武大郎之妻潘金莲私通，并与拉皮条的王婆一起鸩杀武大，将潘取回府中为五房。再与花子虚之妻李瓶儿勾搭，气死花子虚，亦娶回为六房。卓二姐、孟玉楼、李瓶儿带来大批财宝，西门庆财富剧增。“又得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武松报仇不成，反被刺配孟州，西门庆于是日益放纵。如通潘金莲婢春梅，奸占奴仆之妻宋惠莲、贲四嫂，包占妓女李桂姐、郑爱月，还常与干儿王三官之母林太太迎奸赴会等。不久，李瓶儿怀孕生子官哥。西门庆亦贿赂蔡京当上金吾卫副千户。乃贪赃枉法，求药纵欲。潘金莲与李瓶儿为西门庆最宠爱的侍妾，二人争风吃醋，潘妒李有子优宠，乃训“雪狮子”猫吓死官哥，李亦伤心病逝。一夕，西门庆服用金莲喂服过量春药暴死。树倒猢狲散。金莲、春梅、陈经济因私通被吴月娘逐出，金莲居住王婆家待嫁，被遇赦归来的武松杀死；春梅则被卖与周守备作妾，竟得宠生子，被册为夫人；陈经济流落街头行乞，被春梅以表弟接回府中继续私通。卓二姐复回妓院卖笑，孟玉楼偕资另嫁他人，孙雪娥被家奴来旺(宋惠莲夫)诱拐发卖，为春梅买回为婢，百般折辱，后再卖到妓院，上吊身死。旋金人入侵，周守备阵亡。陈经济与春梅淫乐时，被卫卒张胜杀死。春梅夙通其夫前妻之子，不久亦淫纵暴亡。待金兵攻至清河，吴月娘携遗腹子孝哥逃亡，路遇普静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现梦化之，孝哥出家，法名明悟。 　　《金瓶梅》是一部思想内容丰厚深邃、艺术特色新颖鲜明的作品。兹各举一例，以为佐证。 　　如上所述，《金瓶梅》描写了西门庆一家暴发与衰落的过程。这是当时社会(《金瓶梅》以宋喻明)的一个典型家庭。小说创造了西门庆这个商人、恶霸、官僚三位一体的典型。这是中国小说人物画廊中一个空前的崭新的形象。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河浩浩荡荡，流过了将近二千个春秋，到了明代中后期，已是千孔百疮，积重难行。把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种状态形象地描绘出来，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历史责任。《金瓶梅》是第一个实践这一历史使命的长篇小说。这种“因一人写及全县”，由“一家”而及“天下国家”(张竹坡《金瓶梅读法》)的写作方法，被鲁迅称为“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中国小说史略》)。《金瓶梅》通过西门大院的兴衰变化，暴露出当年“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第三十回“蔡太师覃恩锡爵，西门庆生子加官”)的政治制度的腐朽，和妻妾相妒、主仆相争的家庭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的罪恶，广阔地展示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可以说是一部明代中后期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百科全书。 　　《金瓶梅》与此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的单线发展、板块接承那种结构方式不同，是一种以西门庆为贯照，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为对应；以西门大院为枢纽，以清河他家、清河以外多家为统系，贯通关联，穿插曲折的网络结构。这是后来的《红楼梦》和近现代小说的经典结构方式。《金瓶梅》是第一部使用这种结构方式并获得相当成功的中国长篇小说。《金瓶梅》写了几百个人物，其有始有终的少说也有几十人，岂不是头绪纷繁，读来模糊吗？小说“劈空撰出金、瓶、梅三个人来，……看其前半部只做金、瓶，后半部只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计弄来，后半自己的梅花，却轻轻的被人夺去”(张竹坡《金瓶梅读法》)，提纲挈领，纲举目张，非常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这种开合收放的角度看，其第一回是全书的总纲，第五十一回是后半部的关键，布局极为均衡。 　　《金瓶梅》以社会基层结构为单元，描写的是西门庆扭曲变态的家庭生活，其重点人物潘金莲又是一个淫妇、妒妇、悍妇三位一体的典型，加上当时朝野猥亵，以风流为谈资，《金瓶梅》难免有一些自然主义的性描写文字。白璧微瑕，今天已经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宽容。但在其流传的三、五百年过程中，不少卫道者急欲焚之而后快，其也被历朝历代列为禁毁书目。 　　学术界一般认为《金瓶梅》成书于明嘉靖26年(1547年)至明万历24年(1596年)之间。这一阶段，正是法国的弗朗索瓦·拉伯雷(1495？-1553)创作《巨人传》，西班牙的塞万提斯(1547-1616)创作《堂·吉诃德》，英国的莎士比亚(1564-1616)创作戏剧的时间。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谢世的次年(1617年)，传世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梓行。 　　难怪有人给《金瓶梅》罩上诸多“第一”的光环：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第一部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一部分研究者认为非个人创作而为“集体累积”)，第一部网络结构小说，第一部由人物类型化向典型化过渡的小说，第一部最有争议的小说等等。因此，《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说：“《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 　　其作者 　　万历丁巳(1617年)刻本《金瓶梅词话》开卷就是欣欣子序，欣欣子序第一句话就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显然，《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兰陵”是郡望，“笑笑生”是作者。所以该序最后一句话是“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 　　“笑笑生”只是笔名，究为何人呢？该本欣欣子序后接着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第一句话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就是说，“笑笑生”是明嘉靖间“一巨公”、“大名士”。 　　“一巨公”也好，“大名士”也罢，仍无真实姓名。这就为后人留下研讨《金瓶梅》作者的充分余地。《金瓶梅》作者成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已提出六十人之多。其广有影响者为： 　　一、王世贞说。明屠本《山林经济籍》与《万历野获编》最早透露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凤撰于康熙12年的《稗说》与清初的《〈玉娇梨〉缘起》均指实为王世贞。其后清人陈陈相因，推波助澜，一时形成非王世贞莫属的舆论。此说20世纪30年代遭到鲁迅、吴晗、郑振铎等人的严重打击。1979年朱星重倡此说，并列举出十条理由：(一)王世贞是“嘉靖间大名士”；(二)他能写小说，另有小说传世；(三)他有能力个人完成宏篇巨制；(四)他有完成大作的足够时间；(五)他是大官僚，所以能写出官场大场面；(六)《金瓶梅》中的地名与王世贞经历相合；(七)他崇信佛道，正是《金瓶梅》所宣扬；(八)他好色醉酒，具有写作《金瓶梅》的情怀；(九)他祖籍山东，又做官山东，具有运用山东方言的条件；(十)他知识面广，能写出《金瓶梅》这样的百科全书。黄霖、徐朔方、赵景深等撰文商榷，此说重又混入诸说林立的迷茫之中。许建平《金学考论》、霍现俊《〈金瓶梅〉发微》再次举起此说大旗，从外证、内证两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论证，许建平甚至认为“21世纪《金瓶梅》研究应从王世贞研究作为新的突破口和起点”。 　　二、贾三近说。这是20世纪新时期《金瓶梅》作者新人第一说。倡论者为张远芬。其《金瓶梅新证》提出十条证据：(一)兰陵是山东峄县，贾三近是峄县人；(二)他有资格被称为“嘉靖间大名士”；(三)小说的成书年代与贾三近的生活时代正相契合；(四)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阅历足可创作《金瓶梅》；(五)小说中有大量峄县、北京、华北方言，贾三近分别在这些地区居住过；(六)小说中有几篇高水平奏章，贾三近正精于此道；(七)小说中有些人物事件类似贾三近；(八)小说多有戏曲描写，贾三近有此生活积累；(九)他曾十年在家闲居，有创作的时间保证；(十)他写过小说。 　　三、屠隆说。黄霖首倡。他发表了一组八篇文章，提出七条依据：(一)小说第56回的《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出自《开卷一笑》，作者即屠隆；(二)小说有不少浙江方言，与屠隆籍贯相合；(三)他祖籍武进，古称兰陵；(四)他潜心佛道，与小说主旨一致；(五)他以“淫纵”罢官，坚持写作“淫雅杂阵”，其情欲观正是小说的思想倾向；(六)他具备创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础与文学素养；(七)他与刘承禧、王世贞关系密切，此两人均有《金瓶梅》抄本全稿，当为屠隆所赠。 　　四、李开先说。此说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的一条脚注，是存疑的语气，1979年重印时便把“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一句删除。据说这一条脚注系吴晓铃所加。吴晓铃1982年6月在美国发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讲演时重申此说。徐朔方因为是“集体累积说”的创始人，所以他主张李开先是《金瓶梅》的写定者。徐朔方的根据是：(一)李开先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条件，如为山东人，历任京官，创作有戏曲多种，其《词谑》、《诗禅》表明他对市井文学的爱好和修养，乃“嘉靖八子”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嘉靖间大名士”等；(二)《金瓶梅》本身证明了其与李开先关系密切，如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出自李开先《宝剑记》第五十出原文等；(三)《金瓶梅》与《宝剑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相似之处。日下翠(日)《金瓶梅作者考证》支持此说，并提出四点新见：(一)李开先的院本集《一笑散》，其命名词意与感觉均与“笑笑生”相似；(二)李开先的生日是八月二十八日，西门庆的生日是七月二十八日；(三)《宝剑记》使替身(侍女锦儿)死去，而主要人物(林冲之妻)继续发展故事，这种手法与《金瓶梅》同出一辙；(四)西门庆形象不统一，具有二重性格，原因是有李开先的“自我投影”。后来卜键觅踪章城，访书南都，发现《李氏族谱》，著成《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一书，从《宝剑记》与《金瓶梅》、李开先与西门庆、清河寓意、兰陵意旨等诸多内证，以及个人素质、作文风格、交游类群等一些资质，集此说为大成。 　　五、徐渭说。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游居柿录》。1939年阿瑟·戴维·韦利(英)在英译本《金瓶梅》的导言中首次提出，却闹了一个音近而误、张冠李戴的笑话。不期60年后，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却完成了此说剥茧抽丝、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该书首先通过对小说中佛、道教描写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接着“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按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并通过《〈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金瓶梅〉中的绍兴民俗》、《〈金瓶梅〉中的绍兴方言》等考证，“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然后逐一论证“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破解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归结到“绍兴老儒说”。潘承玉还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而“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来自徐渭，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还做有《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词话》也是徐渭所写”。他进而论证“绍兴士人与严嵩”、“沈练与严嵩父子”、“徐渭与沈练”，在《缘何泄愤为谁冤》一节中，认为“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严格地说，潘承玉才是徐渭说的创立者。 　　六、王稚登说。鲁歌、马征提议。他们提出十三条根据：(一)他最先有《金瓶梅》抄本；(二)他是古称“兰陵”的武进人；(三)他对屠隆不满，因选其《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入小说，以示讥刺；(四)小说中的诗歌曲与王稚登所辑《吴骚集》相似；(五)王稚登《全德记》中某些内容、用语与《金瓶梅》相似；(六)他的诗文与小说诗文一脉相通；(七)王稚登熟悉小说中的一系列方言；(八)他与小说均有中原正统观；(九)他符合“嘉靖间大名士”；(十)他是王世贞的门客，故以小说为王世贞之父报仇；(十一)小说中王招室一家是王稚登家“豪族”丑类之再现；(十二)小说三次引用他感触深刻的诗句“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十三)小说反映的作者模样正与他的情况若相符节。 　　此外还有汤显祖说、冯梦龙说、李先芳说、沈德符说、李渔说、赵南星说、卢楠说、李贽说、冯维敏说、谢榛说、贾梦龙说、薛应旗说、臧晋叔说、金圣叹说、田艺蘅说、王采说、唐寅说、李攀龙说、萧鸣凤说、胡忠说、丁惟宁说等，不一而足。 　　尽管《金瓶梅》作者候选人名单越来越长，而且如黄霖关于屠隆说，卜键关于李开先说，鲁歌、马征关于王稚登说，许建平、霍现俊关于王世贞说，潘承玉关于徐渭说等，在当今《金瓶梅》研究成果中可以并称五大说，但平心而论，尚没有一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 　　问题在于，所有各说皆无直接证据，都是间接推论。譬如，不少人顺着从“兰陵人”中探查“嘉靖间大名士”的路子去寻绎等等。难免新说层出不穷，你既不能足以服人，我为什么不能另立他说呢？不可避免，新说中间标新立异、弄虚作假、东搭西凑、哗众取宠者，时见其例。因此，吴小如《我对〈金瓶梅〉及其研究的几点看法》呼吁：“在一部作品的作者问题无法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把气力用在作品的研究分析上，而不宜只在那些一时无法得出结论的牛角尖里兜圈子。” 　　但知人论书却是文史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从小说内证中去寻找作者，只能是一种启引与补证。应当在外证即直接证据上再下功夫。《金瓶梅》在明万历间刻板成书之前，以抄本形式广为流传，目前可知藏有抄本的多至12家，其中拥有全本的即达4家，而且均系当代名流，其蛛丝马迹，一定在晚明笔记丛谈中还有载录。说句笨话，遍翻明代嘉、隆、万年间史料，是不会没有收获的。这工作虽然不必趋之若鹜，但还是需要有人去做的。 　　前不久，江苏、浙江不约而同上报有电视连续剧《兰陵笑笑生》的创作计划。江苏该剧的创编，我是策划人与撰稿人之一。我们希望将“兰陵笑笑生”描绘成这样一种形象：出身基层，极具悟性，科举入仕，颇有政绩，于三教九流皆有交接，但官场沉浮，表面上嬉笑怒骂，骨子里忧国忧民，晚年隐居，乃娱以笔墨，独罪财色，遂成《金瓶梅》小说。 　　相信21世纪的《金瓶梅》研究，一定能撩开“兰陵笑笑生”的神秘面纱。 　　讲演者小传 　　吴敢 　　1945年3月17日生。原中国《金瓶梅》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浙江大学土木系本科毕业，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主治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已出版《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张竹坡与金瓶梅》、《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水浒传>导读》、《古代戏曲论坛》、《曲海说山录》、《中国小说戏曲论学集》等多部作品。

《金瓶梅》为什么不是淫书？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所长 　　潘绥铭 教授 　　许多人都以为：《金瓶梅》是一本黄得不能再黄的淫书。94年有人私印并贩卖此书，结果被列为全国大案要案，为首者被判死刑，后脑勺上多了个窟窿。其实，对于《金瓶梅》淫不淫，至少有两个关键的问题好问： 　　第一，它到底写了多少性行为呢？ 　　第二，这些描写是不是必要的，有没有文学价值？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比较简单：《金瓶梅》全书共有100万字之多，其中描写性行为的文字只有3万左右。因为这3％就把全部100万定为淫书，恐怕是小学算术没有学好。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必须展开来谈一谈。 　　许多人都知道，《金瓶梅》这个书名，是从书中三个女子的名字里各取一字组成的。金，就是潘金莲；瓶，是李瓶儿；梅则是春梅。但是不知人们想过没有，这本书的男主人公是西门庆，为什么不用他的名字？如果非用女人的名字不可，那么西门庆有五个妻妾，一辈子跟19个女人有过性关系，作者为什么单单挑出这三位女子来做书名？ 　　原来，这三个女子是当时三种女性的典型代表。潘金莲代表着一种把爱情、激情和风情集于一身的、不守封建妇道的女性。李瓶儿代表着夫唱妇随、传宗接代的贤妻良母。春梅则代表着对主人和主人的后代无限愚忠、鞠躬尽瘁的丫头和女奴。她们都生活在西门庆的身边，尽情尽力地扮演着自己不同的角色。 　　如果仅仅如此，作者用她们三人来作书名也就不见得有什么高明之处。《金瓶梅》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高峰，关键在于作者详尽地、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三个女子之间，尤其是潘金莲与其他女性之间，为争夺西门庆的爱情而展开的连绵不绝的明争暗斗。 　　从全书来看，潘金莲是先胜后败。西门庆虽然不断地沾花惹草，但终究还是在潘金莲的怀里纵欲而亡。但是在西门庆身后，李瓶儿却由于生了儿子而名正言顺地执掌了全部家政大权。不过，随着家境的衰微，真正支撑着这个残窝的却是身为丫头的春梅。所以从全书的情节发展来看，它的名字确实应该是金、瓶、梅，而不应该是封建正统所排定的瓶（实际上的正妻）、金（妾）、梅（丫头）。 　　那么，这三个女子之间究竟是如何互相竞争的呢？这就谈到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了－－性。潘金莲认识到：西门庆的性能力强盛，又对孔孟之道不屑一顾，四出风流。 　　因此要栓住他的心，唯有用更多、更奇、更激情化的性技巧来击败别的女人的竞争。 　　潘金莲真的这样做了，而且她自己也是很懂性爱享受的人，做起来也就格外自然流畅。 　　例如，全书的第一处性描写就是写他们俩一见钟情、急不可待地做一处，恩情似漆，心意如胶。接着又使出了吃鞋杯、倒浇红蜡烛、夜行船、粉蝶偷香、蜻蜓点水等性技巧。作者说：那妇人枕边风月，比娼妓尤甚，百般奉承。而且西门庆第一次在潘金莲的阴门盖子上施展出他那燃香烧痕的特有手段。 　　随后，潘金莲一被娶回西门庆的家，马上暗自打量其他四个老婆，准备性方面的竞争。果然，由于别人风月多不及金莲，所以她和西门庆凡事如胶似漆，百依百随。淫欲之事，无日无之。而且她还让西门庆知道，她的独特之一就是第一好品箫。 　　谁知事隔不久，西门庆又把春梅也收房了，而且甚是宠她。但更严重的是，西门庆又与李瓶儿（当时是别人的老婆）偷情，而且李瓶儿生得白净，身软如绵花瓜子一般。好风月，又善饮，……两个帐子里放着果盒，看牌饮酒，常玩耍半夜不睡。 　　潘金莲敏锐地察觉到了威胁，于是跟西门庆约法三章。但是她并没有傻到要限制或者改造西门庆，她的第三条规定是：你过去和她睡了来家，就要告我说，一字不许你瞒我。 　　这可真是天下第一妙计！一来可以表现出自己的宽宏大量；二来又可以迎合西门庆爱讲床上事的癖好；三来还可以窃取对方的军事机密。果然，西门庆中计了。他把他和李瓶儿一起看的24幅春宫画册带回家来，被潘金莲一把抢过去，死也不肯还给他。等到晚夕，金莲在房中，香熏鸳被，款设银灯，艳装澡牝（阴户），与西门庆展开手卷（春宫画），在锦帐之中，效于飞之乐（模仿行事）。结果不上几时，就生出许多枝节，使西门庆变嗔怒而为宠爱，化幽辱而为欢娱，再不敢制她出三不信我。 　　正是：饶你奸似鬼，也吃洗脚水。于是他们俩颠鸾倒凤无穷乐，从此双双永不离。 　　显然，潘金莲在与李瓶儿的第一回合竞争中大获全胜。 　　一旦打响第一枪，战争就连绵无期了。李瓶儿也不是吃素的，她使出好马爬和倒插花的手段，又和西门庆一起使用缅铃（一种女用的性工具），把他拉向自己。 　　潘金莲也不示弱，大白天的就跟西门庆用起缅铃来。李瓶儿接着又来了个事后品箫。潘金莲则还以梦中品箫，外加隔山取火和丫头观战。还怕胜券不稳，又把口交扩展到自己的酥胸香乳。 　　金莲和瓶儿鏖战正酣，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大老婆月娘原本风情稍逊，此时也逗得西门庆和她搞双肩挑，还在爱抚中噙酒哺与她吃。接着又冒出个宋惠莲，用的是夏月常不穿裤儿，只单吊着两条裙子，……口中常噙着香茶饼儿，把西门庆勾去和她做爱。李瓶儿也不闲着，专捡西门庆和她做爱时说出她已经怀孕，把个一贯不顾女人死活的西门庆哄得居然说：我的心肝，你怎么不早说？既然如此，你爹胡乱耍耍吧。 　　这些话都被金莲在外听了个不亦乐乎。潘金莲认定，非打一个大战役不可了。 　　于是她断然地策划了醉闹葡萄架一场戏。 　　这是全书中最长、最甚的一段性描写。后来的各种洁本无不悉数删去，害得笔者也不能详述，只好笼统地说：双方在那短短的时刻里竟然先后运用了足刺激、金龙探瓜、倒入翎花、金弹打银鹅、腌李子等手段，还用了银托子、硫磺圈等性工具和闺艳声娇等性药，直弄得潘金莲出现假死。当然，潘金莲即使在这等时候也没有忘记她的主旨，对西门庆撒娇说：我晓得你恼我，为李瓶儿，故意使这促，却来奈何我。今日经着你手段，再不敢惹你了。看，这才叫糖衣炮弹呢！ 　　经此一役，金莲还不放心，书中写道：（金莲）因前日西门庆在翡翠轩夸奖李瓶儿身上白净，就暗暗将茉莉花蕊儿搅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得白腻光滑，异香可掬；使西门庆见了爱她，以夺其宠。西门庆果然又中计了，被诱得使出踞提而观的手段。潘金莲不失时机地以醋邀宠：怪货！只顾端详什么？奴的身上黑，不似李瓶儿的身上白就是了。她怀着孩子，你便轻怜痛惜。俺每（们）是拾（来的）儿，由着这等掇弄！ 　　谁料到，家里尚且未见输赢，外面又来了王六儿、爱月、林太太、如意儿、叶五儿、章四儿等一大队人马。她们有的靠着口交和肛交两件法宝；有的甘心让西门庆在乳、阴、尾等处燃香烧痕：有的使出缚床、倒挂金钟等手段；都把个西门庆迷得够呛。他不但把自己的7件性工具一股脑全都用在她们身上，还专门找胡僧讨来性药，跟她们性交时用，甚至跟她们信誓旦旦，大有离潘金莲而去之势。 　　潘金莲原来还在和李瓶儿争，发现新情况以后，接连发起了几次大的反击。她先是容忍了西门庆对她的肛交（原来她是极其反感的），又以口接他的溺水，后来专门给他制做了性工具、性药盒子。就连他跟别人性交后回来，也照样为他品箫。终于，金莲最终地胜利了，因为西门庆在和她性交时，服用了过多的性药，一命呜呼，再也不可能被别的女人夺走了。 　　这些女人，主要是靠性技巧的竞赛来进行争宠之战。这就是《金瓶梅》中性描写的最主要内容。如果全部删去，我们就不可能明白：西门庆这样一个淫乱之人，为什么总是恋着潘金莲不忍长期离去，以致终于做了她的花下鬼？别的女人又为什么能屡次从潘金莲的怀里暂时地把西门庆夺走？作者把金莲、瓶儿、春梅做出反差极大的对比，甚至定为书名，究竟又是为了表达什么？ 　　尤其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些性描写，我们就很可能忽略了作者的一大功绩：作者在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完整而又深刻地描绘出，男女之间基于性技巧和性生活的高度完美而产生的那样一种激情澎湃的爱情。 　　西门庆对潘金莲的态度，当然不可能脱出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框子。但是我们无法否认，西门庆虽然有过众多的性伴侣，虽然似乎根本不讲恩义，但是他一辈子真正爱的（在他的水平上），还是只有潘金莲一个人。 　　同样，潘金莲当然也不可能是一个具有现代平等思想和爱情意识的新女性。她的性竞争还是为了争宠。但是我们也同样无法否认，她对待西门庆的态度，就是她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爱（就那个时代而言）。 　　反过来说，莫非他们两个互不理睬才叫爱情吗？我们总不能说，西门庆跟那些过眼烟云般的女性之间才是真爱吧？也总不能说，潘金莲必须是个冷血动物，才可能产生和实现真爱吧？说到底，如果我们要求西门庆遵守《婚姻法》。要求潘金莲变成刘胡兰，那肯定是我们自己错了，肯定与《金瓶梅》这本书的好坏无关。 　　我们现在的人，常常人为地把爱情的定义无限拔高，似乎坏人就必定没有爱情，似乎以性生活为主要载体的爱情就必定不是爱情，似乎我们天生就有无限的权力去贬低、干涉甚至镇压那些不符合我们的定义的爱情。这，恐怕就是知书达理的人总是把《金瓶梅》定为淫书的主要心理依据。（按照福科的说法，这叫做人人心底的法西斯。） 　　我们还常常会产生另一种错觉：似乎我们只要容忍那些不符合我们的定义的爱情的存在，我们自己的高尚纯洁浪漫的爱情就必定会遭到威胁与破坏。尤其是，一个自认高尚的人，如果不去贬低那些不符合高尚定义的爱情，那么他（她）自己似乎就必定不可能拥有任何高尚的爱情，似乎他（她）就必定也是流氓荡妇之辈。这，恐怕就是很少有人能够正视《金瓶梅》里的淫秽描写的深刻文学意义的根本社会原因。（按照笔者的说法，这叫做等级化人格所带来的恐怖。） 　　《金瓶梅》所描写的，是一种在双方不断的互相争斗之中，在与别的女人不停地竞争之中，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真正意义上的性之爱。而且，这种以性为主线、以性为载体、情与性交融合一的爱情，恰恰是在文学中空前绝后的。 　　在1700年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可曾有过这种本来意义上的真正的小说？可曾有人描写过这种真正的性之爱？甚至，可曾有人真的把市井之徒当作人来描写，而且居然写出了他们的情感生活？ 　　往后说，《红楼梦》虽然也写爱情，但那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它像诗词，像琴棋书画，甚至有些像是贵族们的矫情。大概，这就是历代文人捧《红》而贬《金》的主要原因吧。 　　即使到了现在，即使有的作品被认为是在模仿《金瓶梅》，但是仍然没有什么人能够做到：同时审视两大性别（而不是把女人简单化为性机器）、专心塑造个性人物（而不是添加性佐料）、如此深刻、如此精妙地描绘出这种性之爱。 　　即使进行当时的横向比较，那么，这种性之爱与牛郎织女、《西厢记》等作品中的爱情，显然是全然不同的；与古代的房中术也大相径庭；与孔孟之道所宣扬的性道德和夫妻规范当然更有天壤之别。如果来点中西对照，那么它也大大不同于西方20世纪之前文学中的骑士之爱、宫廷爱情、维多利亚时代的所谓贞洁爱情。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在《金瓶梅》产生的那个时代里，中国出现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性革命。而且，《金瓶梅》所描绘的这种性之爱居然能够出现、能够广为流传，本身就是性革命的表现之一。 　　因此，无论从文学的典型性来说，还是从它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意义来说，《金瓶梅》都是中国和世界几千年文学史中独一无二的黄山。不管我们能不能认同它所描绘的这种性之爱，我们都无法否认它的巨大价值。 　　因此我要说：《金瓶梅》是天下第一奇书，但绝不是淫书。《金瓶梅》，不能删！

《金瓶梅》文献学百年巡视 　 　　梅新林/葛永海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金瓶梅》在明晚期一问世，就震惊了当时的文坛，因其惊世骇俗的性行为描绘，被目为“淫书”而屡遭禁毁，直至清康熙年间，徐州才子张竹坡独具慧眼，第一次对《金瓶梅》进行系统研究，对《金瓶梅》的艺术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从而奠定了后世“金学”的基础。有清一代，尽管有张竹坡鼓吹在前，后继者却寥寥无几，而且在研究形式上多以序跋、评点为主，缺乏理论批评的深度。时间推移至二十世纪初，在西学东渐浪潮的冲撞下，《金瓶梅》研究始呈崭新气象，其重要标志之一即是单篇专论的大量问世，同时在内容上也逐步走出以简单的价值评判代替学术研究的限囿，借鉴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提出了许多新见，充分显示了中国现代学术肇始期金学开拓者的勇气。 　　纵观二十世纪的《金瓶梅》研究走向，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从本世纪初至1949年，是《金瓶梅》现代学术研究的开拓期。以吴晗、鲁迅、郑振铎等为代表，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和现代小说的观念，对《金瓶梅》进行新的审视和阐释，历四十余年之久，成绩颇引人注目。第二期从1949年至1976年，是《金瓶梅》研究在国内冷落、海外热闹的时期。由于屡次政治运动影响，国内金学比之其它领域的文学研究，更被视为畏途，研究陷于停滞，二十七年间只有十余篇文章发表，鲜有拓进之作，几无争鸣之声。而在海外汉学界，这一时期却成为金学成果的高产期，涌现出为数众多的力作。第三期为1976年至今，是《金瓶梅》研究在海内外全面走向繁荣的时期。自七十年代末以来，有关《金瓶梅》作者、版本等问题的争鸣不绝，论战激烈，对《金瓶梅》的思想主旨、艺术结构、人物塑造、审美价值的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金学”蔚成热潮，成果斐然，大有与海内外显学“红学”争鼎之势。 　　《金瓶梅》研究有“瓶内”、“瓶外”之说，“瓶外学”乃指小说文本以外的作者、版本、源流之考证求索，重在文献研究，本文所谓《金瓶梅》文献学，即此。回顾百年《金瓶梅》文献学研究，现当代学者继承了乾嘉朴学的优良传统，在考证小说作者，探讨版本流传，求索小说源流时，爬罗剔抉，披沙见金，投注了大量的心力，使《金瓶梅》文献学研究成为金学中最为丰盈充实的一片沃土。本文拟先从横向的作者、版本、源流三个方面，然后结合纵向的三个时期，对二十世纪的《金瓶梅》文献学作一梳理，鉴往知来，以期对二十一世纪《金瓶梅》文献学建设以及整个“金学”研究有所裨益。 　　一、作者研究 　　世纪之初的作者研究以现代学者的“破王世贞说”肇始其端。由于明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提出“嘉靖间大名士”一说影响殊广，“嘉靖间大名士”人选遂被依次提出，其中流行最广则为嘉靖年间的王世贞。此说为清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凤首倡，谓王世贞父王忬因献“清明上河图”赝画而构罪严嵩父子，后被杀，王世贞为报父仇，特作小说《金瓶梅》献严世蕃以投其所好，小说寓意严氏父子，揭露其丑行。又于书页敷上毒药，毒杀了严世蕃。尔后张竹坡即以此演绎为“苦孝说”，一时流行于世。进入现代之后，此说为著名史学家吴晗等学者所否定。1934年1月，吴晗于《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著名长文《〈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以极其严谨的考证，证实历史上的王世贞父并非因献赝图死，严世蕃亦非中毒身亡，“一切关于王家和《清明上河图》的记载，都是任意捏造，牵强附会”。由此廓清了萦绕于《金瓶梅》之上种种传说的迷雾，有力否定了所谓的“寓意说”和“苦孝说”。吴文进而指出，《金瓶梅》用了大量山东方言，王世贞虽在山东做过官，但并不能由此说明他能用当地方言写书。另外，吴晗还考证出《金瓶梅》应当作于万历十年至卅年之间，所以作者也就不可能是“嘉靖间大名士”。除吴晗外，否定王世贞说的还有鲁迅、郑振铎、王采石，姚灵犀等，一时之间，“王世贞非《金瓶梅》之作者”庶几成为定论矣。 　　1949年之后，金学研究迈入了第二个时期，但为特定的政治环境所限，学术界未能对现代《金瓶梅》研究的得与失做一番认真的总结，金学研究刚刚启动，又被匆匆搁浅。可以说，1949年至1976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只是在“评红”、“批水浒”、“批孔”等一系列政治文化怪异结合的运动中，呈现了一派畸变的热闹风景，真正的学术遭到冷落。《金瓶梅》研究在中国内地成果寥寥，便是明证，在这二十七年间，唯一的一次有关《金瓶梅》的争论是围绕《金瓶梅》的作者展开的，这次争论开启了《金瓶梅》作者研究的一个话题，对后来者影响较大。1954年8月29日，潘开沛在《光明日报》上撰文《〈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指出《金瓶梅》不是哪个大名士、大文学家创作产生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由许多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是一部集体创作”。此说一出，即引发不同意见，徐梦湘于次年4月17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金瓶梅》完全是“有计划的个人创作”，《金瓶梅》之所以称为“词话”，其中又多说话人的语气和词曲，是因为最初小说由于发展的局限都曾模仿评话创作。潘徐之争只是个开端，但当时学术氛围不可能将论争引向深入，真正的激烈论争要迟至八十年代以后。 　　1976年后思想解禁，学术逐步走向繁荣，《金瓶梅》研究获得新生，尤其是八十年代初开展的作者争鸣更使它骤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面对“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这一金学的最大谜团，新时期的研究者多方求索，严谨考证，并进行极其激烈的论战，其参与者之众，求证材料之细，持续时间之长，使得前二时期的作者研究无法望其项背。迄今为止已发表考证、综述论文计百余篇，提出作者人选凡五十余人（包括未坐实某人的）。 　　在清人首倡的“王世贞说”遭到现代学者否定近半个世纪之后，朱星再倡此说，他于1979年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金瓶梅考证》和《〈金瓶梅〉作者是谁》二文，再次确认王世贞是《金瓶梅》的作者。另一学者周钧韬在其专著《金瓶梅新探》中亦支持此说。1980年徐朔方在《杭州大学学报》上发表《〈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提出“李开先说”，此说的支持者有吴晓铃、赵景深，杜维沫以及日本的日下翠等，青年学者卜键还于1988年6月出版了专著《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对此说作了系统的总结。1982年，张远芬在《徐州师院学报》上发表了《金瓶梅作者新证》等文章，提出“贾三近说”。黄霖则在1983年第3期《复旦学报》上首倡“屠隆说”，有魏子云、郑闰、李燃青、吕珏等支持此说。另外，1988年《社会科学研究》第4期发表鲁歌、马征的论文《〈金瓶梅〉作者王稚登考》，提出“王稚登说”。以上合之为《金瓶梅》作者“五大说”。各说在拥有一些支持者的同时，又几乎都面对着强而有力的驳论，以致于众说纷纭，难以定论。 　　在对《金瓶梅》作者人选的考证中，又贯穿了有关作者属性的三种争论，分别是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之争、大名士与中下层文人之争、北方人与南方人之争。其中以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之争参与者最多、影响最大。争论肇始于前文叙及的潘徐之争，八十年代初期，支持潘开沛的有徐朔方、支冲、赵景深、蔡国梁等学者，其中以徐朔方主张最为有力。徐在《〈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和《〈金瓶梅〉成书新探》二文中，力主“非个人创造说”，而认定《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产物。这一派观点在八十年代后期有所变化，蔡敦勇的《〈金瓶梅〉作者之谜何以难解》，周中明的《从语言文字看〈金瓶梅〉》话本特色——兼评“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说”》等论文认为，《金瓶梅》是集体创作，“基本上未经刻书人和其他文人的修改润饰”。而刘辉、傅憎享则认为，成书的《金瓶梅词话》未经文人加工写定，而直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刊印才意味着写定的最后完成。在论争的另一方，率先对徐梦湘的观点进行补充论证的是杜维沫，他于1980年3月在《文献》上发表《谈谈〈金瓶梅词话〉成书及其他》，反对潘开沛的集体创作说，认为《金瓶梅》若是集体创作的话本，为何在当时不见流传？从此说的还有朱星、李时人、鲁歌、马征、周钧韬以及美国的浦安迪、日本的日下翠等学者，大多从《金瓶梅》所取得的杰出艺术成就出发，进行颇为有力的论证，这项争论至今未取得统一的意见。 　　新时期以来，《金瓶梅》作者研究蔚为热潮，人们相信，发现《金瓶梅》作者将如世纪之初考定曹雪芹为《红楼梦》的作者一样给人们带来惊喜和崭新的研究视野，为此，学术界还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二、版本研究 　　《金瓶梅》版本研究是二十世纪《金瓶梅》考证中的第二个大问题。其在本世纪的最初兴起，乃得力于出版界的有力推动。早在1916年，存宝斋出版了《绘图真本金瓶梅》铅印本，此为《金瓶梅》的第一个删节本。1926年上海卿云图书公司又排印出版《古本金瓶梅》，流传甚广。而真正促成了现代中国出版和研究《金瓶梅》热潮的，则是1931年在山西介休发现了区别于通行的崇祯本的“金瓶梅词话本”，词话本的大量印行引起了研究热。最早专论《金瓶梅》版本者为周越然发表于1935年4月《新文学》创刊号上的《〈金瓶梅〉版本考》。继之者有佚名的《〈金瓶梅〉版本之异同》，此文由姚灵犀收入其编著的我国第一部金学研究集《瓶外卮言》，于1940年由天津书局出版。以上二文可视为对当时《金瓶梅》出版热潮的有力呼应。后文列出三种主要版本：一为词话本，名《金瓶梅词话》，从山西介休购得，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影印百余部，并配以通州王氏所藏崇祯刻本图像，合为完本。二为张评本，即第一奇书本，首有清康熙乙亥（三十四年）清明谢颐所作序文。三为古本，名《古本金瓶梅》，原小玲珑山馆藏，后王仲瞿得之，由上海卿云书局铜字排印。除此三种外，另有四川木刻小本、苏州木刻大本等。该文对三种版本作了比较，认为张评本“内容较词话本为少，而整齐简练差胜”。古本改动最大，亦最劣。 　　在第二时期，中国内地的版本研究较之作者研究更为冷落。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海外金学研究取得许多重要成果。据记载，《金瓶梅》早在江户时代的元禄、宝永年间（1688-1704年）已传至日本，而《金瓶梅》之传入西方是以巴赞(L·Bazin)的法文作品《武松和金莲的故事》（相当于小说第一回）为最早，见于1853年巴黎出版的《现代中国》。此后，遂有海外学者研治《金瓶梅》，其中又以美国学者和日本学者为多。检视五六十年代海外《金瓶梅》文献学研究的诸多成果，美国学者韩南的《〈金瓶梅〉的版本》（注：所据为包振南译稿《〈金瓶梅〉版本及素材来源研究》的第一部分），无疑是这一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撰述。韩南的版本研究极为细致深入，他将视野所及的版本分为三类：A版、B版、C版，各指词话本、崇祯本、张竹坡评本。A版现存三种：A[,1]原北京图书馆藏，现藏美国的《金瓶梅词话》，A[,2]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残本《金瓶梅词话》，A[,3]日光慈眼堂藏本《金瓶梅词话》，韩南认为A[,1]版本较早，A[,2]、A[,3]为A[,1]版的重印本。B版包括B[,1]王孝慈藏残本，B[,2]北大图书馆马廉藏本，B[,3]天理中夫图书馆藏本，B[,4]内阁文库藏本，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等九个版本和一部刻印本的手抄稿本。C版韩南未作详述，仅指出此类版本的共同特征。在该文中韩南还详细比较A版与B版，对沈德符所言的五回补刻文字，A、B版前几回的窜改和亡失章节等均作考述。由于海外图书资料查检系统比较先进，韩南所见的版本资料相当丰赡。 　　在第三时期，《金瓶梅》的版本研究也获得全面展开，内容包括版本介绍、初刻本时间、评点本研究诸方面。在五六十年代，由于特定政治环境影响，海内外汉学研究久成隔阂，不通消息，当八十年代初我国学者开始版本研究时，信息滞后，所据仍是民国学者之成果。朱星的《金瓶梅的版本问题》（载其专著《金瓶梅考证》）列出了孙楷第所著《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所记五种版本：《金瓶梅词话》、《新刻绣像原本金瓶梅》、《新刻绣像金瓶梅》、《张竹坡评金瓶梅》、《古本金瓶梅》等，颇为粗疏。在朱星之后，滋阳、刘辉、鲁歌、马征、李时人等都对版本情况做了研究，其中以刘辉成就最著，刘辉著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一书，其中《金瓶梅版本所见录》与《金瓶梅版本考》为版本研究的重要著述，刘氏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有价值、有影响的十四种主要版本，对这些版本的版式、序跋情况、有无回评和图像等多作著录，并有按语，对版本的刊刻时间、付刻所据本子也作了认真探求，可谓是《金瓶梅》版本研究之集大成者。 　　在新时期，版本研究的逐步深入主要表现为围绕初刻本时间和各种评点本展开了考证和讨论。关于初刻本的时间，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是1610年。在七十年代末，朱星对这一说法给予论证，并认为在1610年的初刻本后还有一续刻本。朱氏假定为1615年。此二说的推断均依据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的记载：“马仲良时榷吴关”，但因没有对此进行具体考证，导致推断失误。台湾魏子云通过考证得出，马仲良榷吴关为1613年，初刻本的问世是在马仲良榷吴关后的“未几时”，故决不可能是1610年。 　　在初刻本时间诸说中为较多研究者所接受的是“1617年”说，马泰来在《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发表《麻城刘家和〈金瓶梅〉》一文倡导此说，后李时人的《谈〈金瓶梅〉的初刻本及补证》和周钧韬的《〈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考辨》加以补充，认为初刻本出现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之间。此外，张远芬提出“1613年说”，邓瑞琼则认为是1614年。 　　评点本包括崇祯评点本、张竹坡评点本、文龙评点本。崇祯评本研究以黄霖、刘辉、王汝梅为代表，黄霖于1983年发表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对崇祯评本做了初步介绍，并对其所取得的成就予以肯定，是专门研究文章中较早也较全面的一篇。对张竹坡评本的研究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即张氏生平材料的搜集整理，对张评本的一般性评述和深入研究。1985年侯忠义、王汝梅编的《金瓶梅资料汇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编选即以张竹坡评点为主。后陈昌恒整理出版《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辑录》，吴敢著《张竹坡与金瓶梅》。较早的评述文字是1981年王汝梅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的《评张竹坡的金瓶梅评论》，而陈昌恒的《概述张竹坡的文学典型论》，俞为民的《张竹坡的〈金瓶梅〉结构论》，田秉锷的《张竹坡对〈金瓶梅〉的文化审视》等一系列文章发表表明了对张评本研究逐步走向深入。文龙评点本发现较迟，目前只有刘辉的《略谈文龙批评〈金瓶梅〉》，《文龙及其批评〈金瓶梅〉》，孙蓉蓉的《文龙的〈金瓶梅〉典型论》等几篇文章关注这一论题，因而有待深入开掘。 　　三、源流研究 　　与《金瓶梅》的作者研究、版本研究相比，《金瓶梅》的源流考索更是《金瓶梅》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清代已有学者认识到，《金瓶梅》作者在其小说中征引或袭用了前人和同时的大量素材资料，但始终未有学者对此作细致研究，现代学者对《金瓶梅》溯源研究主要是小说色情描写成因和小说中文学史料的研究。1930年10月，三行发表的《金瓶梅》一文正是一篇从文学的源流来探求《金瓶梅》色情描写成因的专论。作者认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金瓶梅》视为“时尚”的产物，显然是正确的，但“不注意他的历史上的渊源，则似乎未当”。该文指出，《金瓶梅》一方面与淫靡的时风相关，另一方面则是有“古已有之”的先例前作做它的蓝本，三行认为宋人平话《海陵王荒淫》即是《金瓶梅》的重要蓝本。其后，郑振铎在《〈金史·后妃传〉与〈金主亮荒淫〉》中也提出相似观点。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可知，影响《金瓶梅》的并非一《海陵王荒淫》，而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某股潜流发展至一定阶段，再加时风浸染的必然结果，但三行、郑振铎之撰述首次启此考求途径，对后来研究者影响颇大。同时期《金瓶梅》溯源研究的另一倾向是出现了以吴晗、赵景深、冯沅君为代表的史料考索派。其中对《金瓶梅词话》中的戏剧史料研究用力最深者当推冯沅君，冯氏的《〈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从《金瓶梅》所提供的史料出发，细致判别各类文学史料的来源，作了较为系统的辑录，并认真考察了小说所反映的明代戏剧发展状况，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例如第五节，冯氏胪举分析了《金瓶梅词话》里提到的《韩湘子升仙记》、《西厢记》等十种剧曲，并由小说中演剧描写推断出：明代中叶，北剧衰微，南戏勃兴；“戏剧与杂耍合类”，传奇和杂剧同时有人搬演等重要结论。 　　上溯其源而下探其流，在对《金瓶梅》的传播影响进行研究时，现代学者主要关注《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阚铎的《〈红楼梦〉抉微》，姚灵犀的《〈金〉〈红〉脞语》和痴云的《〈金瓶梅〉与〈水浒传〉〈红楼梦〉之衍变》，多侧重《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而在两书的价值比较评判中，郑振铎的《长篇小说的进展》，阿丁的《〈金瓶梅〉之意识及技巧》等论文都表现出贬《红》拔《金》的倾向性，其中溢美偏爱之词多可商榷，但在彼时，对于重新认识评价久遭贬抑的《金瓶梅》却很有启发意义。 　　在第二个时期，《金瓶梅》的源流研究与版本研究一样，表现为内冷外热，海外研究者仍以美国韩南成绩显著，他的《〈金瓶梅〉探源》是以冯沅君的《〈金瓶梅〉中的文学史料》和其他学者的研究为基础的集大成之作。徐朔方在编选的《金瓶梅西方论文集》的《前言》中写道：“它所收罗的材料极为详备，只有集海内外著名图书馆的收藏才能做到。作者甄别资料的审慎客观的态度足以和最好的学者媲美。”韩南对于“探源”的完整理解，乃是包括了作品内容的揭示、创作心理和文本意义的探索等多个层面，较之一般探源研究远为深入。全文共分为八题，即：一、《水浒传》；二、白话短篇小说《刎颈鸳鸯会》、《志诚张主管》等七种和公案小说《港口渔翁》；三、文言短篇小说《如意君传》；四、宋史；五、戏曲；六、清曲；七、说唱文学；八、结论。作者在文中揭示《金瓶梅》所借素材明晰可考的有小说话本十种、戏曲十四种、清曲（合套曲和散曲）一百四十种，还有宋史及其它说唱文学作品。韩南在对小说素材来源的研究中，往往对作者选择素材的动机和修辞效果等方面有独到的理解，韩南在论文的“结论”里写道：“《金瓶梅》的作者无视文史学家对各种体裁判定的分界线，不论是正史、小说、戏曲，也不论是长篇、短篇，只要与作者的想象力相近，都在录取之列。作者还从当时流行的口头文学中吸取某些技巧，表现了他借用传统手段的愿望。小说是作为读物提供给读者，而不是演唱给听众，由于《金瓶梅》如此出色地接受了多种文学形式，尽管作了大量的借用，它仍然超过前期的文学作品。我们还应该看到小说作者为使抄录来的段落满足自己的创作意图所作的改动。只有分析出哪些引文不得不改动，哪些改动后来达到预期的效果或者未达到引导出给读者所期望的东西时，我们才能探索出这部小说的独创性。”由此可见，同是对《金瓶梅》中史料进行研究，韩南与冯沅君的撰述却不相同，如果说，冯沅君是从文学社会学或文献史料学的观点出发，那么韩南则更多是以小说修辞学和创作心理学的视角予以观照，可谓各擅其长。 　　自1976年至今，《金瓶梅》源流研究同样取得可喜的成果。在溯源研究方面，其主要景观表现为中青年学者推波于前，老一辈学者助澜其后。一些中青年学者融故出新推出总结性的研究专著，有蔡敦勇的《金瓶梅剧曲品探》、周钧韬的《金瓶梅素材来源》、孟昭连的《〈金瓶梅〉诗词解析》等。韩南的《金瓶梅探源》迟至八十年代始被译介至中国，周钧韬的《金瓶梅素材来源》一书即是对韩文的全面发挥。周将素材来源归纳为宋明史实、《水浒传》、话本拟话本、戏剧剧本、民间散曲小调等五类。至于该书修撰体例和目的则正如作者所说，“按《金瓶梅》的回目顺序排列，将《金瓶梅》抄录、抄改的文字一一指出，并与原始素材加以比勘，以求弄清楚作者抄录、抄改这些原始素材的目的动机及其他情况。每回中的每一个考证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金瓶梅》原文；二、原始素材；三、考评。”周著中的“考评”就素材来源加以研究分析，探讨《金瓶梅》作者的思想倾向、审美趣味、艺术才能、《金瓶梅》成书过程、时代背景等问题。纵观周著有两大特色：一为考证全面，周著以30万字篇幅，考证了250个问题，来源无分大小，均收录其中；二为论述独到，除对他人的研究成果予以确认和补证外，在属周个人成果中，所论大多切中肯綮，发见深义，又不失公允之度。此外，老一辈学者也在这一时期撰写了许多很见功力的溯源考证文章。如吴晓铃的《〈金瓶梅词话〉引用宋元平话的探索》和王利器的《〈金瓶梅词话〉与宝卷》都于史海勾沉，探幽发微，考证出许多有价值的新内容。 　　和溯源研究相呼应，这一时期的《金瓶梅》探流研究，也开辟了一方较为开阔的研究领地。其内容包括：《金瓶梅》续书研究、《金瓶梅》对《红楼梦》和其它明清小说的影响研究、《金瓶梅》的外文译介研究等等方面。《金瓶梅》的续书最直接地体现《金瓶梅》的深刻影响，《续金瓶梅》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种。黄霖、王汝梅、周琳、周钧韬等学者都对《续金瓶梅》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作了分析评价，周钧韬的《〈续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认为：“《续金瓶梅》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皆成败参半，其成功的一面，使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其失败的一面，又使它终难成为一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上乘之作。”是为的论。 　　《金瓶梅》作为中国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对包括《红楼梦》在内的许多明清小说产生深刻影响。新时期学者所进行的《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研究，上承民国学者研究之余绪，进一步拓展思路，把这种影响研究具体为两书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叙事模式等的比较分析，其主要成果有孙逊、陈诏的《〈红楼梦〉与〈金瓶梅〉》、蔡国梁的《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卢兴基的《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寻找小说史的一段轨迹》、祁和晖的《青出于蓝——论〈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王平的《〈红楼梦〉〈金瓶梅〉色空观念之比较》等等（详见拙文《〈金瓶梅〉与〈红楼梦〉比较研究述评》，载《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2辑）。《金瓶梅》对其它明清小说的影响也引起部分研究者的注意。如《肉蒲团》、《儒林外史》、《歧路灯》、《林兰香》、《东游记》、《醒世姻缘传》等，也都有学者揭示并论证《金瓶梅》给予的影响。正如前文叙及，早在几个世纪之前，《金瓶梅》即远渡重洋，被译介到日本和欧洲，几个世纪的广泛流传使它成为世界性名著，但对于外文译介的情况进行介绍评述，则是新时期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才得以充分开展的。在这一方面，以王丽娜《〈金瓶梅〉在国外》和《〈金瓶梅〉在国外续述》二文为代表，文中对《金瓶梅》在英、法、德、俄、匈、日、朝等国的翻译和研究情况作了较为全面和扼要的评述，有助于中国学者了解国外的《金瓶梅》译介动态。 　　回顾《金瓶梅》文献学研究的百年历程，许多研究者呕心沥血，矻矻以求，在作者、版本、源流三大问题的研究中，取得极为丰赡的第一手资料，以扎实的史料和严谨的论证，彻底否定了一些陈见谬说，澄清诸多谜团，使有关《金瓶梅》的文献背景呈现出较为明晰的景象，同时也把金学研究的许多论题提到时代应有的学术高度。但我们也应看到，在《金瓶梅》文献学研究尤其是作者研究中，由于少数学者不甚求实的治实态度和较为单一的治学方法，从而得出一些草率的结论，并引发无谓的论争。对此，老一辈学者徐朔方曾作谆谆告诫：“《金瓶梅》考证要实事求是”，“金学研究不必太热，研究工作最需要的是冷静的探索”，这种告诫将是有益的。在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文献研究中，面对学术思想更新和理论的多元化，需要细致缜密的材料考证，也需要研究方法的创新，我们在《金瓶梅》文献学研究中，应该结合对于文本的剖析和小说文化内涵的思考，使文献研究与文本、文化的研究得以相谐并济，从而进一步拓展金学研究的新视界。 　　《文献》1999.04

李宝雄：《金瓶梅》作者应是王世贞 　 　　《金瓶梅》作者已成为历史悬案，甚至有人将这一问题列入“中国文化之谜”，李时人先生称其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笔者受吴晗先生的启发,经反复研读原著,发现小说中不仅多处有作者的暗示，而且作者就是王世贞。 　　一、小说中至少隐含王世贞“弇州、息庵居士、九友斋、王元美、藏经阁”等五个名号1、小说中人物孟玉楼的结局隐含王世贞的号“弇州” 　　孟玉楼是西门庆第三妾。清张竹坡认为孟玉楼形象地体现了《金瓶梅》作者自己的苦衷，曲折地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社会处境、对生活的认识和处世哲学，因而说孟玉楼是作者提供给世人的一剂处世之方，体现着作者的学问经纶。而笔者认为孟玉楼的结局更暗示出《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 　　小说第九十二回“陈敬济被陷严州府”，写孟玉楼在西门庆死后改嫁李知县之子李衙内，李知县在清河县三年任满,升迁到浙江严州府做了通判,因而孟玉楼随夫及公去了严州。因陈敬济干扰，孟玉楼只好与夫李衙内回原籍北京真定府老家去了。让孟玉楼由浙江“严州”，归宿北京“真定”，我以为这一情节暗示了作者。“严州”隐指王世贞的号“弇州”。“真定”即确定。由“严州”到“真定”即是说《金瓶梅》的作者是“弇州”，应该“真定”无疑。也就是说，作者借用地名“严州”与“真定”两词的音(严与弇音近)和义,“严州”用以暗示“弇州”,“真定”用来强调“弇州”。 　　要认识理解这一点，须从小说总体上予以把握。对整部小说的内容、人物、情节、结构、艺术技巧诸方面全面地加以考核就会发现，孟玉楼结局的情节安排与小说整体情节发展似乎完全不合拍。无论是为孟玉楼，还是为了下文陈敬济妻死家破，流落街头，都没有必要非得让他们去一趟浙江小县“严州”不可。而且孟玉楼改嫁李衙内接着就去了“严州”，到“严州”仅“三天”就回“真定”老家去了。笔者读到这一情节，百思不得其解，觉得与整部小说所体现出的高超的艺术技巧大异其趣。对此，张竹坡早已慧眼识得，他在《金瓶梅读法》二十九有语云：“陈敬济严州一事，岂不蛇足哉？”此言甚切。然而这一露骨的“蛇足”其实别具用心，实乃精心策划的一个暗示作者的“机关”所在。 　　2、小说中人物“杏庵居士”暗隐王世贞别号“息庵居士” 　　小说在九十三回“王杏庵义恤贫儿”中写了一个人物叫“王杏庵”：“清河县城内有一老者，姓王名宜(张评本为“宣”，这里从词话本)，字廷用，年六十余岁，家道殷实，为人心慈，仗义疏财，专一济贫拔苦，好善敬神。……老者门前搭了个主管，开着个解当铺。每日丰衣足食，闲散无拘，在梵宇听经，琳宫讲道。无事在家门首施药救人，拈素珠念佛。因后园中有两株杏树，道号为杏庵居士”。清张竹坡认为王杏庵与孟玉楼两人其实是作者一人的“自喻”，认为王杏庵是孟玉楼形象的继续。我进一步认为，这个“杏庵居士”暗隐王世贞的别号“息庵居士”(王世贞有一部作品叫《艳异编》，其小引自题名为息庵居士，此名只在此用过)。如果说“王杏庵”是作者“王息庵”的化身，似乎更像。王杏庵姓、名、字合为“王宜廷用”，寓意即为“王氏适宜朝廷任用”，切合王世贞身份。此一老者“好善敬神”、“梵宇听经”、“琳宫讲道”、“拈素珠念佛”，又与笃信佛道的王世贞生活习性相合。 　　“杏庵居士”确实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作者的社会理想。这一形象是整个《金瓶梅》中少有的几个“正面人物”(张竹坡评点：李安是个孝子，王杏庵是个义士，安童是个义仆，黄通判是个益友，曾御史是忠臣，武二郎是个豪杰悌弟)之一，他不厌其烦、苦口婆心的搭救、资助、劝慰流落街头、衣食无着的浪荡公子陈敬济，但陈敬济不思回头，无奈，王杏庵只好把陈荐给任道士出家，并亲送陈到庙。 　　王杏庵是个转瞬即逝的人物，但其“为人心慈”、“仗义疏财”、“济贫拔苦”的性格却是非常鲜明的。而且对陈敬济这一恶人尚且如此的予以拯救，正体现了作者创作《金瓶梅》，力图唤醒噩噩世人的良苦用心。 　　此外，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清代谢颐《第一奇书序》。谢颐认定《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的根据就是《金瓶梅》与《艳异编》之间的联系：“其细针密线，每令观者望洋而叹。今经张子竹坡一批，不特照出作者金针之细，兼使其粉腻香浓，皆如狐穷秦镜，怪窘温犀，无不洞鉴原形，的是浑《艳异》旧手而出之者，信乎为凤洲作无疑也。然后知《艳异》亦淫，以其异而不显其艳；《金瓶》亦艳，以其不异则止觉其淫。”可见《金瓶梅》与《艳异编》不仅在内容上有相通外，其艺术功力也相伯仲。那么《艳异编》作者署名“息庵居士”，《金瓶梅》暗署“息(杏)庵居士”，或许内中有其必然原因。 　　3、西门庆结拜“十兄弟”隐藏王世贞别号“九友斋” 　　小说中(张评本与万历本大同小异)写“十兄弟”先为：西门庆、应伯爵、谢希大、祝实念、孙天化、吴典恩、云理守、常峙节、卜志道、白赉光。而其中卜志道历来论者认为是“不知道”之意，含有不存在的意思。小说在叙述完十兄弟之名(第一回)就说卜志道死了(从情节上说，卜志道的死是为花子虚入伙十兄弟作铺垫)，因而小说中十兄弟一开始就实为九兄弟。 　　从后文看，拉进花子虚(第一回)后又凑足十个人，但花子虚不久(第十四回)也死了。因而说十兄弟其实仍是九兄弟。而且花子虚的命名也类于卜志道，分明是说“子虚乌有”，不存在者也。在庙中结拜，隐含“斋”。据此，我以为结拜十兄弟隐藏王世贞别号“九友斋”。 　　另外，《金瓶梅》中西门庆新修花园中那个“玩花楼”也似乎隐含王世贞“王元美”(玩即王元，花楼含美)的名字；王世贞有“藏经阁”书房，西门庆有类似的“藏春阁”。小说第八十九回描摹永福寺时提到了“藏经阁”。 　　二、《金瓶梅》结尾诗明确昭示作者确为“大名士” 　　明代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有多种传说，但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大名士”的说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金瓶梅词话》丁巳年本《廿公跋》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明世宗嘉靖)时一巨公寓言”，对此，后世多有人质疑，甚而有人提出《金瓶梅》更像下层人所为。其实《金瓶梅》第一百回(张评本)全书结束有一首诗，在高度概括了小说主要内容及及主要人物形象的同时十分明白的告诉读者，作者确为“大名士”、“巨公”： 　　阀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 　　西门豪横难存嗣，敬济颠狂定被歼。 　　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 　　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 　　这首诗起句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金瓶梅》为“阀阅遗书”，即作者系“阀阅”，而且显然是第一人称的口吻。那么“阀阅”是何意呢？查《辞海》、《辞源》可知，“阀阅”即指仕宦人家或世家门第。而明代江苏太仓王世贞家（王世贞本人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父王忬官至蓟辽总督、右都御史，与宰相严嵩权势相当；弟王世懋，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主事）自称阀阅，是完全够格的。可见明末“大名士”、“巨公”的说法，并非妄传；清初认定《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也非妄断。 　　三、《金瓶梅》书中摄有王世贞家乡太仓的影子王世贞21岁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以后历任山东青州兵备副使、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湖广按察使、广西右布政使、太仆卿等职，最后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但世贞因父王忬被严嵩所害，尽管隆庆元年父冤已雪，但其大概始终耿耿于怀，虽然被升任“南京刑部尚书”，但“世贞乃三疏移疾归”（引自《明史?王世贞传》），即回归故乡太仓生活居住。曾于太仓修筑“东南第一名园”，新修《太仓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载：“弇山园，明文学家王世贞家园，原址在县城今农机二厂一带，占地70余亩，内筑东弇、中弇、西弇三山，建亭台楼阁，广植树木花草，时为东南第一名园，名倾一时。”王世贞还在弇园接受过《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的拜访，并为《本草纲目》初刊本撰写了序言（《太仓县志》有载）。可见王世贞晚年主要生活于家乡太仓，还于太仓家中撰写了《嘉靖以来首辅传》、《觚不觚录》、《史乘考误》、《尺牍清裁》等作品。那么《金瓶梅》中是否有太仓的蛛丝马迹呢？经我仔细考核，发现明显留有太仓的痕迹。 　　1、读过《金瓶梅》者都不会忘记书中写到许多佛教、道教庙宇，但主要为三处：即玉皇庙、永福寺和报恩寺。其中又主要为玉皇庙和永福寺二庙。张竹坡对此十分重视，评批极多。张评本《金瓶梅》第一回写西门庆欲结拜十兄弟时，应伯爵问哪个寺院里结拜好，谢希大说：“咱这里无过只有两个寺院，僧家便是永福寺，道家便是玉皇庙”（万历本二庙首出于第十四回），张竹坡此处夹批：“玉皇庙、永福寺，须记清白，是一部起结也，明明说出全以二处作终始的柱子”。可见此二庙在书中作用十分重要。事实也确实如此。十兄弟起结于玉皇庙（张评本第一回，万历本写十兄弟会于玉皇庙），小说结尾写孝哥儿幻化于永福寺（一百回）。中间还多次写到此二庙。那么《金瓶梅》作者为何将寺庙叫玉皇庙、永福寺，而不叫其他别的名呢？原来太仓就有此二庙。 　　新编《太仓县志》第二十五篇《社会》第三章《宗教》第一节《佛教》、第二节《道教》中记载着太仓历代庙宇，其中《佛教》中有“隆福寺，原名报恩院，梁天监四年（505年），建于武陵桥北。……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里人孔彻舍宅重建于小西门长春桥北”。这个隆福寺与《金瓶梅》中的永福寺同样也是佛庙，尽管有“隆”与“永”的不同，但《金瓶梅》第五十七回(万历本)写到永福寺开山祖师时有两句诗：“神僧出世神通大，圣主尊隆圣泽深”，无异补充说明“永福寺”即“隆福寺”。小说中写永福寺“起建自梁武帝普通二年”，西门庆等施舍重修，与《太仓县志》载隆福寺梁天监四年初建，明洪武十四年重修，何其相似，不会是偶然的吧？ 　　太仓“隆福寺”又名“报恩院”，《金瓶梅》中既有“永福寺”，又有“报恩寺”(武大、花子虚、官哥儿、李瓶儿、西门庆死后均写及)，但小说中第五十七回开头详细记述了永福寺开山祖师“万回老祖”七八岁时为报答母亲深恩，一日之间万里之遥讨回边疆哥哥家书的故事，分明暗示出永福寺即太仓报恩院，亦即隆福寺。即是说太仓隆福寺又名报恩院一个佛庙，在小说中被写作永福寺、报恩寺两个佛庙。 　　小说中写的道家玉皇庙，既写了会中十兄弟经常斋会(万历本斋会，张评本起结于该庙)，又写了西门庆子官哥儿寄名于斯(第三十九回)，这个玉皇庙，太仓也有。上文引第二节《道教》中记：“玉皇阁，原名玉芝祠。元大德年间，道人周静清建。明万历年间被毁”。不难看出小说中的玉皇庙即来自于太仓的玉皇阁。玉皇庙结合十兄弟，等于说“太仓九友斋(即王世贞)。” 　　由此可见，小说中写的三所主要庙宇，明显带有“太仓”的影子。而曾崇信佛道的王世贞对家乡佛宇道观焉能不熟？ 　　2、《金瓶梅》是根据《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演出一支，敷衍成百回巨蓍的。然而二书有一个不太引人注意却又不可小视的异点：《水浒传》中故事发生在阳谷县，即武大、武二、潘金莲是清河县人氏，而西门庆是阳谷县破落户财主，武松为寻哥哥武大，途径阳谷县，打死老虎，做了都头，不意却在阳谷县遇到兄嫂，于是发生了与西门庆打斗的故事。而在《金瓶梅》中，作者却将清河与阳谷换了一下，写武氏兄弟是阳谷县人，潘与西门是清河县人，武松在清河打死老虎，做了都头，并遇到了已娶潘金莲的哥哥武大，即故事主要在清河县。一般认为作者将地名搞错了或他种原因，均将此问题看得过于简单。而我认为既非搞错，也非别因，相反，是作者出于精心策划，目的仍在“太仓”。经我考察《清太仓城图》(清亁隆年间《直隶太仓州志》)，太仓城(明清太仓城该不会有大的变异)河道桥梁星罗棋布，其中太仓塘上既有“清河”，也有“清河桥”，难道这不是《金瓶梅》将《水浒传》中“清河”与“阳谷”对调的秘密所在？ 　　我们还可以考证一下“清河县”。历史上的清河县 ，曾分别置于今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境内，其中曾两度置于江苏境内，而且宋、元、明、清四代，清河县一直属江苏。查《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馆1931年版)831页“清河县”条(详参原典)： 　　?南朝宋置。南齐因之。今阙。当在江苏境。 　　?宋置清河军。并置县曰清河。故城在今江苏淮阴县东十里大清河口。元河决城圯。迁治于甘罗城。又迁小河口西北。明崇祯末复迁甘罗城。清初复旧治。乾隆间移治清江浦运河南岸。属江苏淮安府。民国改为淮阴。 　　可见，无论宋，还是明，清河县均属江苏境。史识宏富的王世贞对此必是了然于心。若非暗示江苏太仓，《金瓶梅》故事安排在“阳谷县”还是“清河县”，本是无关宏旨的。况且作为母本的《水浒传》中故事本在阳谷县，作者将“清河”与“阳谷”特意对调，显然是有深刻用意的。 　　3、万历本《金瓶梅词话》第七回“薛嫂儿说娶孟玉楼”写孟玉楼准备嫁给西门庆时，被张四阻拦，说西门庆“里虚外实，少人家债负，只怕坑陷了你!”孟玉楼反驳时有一语“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有钱使，还问太仆寺支马价银子来使”(王世贞曾任太仆卿)。孟的这句话在崇祯本(姑且认为崇祯本基于万历本)与张评本中都被删去了。一般认为，删去此语的原因是避朝廷讳，我看非此。要说伤及朝廷的语言，小说第三十回写道：“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兴，民穷盗起，天下骚然。不因奸佞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人”。作者这里借宋讽明将当时社会写得一片黑暗；小说第七十一回写西门庆朝见皇帝时，作者写明皇帝：“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商王；爱色贪花，仿佛如金陵陈后主”。这些语言要比孟玉楼的那句话要直接尖刻得多。那么崇祯本及张评本为何要删去孟的那一句话呢？我以为是删改者(崇祯本、张评本要比万历本精致得多)认为此语不符合孟玉楼的身份。孟玉楼何许人也？原不过是清河县“南门外贩布杨家”的娘子，目不识丁，山门不出，河坡不下的小脚女人，其如何能知道皇帝还缺银子使？如何能知道太仆寺贮存马价银？又如何能知道皇帝借使太仆寺马价银呢？显然是不符合人物身份的。所以对《金瓶梅》进行了广泛技术处理的崇祯本及张评本删去了这一句话。反回来说，文章作得花团锦簇，赋于人物高度个性化语言的《金瓶梅》的作者又焉能不懂此语不合人物身份呢？既懂又为何让孟玉楼说呢？其目的依然是在暗示“太仓”。 　　据《明史》记载，明代中叶后朝廷每于“太仆寺、太仓、光禄”(皆为朝廷贮存不同物资的外库)借银支用(参见吴晗《论金瓶梅》第1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作为曾任太仆卿的王世贞对此情况自然知底。《金瓶梅》中没有明点“太仓”借银，但作者心里明白，朝廷不单在太仆寺借银，更多的是在太仓、光禄借支，所以，只要提起太仆寺借银，知情者不难会立即想到“太仓、光禄”。想起朝廷“太仓库”，自然会联想到王世贞家乡太仓。所以说，孟玉楼的那一句话，是作者有意借其口暗示太仓。 　　4、小说第四十八回写来保东京归来报告西门庆喜事时提到“义仓”，说朝廷“在陕西等三边开引种盐，各府州郡县，设立义仓，官粜粮米。令民间上上之户，赴仓上米，讨仓钞，派给盐引支盐。旧仓钞七分，新仓钞三分。”小说第五十一回写吴大舅向西门庆借银子时说到“社仓”：“有东平府行下文书来，派俺本卫两所管印千户，管工修理社仓，题准旨意，限六月工完，升一级”。小说五十七回写到“仓巡”。六十一回写到“仓廒”。六十七回写到“县仓”。七十二回写到“米仓”。七十三回写到“修仓”。这里的“义仓”与“社仓”基本是一回事，也叫“常平仓”，是历代设置的粮仓(可参《辞海》、《辞源》“常平仓”、“义仓”、“社仓”条)。这类粮仓虽然全国各地大概还有，但王世贞家乡太仓之粮仓却是非常著名的。 　　根据《太仓县志》，首先太仓县名即由该地自古置仓囤粮而得。其二，“宋后，……当时太仓南码头，仓廩千间，粮积如山”，时人称之为“百万仓”、“天下第一仓”。《太仓县志》大事记载“明洪武二十六年，明王朝于太仓南码头建仓廒91座，919间，收贮浙江、南直隶各地粮食数百万石”。《仓储》章载太仓“自古即有官办的常平仓、军储仓、州社库、县社仓，……民办的社仓、义仓、便民仓多座”。其三，《清太仓城图》上也明确绘有常平仓、州社仓、县社仓等。足以看出“义仓”，以及“仓巡”、“仓廒”、“县仓”、“米仓”、“修仓”，也许是王世贞对家乡特征的不经意的自然流露，也许是其有意为之。 　　5、与太仓粮仓密切相关的是“漕粮海运”。《金瓶梅》约略写到这一历史事实。小说七十八回写到“新升东南统制兼督漕运总兵官荆忠”来拜西门庆，七十九回又写荆统制“往淮上催攒粮运去”。显然，荆统制就是负责漕粮海运的官吏。 　　太仓历来就是我国水上交通要隘。明永乐年间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的出海口新是太仓刘家港(今名浏河港)。元王朝于刘家港最早开创海运漕粮。新编《太仓县志》记述，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由于北方农业遭到战火破坏，田园荒芜，京都粮食要靠江南供给。大运河湮塞，陆路遥远，费时费力，只好招安海盗开通海运。元至元十九年(1282)开通刘家港入海的海运航线，仅天历二年(1329)就从太仓海运漕粮352万余石(详见明张采《太仓州志》)。每年春夏二运，年均运出量180万石左右，当时，“漕粮海船”“毕集刘家港”，多达千余艘。“虽有风涛漂溺之虞，然视河漕之费，所得益多”，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明丘浚《海运之宜》)。 　　明代“海运因元之旧”(《明会要》卷五十六)。太仓南码头名震一时的“百万仓”、“天下第一仓”，也叫“海运仓”，其实是海运漕粮的贮备库。明洪武七年(1374)，在太仓建海运总兵馆，由海运总兵督运漕浪，每年海运70万石左右。《金瓶梅》中写荆统制“兼督漕运总兵官”、“淮上催攒粮运”，正是指海运漕粮的历史事件，也是太仓历史上的典型特征。 　　元明时代，刘家港既是漕粮的海运港，又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商业港口，时入誉之为“天下第一码头”(新《太仓县志》)。刘家港内“番(指外国)船云集”、“巨艘万斛樯林林，夏秋之间来东南，象犀翠羽珠金贝，苏合熏陆及水沈”(明桑悦《太仓州志》)。就连当时太仓南码头(古称张泾关)，中外商船纷繁而至，号称“六国码头”，成为“东南巨州”(明张寅《太仓新志》)。《金瓶梅》中所写“临清码头”的繁盛景象，其实写的是太仓刘家港、“六国码头”的繁荣景况。 　　据以上几点，我认为《金瓶梅》中明显留有王世贞家乡太仓的影子。而这个暗含着的太仓，又贯穿着小说的始终。 　　四、破解“金吾戚里” 　　明末《金瓶梅》以抄本流传时，对于作者有多种不确定的传闻，其中谢肇浙《金瓶梅跋》中说：“《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谢文是最早全面评价《金瓶梅》的专论，具有很高的史料学术价值。其中这个“金吾戚里“一般是当人名理解的，即将“金吾”以复姓解，“金吾”也可当官名解，但联系“永陵(明世宗嘉靖朱厚熜墓陵)中”及“戚里”，两种解法均似乎难以理解。我反复思考，总感这个“金吾戚里”大有蹊跷。这一说法极有可能出自《金瓶梅》作者，乃是作者给某人打的一句哑语，原语应为“金吾嵌里”，意思为“《金瓶梅》中我嵌在里边”，由于用了“金吾”这个常见词，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再加用“门客”加以遮掩，对方竟然没有理解，以为是“金吾戚里”，于是稀里糊涂传而不究其深意。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谢肇浙，谢在《金瓶梅跋》中说《金瓶梅》“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从语气上看，谢似乎亲眼见过王世贞的手本，如果是这样，谢一定会打听其作者为谁，于是王世贞就打了这句闷萌芦。这也十分符合《金瓶梅》惯用笔法。 　　以上是就《金瓶梅》本身内容破解其作者为王世贞。下来从另一个角度看《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不是王世贞。 　　五、王世贞对《金瓶梅》讳莫如深，无异“此地无银” 　　根据记载，《金瓶梅》以抄本流传时袁宏道(《袁中郎集》)，袁中道(《袁小修日记》)、谢肇浙(《金瓶梅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顾曲杂言》)、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跋》)都有对《金瓶梅》的评述文字，据考证当时有抄本的有王世贞、徐阶、刘承禧、王肯堂、王稚登、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丘志充、谢肇浙、沈德符、文在兹等人，但他们大多其实都只是有残缺不等的部分抄本，而有全本的据记载只有王世贞。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跋》曾说“王大司寇凤洲(即王世贞)先生家藏全书”，谢肇浙《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金瓶梅跋》也说：“此书向无镂版，钞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弇州(王世贞)家藏者最为完好”。这就准确地透露出即便王世贞不是《金瓶梅》的作者，但他至少是当时仅有的拥有《金瓶梅》全本的人。王世贞及其弟王世懋(亦为文学家)阅读过《金瓶梅》当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只是读过部分《金瓶梅》者就非惊即喜，且有许多评述，而唯独博学多才、著述浩繁的王世贞及其弟却为何只字未提过《金瓶梅》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在我看来，王世贞愈是守口如瓶，就愈有“隔壁王二不曾偷”之嫌。 　　再根据目前可查到的记载，《金瓶梅》最早抄本是从徐阶(即徐文贞，明嘉靖严嵩后宰相，与王世贞既是同乡，又为世交)家传出的，对此，朱星先生推断徐阶家又是从王世贞家抄来的(参见朱星《金瓶梅考证》39、149页)，否则，无从查考《金瓶梅》抄本之最初来源。因而朱星先生说：“从历史材料上看，《金瓶梅》书稿只能追查到王世贞，而王世贞又从何处抄来就无从追查了”。我和朱星先生看法一样，《金瓶梅》必出王世贞之手无疑。 　　六、《金瓶梅》所体现的文风与王世贞完全一致要确定王世贞为《金瓶梅》的作者，不得不讨论二者文风是否一致，因为前人曾以此立论否定过王世贞的著作权。 　　确实，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盟主，宣称过“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对不讲“骈骊”的通俗文学有过激烈的批评。但据此就认定王世贞时时处处、丝毫不差、一成不变的贯彻其主张，却既不符合人性，也与创作规律相悖。苏轼是宋代豪放派词人的杰出代表，其既能写出如《念奴娇?赤壁怀古》那样气象磅礴、格调雄浑、境界宏大的豪放之作，也能创作出《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样感情深婉、语句柔绵的作品。古今中外没有那个作家可以终生不变的贯彻其最初的文艺主张，因为这不仅违背文艺规律(文学创作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身规律)，也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文学巨匠托尔斯泰由《一个地主的早晨》所体现出的企图调和阶级矛盾，开历史倒车的幼稚可笑的幻想到《复活》无情的揭露沙皇统治的黑暗，典型地说明了任何作家的思想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 　　王世贞早期的文学主张是针对戏曲的，不能简单地推而广之。事实上王世贞后期的文艺思想发生了不啻巨大的变化。《四库全书总目》介绍其作品《读书后》时有这样一段评价：“书影记世贞初不喜苏文，晚乃嗜之，临没之时，床头尚有苏文一部。今观是编，往往于苏轼辨难，而其文反复条畅，亦皆类轼，无复摹秦仿汉之习。又其跋李东阳乐府与归有光集、陈献章集，均心平气和，与其生平持论不同。而东阳乐府跋中自称，余作《艺苑卮言》时，年未四十，方与于鳞(即李攀龙)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至于戏学世说，比拟形似，既不切当，又伤儇薄。行世已久，不能复秘。姑随事改正，勿令多误后人而已”。评述《弇州稿选》时说世贞：“晚年悔其少作，而未得及手自删定”。从这里可以看出王世贞后期对文学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推翻了自己过去的主张。 　　其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世贞晚年嗜苏几近入迷，所以“临没之时，床头尚有苏文一部”。《金瓶梅》中至少有三处引用过苏轼的文字，一处是小说第八回嘲讽和尚时说：“苏东坡又云：‘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毒转秃，转秃转毒’”；一处是小说第二十一回作者在一篇咏雪赋后说正是：“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烛生花”。此二句诗出自苏试《雪后书北台壁》；还有一处是小说第五十五回写西门庆东京庆蔡太师寿诞归来时有两句诗：“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此为苏轼戏赠张先(字子野，北宋词人)的二句诗(见《石林诗话》)。可否也作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一证呢？ 　　从《金瓶梅》大量引用词曲、韵语等民间文学即可看出，当时词曲歌赋在民间广为流传，深得群众喜爱，再加《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其他话本小说的盛行，不可能不引起王世贞的注意、反思，难道才高若世贞辈是逆历史潮流者吗？ 　　这说明《金瓶梅》与王世贞的后期文艺 思想并不矛盾。 再看《金瓶梅》中所体现出的作者知识面之宽泛，涉及宗教、卜筮、星相、医药、冠服、画妆、饮食、弈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参朱星《金瓶梅考证》45页)，简直令人怀疑是在展览、炫耀才学。《四库总目》说：“世贞才大学博，自谓靡所不少，方成大家”。难怪沈德符谓《金瓶梅》为“大名士手笔”，是为不过。 　　即便是从《金瓶梅》大量随手引来的词、曲、韵文、宝卷以及从别书中抄来的故事等资料(前人论述很多，此不赘)，也同样反映出与王世贞文风相投。 　　赵景深先生在质疑朱星先生王世贞说时道：“《曲藻》全文四十一条中有不少是从别的书里东拼西凑的抄下来的。……这就看出他(指世贞)著书的草率”。其实赵先生的看法正好与《金瓶梅》的情况相吻合，也与王世贞一贯文风相符。这里引述几则《四库总目》对王世贞几部书的评价： 　　《异物汇苑》：“是书二十七门，大抵捃摭类书，冗碎无绪”。 　　《汇苑详注》：“凡二十七部，首列引用书目，似乎浩博。其实就唐宋诸类书采缀而成”。 　　《弇州山人四部稿》：“负其渊博，或不暇检点，贻议者口实。” 　　《弇州稿选》：“故其正续部分颇伤芜杂”。 　　《尺牍清裁》：“然真赝错杂，简择未为尽善也”。 　　这就充分看出，无论“草率”也罢，“抄书”也罢，乃世贞一贯文风，《金瓶梅》岂能异乎! 　　足见“云霞满纸”非世贞不能作，草率抄书亦世贞之痼疾也。 　　综前所论，并非《金瓶梅》“不著作者名代”，实在是阅者未能识破。加之所谓“兰陵笑笑生”与“山东方言”的干扰，再兼二十世纪的众说纷纭，使《金瓶梅》作者问题愈趋迷雾重重。《金瓶梅》中利用汉字谐音，隐寓深意，广泛运用“障眼笔法”是客观存在，曾为曹雪芹《红楼梦》广为借鉴，早已是定论。《金瓶梅》比其前及同时的小说有许多独特的创造，就不允许作者在“署名”上也别具一格？我坚定的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就是明代江苏太仓人王世贞，并切盼有同好者不要囿于大师们的成说，重新审视明清以来的有关史料记载。《金瓶梅》可谓是一部长篇寓言小说，其中尚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的探讨，容另文再论。 　　－－此文原载《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金瓶梅词话》出版轶闻 　 　　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先后出版过两种版本的《金瓶梅词话》，时间相隔28年。一是根据卷首有明朝万历丁巳年东吴弄珠客作序的刻本重印的线装本，两函，共20册，用的是人文社的副牌子“古籍刊行社” 　　的名义，于1957年出版。一是署名“兰陵笑笑生著戴鸿森校点”的《词话》，作为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的一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平装，大32开，分上中下三册。据熟悉内情的人告诉我，这两部书的出版，皆与毛泽东同志有关。 　　尽管搞文学的人都知道，无论是鲁迅著的《中国小说史略》，或是郑振铎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对《金瓶梅》都有很高的评价。 　　但是，这部书关于性的描写比较多，而且写得过于露骨，一向被视为禁书。 　　我在上面曾经提到，古籍刊行社是在1957年重印该书的。众所周知，在50年代初，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一个接着一个，出版社里都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还忙不过来呢，谁还敢想到出版什么《金瓶梅》。 　　忽然有一天，从上头传来讯息，说是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提到，《金瓶梅》虽有许多淫秽之处，但是从中可以看到16世纪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广阔图景，看到官场，看到生意人。主席觉得该书可以作为内部读物来重印。此书不但可以供专家教授看，也可以让一些高干包括军队干部看，开开眼界。关于此事，曾经在人文社担任过副社长的许觉民同志告诉我三条：“①传达毛主席要印《金瓶梅》的指示，是王任叔在中宣部听的。王当时是社长，由他接受任务并部署影印工作。 　　②该书印数本定1000部。王任叔认为，此书在上海用珂版印，印一次不易，以后很难再印，不如印2000部。③发行范围有严格的限制。” 　　王任叔即作家巴人，曾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在人文社当社长是很有威望的。 　　谈到《金瓶梅》的发行，本社古典文学编审陈建根笑着对我说： 　　“该书发行手续特别严格，购者要有三个条件：一、年满45岁；二、已婚；三、省、军一级的高干或研究家。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 　　坐在一旁，曾任本社副总编的秦顺新同志说：“那时，我替部队作家魏巍和杜烽一人买了一部。他们是作家，又是从老区来的，级别也不低，我还雇了一辆三轮车给他们送去呢！” 　　我对他们说：“《金瓶梅》影印本出版时，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 　　我听说中青社买了四五部。一部给社长朱语今；古典文学专家周振甫先生和资深编辑张羽各买一部；另外一部放在中青社资料室，谁也不能随便借阅。买书时还编了号，颇有几分神秘。但是我的耳朵长，谁买了《金瓶梅》，自有耳报神告知。” 　　说话就到了“文化大革命”。在人文社曾经给领导当过秘书的王之梁对我说：“‘文革’期间，红卫兵来造反，那时王任叔已经调离出版社，他们找到当时参与出版《金瓶梅》的副社长楼适夷，要他交待为什么出版这部大毒草。老作家兼翻译家楼适夷弯着腰，低着头，嗫嗫嚅嚅地说：“我有罪，这本书我们印多了！” 　　搞文学的人大都知道，中国的小说创作，过去在内容上基本是一些英雄传奇的故事、神仙鬼怪等等，只有《金瓶梅》才是由作家独立创作的写市民生活的长篇巨制。再说，我们影印这部书，是由于毛主席的指示，可是这些内情，能够跟那些十几岁的娃娃用三言两语讲请楚吗！所以，尽管七斗八斗，楼副社长总是避而不谈出版这部书有什么罪。 　　我接着要讲经过本社整理出版的那部《金瓶梅词话》了。我找到负责校点该书的戴鸿森同志。社长韦君宜曾说过，老戴是《金瓶梅》的专家。我知道他对潘金莲、李瓶儿、春梅、西门庆、陈经济的故事极熟，我想引他讲一些他当年校点该书的趣话。我是老广，老戴是江浙人，我用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遍话“呢个呢个”问他，老戴则讲一口道地的吴语。他“啥个啥个”地讲了起来。 　　大概在我们出版那部线装本的《金瓶梅》以后，毛主席可能觉得其中秽亵之处较多，只能作为内部读物。应该另外出版一部经过整理的《金瓶梅》，以便较多的读者能够读到这本书。不知在一个什么场合，他曾经跟周扬讲过这件事。周那时是中宣部的副部长，又是文化部的常务副部长，整天忙叨叨的。主席那次讲话，周扬并没有当作交代的任务去抓紧进行或者思想上也有顾虑。过了一年多，大概在60年代初，毛主席问周扬，《金瓶梅》的整理本弄完了吗，什么时候能够出版。周扬这才紧张起来，回来以后，他马上派中宣部出版处长包之静到人文社，要我们马上组织人力，尽快出版排印本《金瓶梅》。 　　“呢个呢个”我这时插话说，“为了适应不同读者的需要，一部古典名著可以出版整理本、删节本或者改写本，这在我国是早有先例的，在解放以前，开明书店就出版过经过茅盾先生删节的《红楼梦》、经过周振甫先生节选的《三国演义》，称为洁本。《世界文库》曾连载过郑振铎标点、删节本《金瓶梅》。30年代在上海，也出版过施蛰存的标点本《金瓶梅》……” 　　戴鸿森同志接着告诉我说：“1961年周扬通过包之静向人文社交代这一任务，十万火急似的，要求很快完成。社领导与室领导相商，决定约请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左恭负责整理工作，同时指派周绍良、杜维沫、戴鸿森三人，专职审处左恭的整理稿本。 　　大约只三五个月，稿子便交来了。大家觉得他那种纯任己意删削、改写、不作说明的做法问题太多，怕行不通。于是，集体反复商讨，嘱戴鸿森单拟一整理方案，领导定稿后，打印若干份，征求几位权威人士意见，如齐燕铭、金灿然、王于野、吴晗等，他们都很快有了口头回应，表示可以。记得只吴晗同志有书面回函，表示支持和鼓励。 　　这样，社方再与左恭商谈，告诉他征求意见情况，送他那份整理方案，退还所交前半部稿子。左当时极表高兴，一诺无辞，同意据此方案，从头重行整理。 　　1962年下半年起，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先是“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接着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了1963年，又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文艺团体将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 　　等等，古典室日常业务趋于停滞、观望，无人胆敢再去过问有“淫书” 　　恶名的《金瓶梅》的整理出版事宜了。估计此时左恭也已放下此事，两边不加问闻。直至“文化大革命”告终，劫后重理前事，方知左恭久已家破人亡，资料、初稿均无下落，连拿到那个方案后他做过些什么没有，也一无所知。所以“文革”以后，我们只得自己另起炉灶。 　　“本来我们这次校点是约请张友鸾先生承担的，他的条件之一是要我当他的助手。整理了几回以后，因为他手头上还有另一部稿子，分不开身了，打了退堂鼓。啥个啥个只好由我独立完成了。” 　　戴老先生的江浙话，我这个老广只听懂七八成。看着他讲得累了，我接着说，您老先生校点的《金瓶梅词话》在该书的校点说明上已经讲明，“我们的愿望是试图提供这样一个《金瓶梅词话》的整理本。 　　既方便于一般文艺工作者、古典文学爱好者的浏览、借鉴，也可以供研究工作者的取资基本上不致有失真之憾。”您是从校勘、标点，删节三个方面来做这个工作的。正像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所说：“好在我们如果除去了那秽亵的描写，《金瓶梅》仍是不失为一部最伟大的名著，也许‘瑕’去而‘瑜’更显。我们很希望有那样一部删节本的金瓶梅出来。”您校点的这本书我不但买了一套，而且细细读过，确是达到了郑振铎先生所提的要求，瑕去而瑜更显了。 　　而此书排校之认真，校对之精细，真真达到上乘之水平。人文社真不愧是名牌出版社。 　　我在上面只写到《金瓶梅》的整理，在这里我还应该再讲几句韦君宜社长在公开出版此书时的功绩。在改革开放之初，她有胆有识地一边在当时的出版总署呼吁，请上级批准公开出版本书；在社内，她又安排人力物力，为此书的出版作充分的准备。我们全社同志在背地里曾经亲昵地称之为“韦老太”的社长韦君宜同志，真是功不可没。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金瓶梅词话》两种版本的出版，皆与毛泽东同志有关。前一种影印本出版时，毛主席曾经亲自见到过；后一种出书时，事隔28年，主席已经过世了。读者们真应该感谢毛主席的真知灼见。

徐迅雷：秋水堂主与金瓶梅——读《秋水堂论金瓶梅》 　 　　金瓶梅似乎已经很遥远了——我说的不是那书，而是关于金瓶梅的书事。很长时间没有关于金瓶梅的什么新闻了。倒是远在美国波士顿的秋水堂，瞬间就把金瓶梅的时空拉得这么近——因为秋水堂主刚刚在国内出了一本《秋水堂论金瓶梅》。 　　秋水堂主笔名是宇文秋水，本名就是田晓菲。这个５岁开始就写得一手好诗的天津小女孩，她孩提时代的诗集上我的书架似乎还是昨天的事情，今天她就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师了。这样的人生经历让谁见了都要眨巴眨巴眼睛：１４岁被北京大学破格录取，１９８９年毕业，１９９１年在美国得了英国文学硕士学位，１９９８年成为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丈夫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的特级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比较文学研究，洋名是斯蒂芬·欧文，中文名字是宇文所安。 　　鲁迅先生当年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说，《金瓶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秋水堂主田晓菲在她的《秋水堂论金瓶梅》中，更是将《金瓶梅》的价值列为《红楼梦》之右，认为“归根结底，《红楼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俗小说’，而《金瓶梅》才是属于文人的”；“《金瓶梅》里的人物，男男女女，林林总总，我个个都爱——因为他们都是文字里面的人物，是写得花团锦簇的文字里面的人物，是生龙活虎的人物”。 　　田晓菲对《金瓶梅》的爱是“成人之爱”，因为她小时候的最爱是《红楼梦》，不知读过多少遍了，甚至成为了彻底的“红迷”，而读《金瓶梅》还是她２３岁那年在哈佛读书时“为了准备博士资格考试而勉强为之的”，直到五年之后，她重新开始读这部奇书，“当读到最后一页，掩卷而起的时候，竟觉得《金瓶梅》实在比《红楼梦》更好”。这真是“缘分天注定”，人长大了，缘分的果实也成熟了。 　　是什么击中了成人田晓菲的心，使她重新完全认识了一个至爱的崭新的金瓶？这支击中灵魂的箭是：慈悲。 　　田晓菲说，“金瓶的作者是菩萨，他要求我们读者，也能成为菩萨……我请读者不要被皮相所蒙蔽，以为作者安排金莲被杀，瓶儿病死，春梅淫亡，是对这些女子作文字的惩罚：我们要看他笔下流露的深深的哀怜。”田晓菲的丈夫在序言里则说得更明确：“秋水的论《金瓶梅》，要我们读者看到绣像本的慈悲。与其说这是一种属于道德教诲的慈悲，毋宁说这是一种属于文学的慈悲。即使是那些最堕落的角色，也被赋予了一种诗意的人情；没有一个角色具备非人的完美，给我们提供绝对判断的标准。”正是这些人物在瞬间人性的闪现，让秋水堂主超越了一般的判断，“走向一种处于慈悲之边缘的同情”；正是今人在本质上与古人是一样的，所以田晓菲在洞彻之后非常平静地说：“我以为《金瓶梅》里的男男女女是存在于任何时代的，不必一定穿着明朝或宋朝的衣服……我们的生活中，原本不缺少西门庆，蔡太师，应伯爵，李瓶儿，庞春梅，潘金莲。他们鲜衣亮衫地活跃在中国的土地上，出没于香港与纽约的豪华酒店。我曾经亲眼见到过他们。” 　　评论《金瓶梅》的灵魂问题解决了之后，形式就很简单了：《秋水堂论金瓶梅》的目录就是《金瓶梅》的目录，只是绣像本与词话本两套一百回的标题叠加在一起———这是比较文学分析方法的自觉渗透。在秋水堂主看来，绣像本更加本质。前言中就两个版本异同的分析一节，日前刚刚见到以《世间两部金瓶梅》为题，刊于《读书》２００２年第１２期上。 　　《秋水堂论金瓶梅》刊用了田晓菲的一帧彩照，头戴博士帽，阳光从侧面打在脸上，美丽异常。正是这样的美丽女子，以她美丽的心灵和美丽的笔触，写下了她所知所感的美丽的《金瓶梅》。这样的《金瓶梅》，不禁让我想起她曾经写下的一首咏物诗———《古镜记》： 　　这是一面暧昧的古镜／明亮的花纹／曾经穿行此中，逐渐暗淡／逐渐泯灭，逐渐／归于黝黑的青铜／然而，如果拂去流尘，依然可以／窥见盘踞的蛟龙／古镜的悲哀／是无法拒绝／无论广笑———还是那一缕哀怨的烟视———／它只能收容／在许多寂寞的朝代里／它守候着她的守候……

田晓菲：漫卷红罗——写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之后 　 　　《秋水堂论金瓶梅》简介：与就连不更世事的少男少女也能够爱不释手的《红楼梦》相反，《金瓶梅》是完全意义上的“成人小说”：读者必须有健壮的脾胃，健全的精神，成熟的头脑，才能够真正欣赏与理解《金瓶梅》，能够直面其中因为极端写实而格外惊心动魄的暴力——无论是语言的，是身体的，还是感情的。《金瓶梅》里面的生与旦，往往充满惊心动魄的明与暗，他们需要的，不是一般读者所习惯给予的泾渭分明的价值判断，甚至不是同情，而是强有力的理解与慈悲。《金瓶梅》直接进入人性深不可测的部分，揭示人心的复杂而毫无伤感与滥情，虽然它描写的物质生活并没有代表性，但是这部书所呈现的感情真实却常常因为太真切与深刻，而能够令许多心软的、善良的或者纯一浪漫的读者难以卒读。在不同版本所带来的巨大差异方面，《金瓶梅》也极为独特：虽然绣像本和词话本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已经进入现代的明清中国出版市场所造成的，但这种差异对于我们思考文本本身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许，我们只有在一个后现代的文化语境里，才能充分了解这种差异。作者已经死了，我们不能够、也没有必要追寻“原本”。正因为这部小说如此强有力，如此令人不安，它才会被引入不同的方向。秋水堂主采用了比较文学的分析方法，将《金瓶梅》两大版本——绣像本和词话本——从第一回到第一百回合细细对照解读，通过对当中差异的思考，要我们看到《金瓶梅》绣像本的慈悲，看到也许是《金瓶梅》最斑斓璀璨的一面。 　　刚刚写完一部书的感觉，好像失恋：不甘心这么就完了，怎奈万般不由人。 　　《金瓶梅》里面卜龟儿卦的老婆子，对李瓶儿说：奶奶尽好匹红罗，只可惜尺头短些。这样宛转的比喻，我很是喜欢。但是红罗无休无尽，也未免惹人嫌，除非家里是开布店的，像盂玉楼的第一任丈夫那样。 　　《金瓶梅》里面的人物，男男女女，林林总总，我个个都爱——因为他们都是文字里面的人物，是写得花团锦簇的文字里面的人物，是生龙活虎的人物。这样的人物，我知道倘使在现实世界里面和他们遇见，打起交道来，我是一定要吃亏的。现在，他们被拘限在书里，在我从小便熟悉的文字里，我可以爱得安心。 　　而且，现实生活诱人归诱人，却是混乱无序，万分无奈的。我并非悲观主义者，我其实相信只要人诚心地、坚持地祈求，是会得到的；然而，我也知道，那得到的方式、过程与结果，却往往是“出乎意表之外”的。 　　但是在小说里就不同。一部好的小说，从开头第一个字到结尾最后一个字，犹如一匹红罗上的花样，是精心安排的。金瓶里面的人物结局再凄厉，也有一种对称的、均匀的美感，好比一匹翠蓝四季团花喜相逢缎子，缎子上的花样，因为是绣出来的，折枝也罢，缠枝也罢，总之是美丽的，使人伤感，却不悲痛的。 　　我从来不愿意买花插瓶，家里有鲜花的时候，往往是朋友送的（虽然看了下面文字的朋友，大概也断不肯再送我花了吧）。因为，姹紫嫣红的时候，固然是热闹惬意的，但是枯萎凋谢的时候，却拿它怎么办呢？学林黛玉葬花罢，也太肉麻了些；说来惭愧，只有把它扔进垃圾桶了事。我因此不愿买它，不愿插它，不愿想它凋残之后的命运——唐诗不是说“化做春泥更护花”么，但这也是只限于文字的美，因为现实中的春泥，是令人难堪的。 　　像金莲死于武松的刀下，瓶儿死于缠绵的恶疾，两个美色佳人，死得如此血腥恶秽，就是在文字中看到，也是惊心动魄的，更哪堪在现实中亲眼目睹呢。 　　我常常记得，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位教中国文学史的老师，在课堂上，皱着眉头，用了十分悲哀无奈的调子，说：金瓶梅，是镇日家锁在柜子里面的，因为，孩子还小啊。话甫出口，全体学生哄堂大笑了。 　　那时，我早已看过《红楼梦》不知多少遍，却没有好好地看过一遍《金瓶梅》。不是家里没有或者父母把它锁起来（何况我是最善于找到父母藏起来的书柜钥匙的），而是根本懒得看：打开一翻，真个满纸“老婆舌头”而已，而那些被人们神秘化的记述做爱的段落，没有一点点罗曼蒂克，在一个追求浪漫、充满理想的少年人眼中，无异罗刹海市——虽然不是《金瓶梅》，而是有些人们对待它的态度，令我觉得真正的污秽和厌倦。 　　如今，10年过去了，我也已接近而立之年，也成了大学老师了。两年前的一个夏天，在备课、做自己的专业研究之余，我打开一套《绣像本金瓶梅》消遣，却没有想到，从此，我爱上金瓶。 　　金瓶是“成人小说”。三X级的，这没有错。亦有很多大概投合不少日本男子脾胃的性虐狂描写。但我说金瓶乃“成人小说”，却并不是因为它描写做爱之坦率，而是因为它要求我们慈悲。 　　这种慈悲，一心追求纯洁与完美的少男少女是很难理解，或者几乎不可能想象的，M因为慈悲的对象不是浪漫如曼弗雷德（拜仑笔下的悲剧英雄）的人物，而是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陈敬济，甚至，那委琐吝啬的吴月娘。堂璜那样的浪子，还有其颓废的魅力，然而西门庆只是一个靠了做生意起家、官商勾结类型的俗人而已。 　　现下的金瓶版本，多是洁本，想是为了“孩子还小”起见，否则也就是太看不起大众读者。然而用禅宗的眼光看来，那心中有洁污之分者，还是被所谓的污秽所束缚的。其实一部金瓶，不过饮食男女，人类从古到今，日夜所从事着的。这又有什么污秽可言呢。 　　如果抛掉自欺，哪一个女人，没有一点潘金莲、李瓶儿、吴月娘、盂玉楼或者庞春梅的影子？而今的时代，原也不少西门庆——得了利还想要权与名，被嘲为粗俗、但也不乏实在（在女人的面前与眼里）与憨傻的男人；更不少陈敬济，那生长在锦绣丛中、父母的溺爱里、混账而其实天真的青年。 　　人们往往不喜欢金瓶后半部，觉得西门庆死了，小说变得苍白，似乎作者忽然失去了兴趣，过于匆忙地收尾。其实我想，真正的缘故，大概还是因为很少人耐得住小说后半扑面而来的灰尘与凄凉。小说有70回，都是发生在西门庆的宅院之内，一个受到保护的天地；从79回之后，我们看到一个广大而灰暗的世界，有的是乞丐头、泼皮、役夫、私窠子。小说中写李瓶儿做爱喜欢“倒插花”，然而倒插在瓶中的花，它岂不是白白地娇艳芬芳了吗。瓶儿的先夫名叫花子虚，花既然是“虚”，瓶儿终究还是空空如也。金瓶的作者，很喜欢弄这些文字的花巧，他写一部花好月圆的书，最后才给我们看原来不过是些镜花水月而已。 　　又有人说：金瓶没有情，只有欲。没有精神，只有肉体。这是很大的误解。是的，金瓶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有反省自己的自知自觉，这没有错；但是，小说人物缺乏自省，不等于作者缺乏自省，不等于文本没有传达自省的信息。金瓶的肉体与灵魂，不是基督教，而是佛教的肉体与灵魂。金瓶的作者是菩萨，他要求我们读者，也能够成为菩萨。 　　据说，观音大士曾经化身为一个美妓，凡有来客，无不接纳，而一切男子，与她交接之后，欲心顿歇。一日无疾而终，里人为之买棺下葬。有一胡僧路过坟墓，合掌道：“善哉。善哉。”旁人见了笑道：“师父错了，这里埋的是一个娼妓呢。”胡僧道：“你们哪里知道，这是观音见世人欲心太盛、化身度世的。倘若不信，可以开棺验看。”人们打开坟墓，发现尸骨已节节化为黄金。从此起庙礼拜，称之为“黄金锁子骨菩萨”。 　　这个故事，我一直很喜欢。其实这是一个很悲哀的故事：救度世人，看来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只能依靠美色与魔术。取得世人的虔信，也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只有把尸骨化做黄金。财与色，是《绣像本金瓶梅》最叹息于世人的地方，而就连观音大士，也只好仍然从财与色入手而已。 　　不过这个故事只提到超度男子，没有提到超度女人。欲心太重的女人怎么办呢，难道只好永远沉沦，或者祈祷来世化为男身么？这是我喜爱《金瓶梅》——特别是《绣像本金瓶梅》的又一重原因：它描写欲心强烈的男子，也描写欲心强烈的女人，而且，它对这样的女人，也是很慈悲的。我请读者不要被皮相所蒙蔽，误以为作者安排金莲被杀，瓶儿病死，春梅淫亡，是对这些女子作文字的惩罚：我们要看他笔下流露的深深的哀怜。 　　屡屡提到绣像本（也就是所谓的张竹坡评点本）——《金瓶梅》两大版本之一——是因为它与另一版本词话本，在艺术原则和思想框架方面十分不同。我写这部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这两种版本的比较。我以为，有清一代偏重绣像本，20世纪偏重“新发现“的词话本，这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现象，因为每种取舍都建筑在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上。此外，为什么我们往往根据词话本的“朴拙”、“冗长”就决定它一定是“原本”或至少更加接近“原本”，再由此寻找种种根据来证明这一预先假设好的前提，也似乎可以重新检视。这些探讨，多以比较文本的形式出现，是这本书的主旨之一。 　　但是，最初促使我动笔的，只是喜欢：就像恋爱中的人，或者一个母亲，喜欢絮絮地谈论自己的爱人，或者孩子，多么地好，多么地可爱。那些被迫聆听的朋友，未免要心烦；写书就没有这一层顾忌：读者看厌了，可以随时把书放下，不必怕得罪了人。 　　另一件事，想在此提到的，是金瓶所写的山东临清，正是我的原籍。在明朝的时候，临清“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是有名繁华的大码头。研究者们有人认为金瓶使用的是齐鲁方言，有人认为不是，个个证据凿凿，却也不能一一细辨。我只想说，我的父母，一鲁一豫，家乡相距不远，他们虽然因为从小远离故土，都只讲得一口南腔北调的普通话，但是时时会说出一些词语来，我向来以为是无字可书、也只隐约知道大意的，却往往在读《金瓶》时骤然看到，隔着迢迢时空，好像在茫茫人海中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令我又惊又喜一番。望着墙壁上祖父祖母的遗像，我常常想回临清，祭扫先人的坟墓，无奈还一直不能如愿。爱屋及乌，把追慕故乡的心意，曲曲折折地表达在对这部以山东为背景的明代巨著的论说里，这是我想告诉本书读者的，区区的一点私心。

葉芳君：從潘金蓮的性問題看當時社會的心理狀態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中國四大奇書之一的《金瓶梅》註1，是一本質和量都十分驚人的巨著，篇長凡八十萬字，對中國小說界的確有十分深遠的影響；因此，一直以來，不乏騷人雅客從各種的角度去探討這本小說的價值，和書中人物的性格，而直到去年當我決定以《金瓶梅》作為我的專題研究報告後，我盡可能地翻遍我所能找到的資料。我發現，雖然《金瓶梅》是人盡皆知的淫書，潘金蓮則是家喻戶曉的「淫婦」，但歷來學者們的研究卻都很少觸及這本小說真正的主題，也就是「性」的問題。只要看過《金瓶梅》的人都知道《金瓶梅》一書中對於「性事」的描寫，無所謂忌諱，甚至可說是十分露骨，其中書中就有許多諸如「瓢」註２、「棒槌」、「鞋」、「鑰匙」等「性象徵」的雙關語出現： 　　《金瓶梅》第七十二回提到： 　　「一日，月娘打點出，西門慶許多衣服汗衫小衣，教如意兒同韓嫂兒漿洗。不想這邊春梅也洗衣裳，使秋菊問他借棒槌。這如意兒正與迎春搥衣不與他。這金蓮正在房中炕上裹腳，忽然聽得，因懷著仇恨，尋不著頭由兒，便罵道：『淫賸D，怎的不與？你自家問他要去，不與，罵那淫婦不妨事。』這春梅一沖性子，就一陣風走來李瓶兒那邊，說道：『那個是外人也怎的，棒槌借使使就不與，如今這屋裡又鑽出個當家的來了？』 　　這段是在說，西門慶勾搭上如意兒，致使潘金蓮獨守空閨，所以，春梅代她到如意兒處借「棒槌」。此處的棒槌，其實是「男性性器」的象徵。 　　《金瓶梅》第二十八回提到： 　　「話說西門慶當晚歇宿在潘金蓮的房中不題。到次日，西門慶往外邊去了，婦人約飯時起來，換睡鞋，尋昨日腳上穿的那雙紅鞋，左來又去少一隻。…這敬濟註３把鞋褪在袖中，自己尋思：我幾次戲他，他口兒且是活，及到中間，又走了滾；不想天假其便，此鞋落在我手裡，今日我著實撩逗他一番，不怕他不上帳兒！陳敬濟袖著鞋，逕往潘金蓮房來。」 　　這段是描述潘金蓮丟了一隻鞋子，她四處找「鞋子」，結果鞋子在陳敬濟的手中，且由他拿來歸還。 　　《金瓶梅》第三十三回提到： 　　「那敬濟笑著，拿酒來剛呷了兩口。……說話之間，敬濟捏著鼻子，又挨了一鍾，趁金蓮眼錯，得手拿著衣服，往外一溜煙跑了。迎春道：『娘，你看姐夫，忘記鑰匙去了。』那金蓮取過來，坐在身底下，向李瓶兒道：『等他來尋，你每且不要說，等我奈何他一回兒，才與他。』潘姥姥道：『姊姊與他罷了，又奈何他怎的？』那陳敬濟走到舖子裡，袖內摸摸不見鑰匙，一直走到李瓶兒房裡尋。…..金蓮道：『你再吃一杯，蓋著臉兒好唱。』……敬濟唱道：『冤家，你不來，白悶了我一個月，……空把奴一腔子暖汁兒真心，倒與你只當作熱血！』……」 　　這段描述陳敬濟丟了一把鑰匙，他覺得是遺失在潘金蓮這兒，因此跑到她房裡尋找，從對話中，可看出陳敬濟的輕挑。 　　我們無法得知蘭陵笑笑生註４是有意還是無意地使用這些性象徵，但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他總是披露了一種「潛意識」的現象，並且「赤裸裸」地宣洩了「性」的欲望，這是無庸置疑的。所以，在《金瓶梅》的諸多人物中，選擇千古蕩婦的代表---潘金蓮，作為《金瓶梅》性問題的主要探索重點。 　　二、研究方法： 　　所採取的研究方法是資料分析法，就是將主題相關的資料加以比較、分析，稍加整編，加上自己的見解，以達到審視潘金蓮的性問題的「內在」層次的目的，並藉著金瓶梅一書中所批露，潘金蓮性問題的探討，更進一步了解當時社會的人，普遍的潛在心理現象。 　　三、研究的範圍和限制： 　　跳脫歷代對潘金蓮「表面」上的評價，嘗試攤開潘金蓮性問題的所有癥結，並盡可能對蘭陵笑笑生筆下的潘金蓮的整個「人格」作一深入的分析，進而提出我個人的溡姟Ｓ伸丁督鹌棵贰芬恢笔鞘飞项H富爭議的一本小說，基本上已是眾說紛紜，再加上中外各學者的研究，真是多得不勝枚舉，因此，在資料的蒐集上頗多困難，復以時間有限，對於所蒐集到的資料無法詳盡瞭解，就匆促成篇，因此其中必定存有許多盲點，如有不完美的立論及不成熟的見解，敬請不吝賜教。 　　貳、金瓶梅的相關研究 　　金瓶梅的書名由來及其意義： 　　一般人的認知裡都認為《金瓶梅》，無疑地分別是摘取了書中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三個人名字中的一個字而成，但其實這樣的說法並不完善。因為《金瓶梅》一書所描寫的情節其實是以西門慶的一生為骨幹，也就說西門慶才是金瓶梅真正的中心人物，至於為何不直接以西門慶來命名，顧公燮提出了「金瓶梅的命名，因受作者『見金瓶中供梅』而啟發」註５的看法，的確是一個有意義的見解，依此我們可以在書上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金瓶梅》第十回「義士充配孟州道 妻妾玩賞芙蓉亭」： 　　「於是家中吩咐家人來旺、來保、來興兒，收拾打掃後花園，芙蓉亭乾淨，鋪設圍屏，掛起鍘ぃ才啪葡R整。....但見：香焚寶鼎，花插金瓶；器列象州之古玩，廉開合浦之明珠。」 　　作者寫到西門慶的宴席上，有花插金瓶的擺設。 　　《金瓶梅》第六十七回「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 　　「冬月間，西門慶只在藏春閣書房中坐，那裡燒下地爐暖炕，....，各色菊花，清清瘦竹，翠翠幽蘭，裡面筆硯琴梅，琴書灑洒。」 　　這一段描寫的是西門慶的書房藏春閣，有筆硯瓶梅的擺設。 　　《金瓶梅》第六十八回「應伯爵戲？玉臂 玳安兒密訪蜂媒」 　　「不一時收拾果品案酒上來，正面放兩張桌席，西門慶獨自　　　　　一席，...，端的餚堆異品，花插金瓶，鄭奉、鄭春在旁談唱。」 　　這一段描寫的是西門慶常去的鄭家妓院的擺設。 　　《金瓶梅》第七十一回「李瓶兒何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 　　「原來何千戶盛陳酒筵，在家等候。進入廳上，但見獸炭焚　　　　　燒，金爐香藹正中獨設一席，下邊一席相陪，旁邊東首又設一席，皆盤堆異果，花插金瓶。」 　　所描寫的東京千戶家裡的宴席上也都有「花插金瓶」。 　　《金瓶梅》第七十二回「潘金蓮毆打如意兒 王三官義拜西門慶」中，寫到西門慶的書房貼的一幅對聯：「瓶梅香筆硯，窗雪冷琴書。」 　　《金瓶梅》第七十六回「春梅姐嬌撒西門慶 書童兒哭躲溫葵軒」： 「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樂工散了，因見天色尚早，吩咐桌席休動，....，抬出梅花來，放在兩邊桌上，賞梅飲酒。」 　　因此，由這一再出現的「金瓶」、「瓶梅」描寫，我們可推論出，應該跟書名有些許的關聯吧！ 　　二、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和社會背景： 　　小說在過去的時代裡，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尤其是「猥褻」的作品。因此小說的作者姓名往往因不敢署名，而致埋沒不彰。更有若干小說家不但不敢署名，還故意混淆書中的史實，極力避免含有時代性的敘述，使人不能捉摸此一作品的著作時代。《金瓶梅》就是這樣一個作品。 　　但是，一個作家要故意避免含有時代性的記敘，雖不是不可能，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他不能離開他的時代，不能離開他的現實生活，無論他如何地避免，在對話或是一件事情的敘述中，多少總會帶有那時代的意識。即使他所敘述的是假托古代的題材，無意中也一定多少會流露出那個時代的現實生活。 　　《金瓶梅》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所集中描寫的是作者所處年代的市井社會的奢靡淫蕩的生活。它細緻生動的白描技術和汪洋恣肆的氣勢，在未有刻本以前，以為當時的文人學士所歎賞驚詫。但因為作者敢對性生活作無忌憚的大膽敘述，使得社會上一些「假道學」先生感覺到逼脅而予以擯斥，但卻又不得不佩服它在藝術上的成就。因此，今天我們要研究《金瓶梅》這部書的社會背景，就不能不先研究其時代背景。 　　根據較早的《金瓶梅詞話》刻本，我們應該多少可以瞭解這部著作的時代與社會背景。 　　《金瓶梅詞話》第七回有這樣一段對話： 　　「張四道：『我見此人有些行止欠端，在外眠花宿柳，又裡虛外實，少人家債負，只怕坑陷了你！』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就外邊胡行亂走，奴婦人家只管得三層門內，管不得那許多三層門外的事，莫不成日跟著他走不成！常言道：世上錢財倘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緊著起來，朝廷爺一時沒有錢使，還問太僕寺支馬價銀子來使。休說買賣人家，誰肯把錢放在家裡！各人裙帶上衣食，老人家倒不消這樣費心。』」 　　由這段話的敘述我們可以知道，《金瓶梅》這本著作的時代可能是在明朝中葉的時候。蓋朝廷向太僕寺借銀子用，是明代中葉以後的事註６。 　　《金瓶梅詞話》第八回： 　　「如今武大以百日來到，大娘子請上幾個和尚，把這靈牌子燒了，趁武二未到家，大官人一頂轎子，娶了家去，等武二那廝回來，我自有話說，他敢怎的！……西門慶拿了數兩散碎銀錢，來到婦人家。叫王婆往報恩寺請了六個僧，在家做水陸超渡武大，晚夕除靈，道人五更頭裡，就挑了經擔來，鋪陳道場，懸掛佛像。」 　　《金瓶梅詞話》第六十五回： 　　「話休饒舌，道李瓶兒三七，有門外永福寺道堅長老，領十六眾上堂僧來念經，穿雲弭卖模鳉潮R帽，大鈸大鼓，甚是整齊。十月初八日是四七，請西門外寶慶寺眾僧，諷誦大懺經文。」 　　這兩段所說的是辦喪事時，延請和尚作醮追薦。 　　從這幾段敘述，我們可以發現，《金瓶梅》中關於佛教流行的敘述甚多，全書充滿因果報應的氣味。雖然也有一些關於道教的記載： 　　《金瓶梅詞話》第六十二回： 　　「正說話間，只見琴童吩咐房中收拾，焚下香，五岳觀請了潘法官來了。月娘一面看著，教丫頭收拾房中乾淨，伺候淨茶淨水，焚下百合真香。月娘與眾婦女，都藏在那邊床屋裡聽觀。不一時，只見西門慶領了那潘道士進來，潘道士進入角門，剛轉過影壁，將走到李瓶兒房窗廊臺基下，那道士往後退訖兩步，似有呵叱之狀。默語數四，方才左右揭廉，進入房中，向病塌而坐。……」（此段描寫的是道士為李瓶兒解禳）。 　　但嚴格說起來，仍是以佛教因果輪迴、天堂地獄的思想作主幹的。而這樣的情形提供了我們一個重要的訊息，那就是「佛教的盛行」。可想而知，《金瓶梅》的成書時代，必定是一個佛教極為盛行的時代，否則《金瓶梅》一書中，絕不可能捏造得出一個佛教如此盛行的社會。 　　《金瓶梅詞話》第三十一回，西門慶宴客一段： 　　「話說中間，忽報劉公公薛公公來了。慌的西門慶穿上衣，儀門迎接。兩位內相坐四人轎，穿過肩莽，纓鎗隊喝道而至。西門慶先讓至大廳上拜見敘禮，接茶。落後周守備荊都監廈提刑等武官，都是謇C服，藤棍大扇，軍牢喝道，僚椽跟隨，須臾都到了門口，黑壓壓的許多伺候，面鼓樂喧天，笙蕭迭奏。上坐遞酒之時，劉薛兩內相相見。廳正面設十二張桌席都是幗拴鍘Вú褰鹌浚郎蠑[著簇盤定勝，地下舖著逖P繡毬。西門慶先把盞讓坐次，劉薛二內相再三讓遜：『還有列為大人』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齒德俱尊。常言　　　　　三歲內宦，居於王公之上，這個自然首座，何消泛講。』彼此遜讓了一回。薛內相道：『劉哥，既是列為不首，難為東家，咱坐了罷。』」 　　由此段內容可看出，當時宦官聲勢的顯赫。可見，當時必定是宦官極為得勢的時代。 　　《金瓶梅》是一部現實主義小說，他抓住社會的一角，以批判的筆法，暴露當時商人階級結合官僚勢力的醜陋生活。由一個破落戶而土豪、鄉紳而官僚的逐步發展，通過西門慶的社會聯繫，告訴我們當時封建統治階級的醜陋面貌，而在《金瓶梅》書中描寫市井生活的同時，也可以充分的告訴 我們那時農村經濟的衰退和崩潰。 　　《金瓶梅詞話》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道：『爹既是許了，你拜謝拜謝兒，南首趙嫂兒家有個十三歲的孩子，我明日領來與你看，也是一個小人家的親養孩兒來，他老子是個巡捕的軍，因倒死了馬，少樁頭銀子，怕守備那裡打，把孩子賣了，只要四兩銀子，叫爹替你買下吧！』」 　　這一段文字寫的是，在西門慶所代表的富商階層之下的農民所過的生活，可見他們的生活的確很困苦，為了生存下去，甚至有賣兒鬻女的情況發生。 　　《金瓶梅詞話》第五十八回： 　　「西門慶較陳經濟註７後邊討五十兩銀子來，令書童寫了一封書，使了印色，差一名節級，明日早起身，一同去下與你鈔關上錢老爹，叫他過稅之時，青木一二。」 　　《金瓶梅詞話》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聽見家中卸貨，吃了幾鍾酒，約掌燈以後就來家。韓夥計等著見了，在聽上坐的，悉把前後往回事，說了一遍，西門慶因問錢老爹書下了，也見些分上不曾？韓道國道：『全是錢老爹這封書，十車貨少使了許多稅錢，小人把鍛箱兩箱並一箱，三停只報兩停，都當茶葉馬牙香，櫃上稅過來了。通共十大車，只納了三十兩五錢鈔銀子，老爹接了報單也沒差巡補攔下來查點，就把車喝過來了。』西門慶聽言，滿口歡喜，因說：『到明日少不得重重買一份禮，謝那錢老爹。』」 　　從這兩段文字，可以看出，西門慶勾結官宦的情形。 　　《金瓶梅詞話》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道：『爹既是許了，你拜謝拜謝兒，南首趙嫂兒家有個十三歲的孩子，我明日領來與你看，也是一個小人家的親養孩兒來，他老子是個巡捕的軍，因倒死了馬，少樁頭銀子，怕守備那裡打，把孩子賣了，只要四兩銀子，叫爹替你買下吧！』」 　　這一段文字寫的是，在西門慶所代表的富商階層之下的農民所過的生活，可見他們的生活的確很困苦，為了生存下去，甚至有賣兒鬻女的情況發生。 　　綜合以上各點舉例和敘述，我們不難體會，在這樣一個官商勾結的年代，這樣的一個貧富差距如此大的社會，為何會有《金瓶梅》的產生了。 　　參、慾望海裡載浮載沉? 潘金蓮的情與欲 　　一、從潘金蓮的身世探究其內在人格的形成： 　　潘金蓮的出身不高，根據《金瓶梅》書中的描述： 　　《金瓶梅》第一回「西門慶熱結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這潘金蓮卻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他父親死了，做娘的度日不過，從九歲賣在王招宣府裡，學習彈唱，閒常又教他讀書寫字。他本性機變伶俐，不過十二三，就會描眉畫眼，傅粉施朱，品竹彈絲，女工針指，知書識字。梳一個纏髻兒，著一件扣身衫子，做張做勢、喬模喬樣。到十五歲的時節，王招宣死了，潘媽媽爭將出來，三十兩銀子轉賣與張大戶家......長成一十八歲出落的臉櫬桃花，眉彎新月，張大　　　　　戶收做妾了。」 　　「不料，不到半年，張大戶便得了重病；主家婆恐為金蓮所蠱惑，將金蓮百般苦打。大戶知道不容，卻賭氣倒賠房奩，要尋嫁得一個相當的人家。大戶家下人，都說武大忠厚，現無妻子，又住著宅內房兒，堪可與他。這大戶早晚還要看覷此女，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的嫁與他為妻。這武大自 從娶了金蓮，大戶甚是看顧他，若武大沒本錢做炊餅，大戶私與他銀兩。其實這金蓮仍是大戶的外室，不過叫武大應個名罷了。」 　　由此可見，潘金蓮實在是一個不幸的女人，從小就被人賣來賣去的並未照著自己的意思做過什麼事，她的性格中也一直無機會培養「自尊」。另外她從小就被人任意當作洩慾的工具，偏偏她周圍的男人都沒有保護她的能力，像張大戶雖然佔用了她，但老婆一吵，就把她「嫁」給別人，而武大因為常得張大戶的金錢接濟，所以面對張大戶和自己老婆的之間的偷情，也只能視而不見，所以就算潘金蓮真的有什麼貞節的觀念，大概也是敵不過張大戶的勢力和武大軟腳蝦的壓力了；更何況潘金蓮的外表出色，會琵琶也會刺繡，下嫁武大也的確是委屈了她，像這樣的情形，實在也不難想像，為什麼潘金蓮的不忠了。 　　二、一生美麗只為沉淪? 潘金蓮的本性： 　　每個人的心理都有一個道德的尺規，不管外在的環境如何地誘惑，只要本性堅持，應該不至於輕易受外來因素的誘惑，偏偏潘金蓮的本性就是對「性」特別有興趣： 　　在《金瓶梅》第二十九回「吳神仙長畫推冰鑒 潘金蓮暑下浴蘭湯」中提到： 　　吳神仙看了潘金蓮的相後，說：「這位娘子，髮濃鬢重，光斜視以多淫，臉媚眉彎，身不搖而自顫；面上黑痣，必主刑夫；卜中短促，終須壽夭。舉止輕浮惟好淫，眼如點漆壞人倫，月下星前長不足，雖居大廈少安心。」 　　在中國人的觀念裡，相格暗示著本性，所以根據《金瓶梅》一書中對潘金蓮的描述，潘金蓮是本來就好色的，這種本性是與生俱來的，如此說來，潘金蓮的「淫婦」角色可說是注定好的，套用一句現代人常說的話，就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造就了潘金蓮不健全的性觀念。 　　三、潘金蓮的性態度： 　　狂放的性慾和放縱的性態度，為潘金蓮提供了淫婦的心理造型。 　　《金瓶梅》第八十五回「吳月娘識破奸情 春梅姐不垂別淚」： 　　「兩個隔別約一月不得見面，婦人獨自那邊，捱一日似三秋，盼一宵如半夏，怎禁這空房寂靜！」 　　「金蓮正放桌兒吃粥，春梅見婦人悶悶不樂，說道：『娘，您老人家也要少憂心，是非有無，隨人說去！如今爹也沒了，大娘他養出個墓生兒來，莫不也是來路不明？他也難管你我暗地的事，妳把心放開，料天塌了，還有撐天大漢哩，人生在世，且風流了一日是一日！』於是篩上酒來，遞一鍾與婦人說：『娘且吃一杯兒暖酒，解解愁悶。』因見階下兩隻犬兒戲在一處，說道：『畜生尚有如此之樂，何況人兒反不如此乎？』正飲酒，只見薛嫂兒來到，與金蓮道個萬福，又與春梅拜了拜，笑道：『你娘兒們好受用。』因觀二犬戲在一起，又笑道：『你家好祥瑞！你娘兒每看著怎不解悶？』」 　　此段在描述西門慶死後，潘金蓮勾搭上女婿陳敬濟，但不久即因東窗事發而被拆散，潘金蓮因此而苦悶的心情。 　　這一段引述，對潘金蓮的性態度，其實已經作了一個明顯的交代。我們可明顯地看出，潘金蓮的性態度，基本上看得出是一種「放縱獸性本能，及時行樂」看法；說白一點，就是潘金蓮根本不能沒有男人，她需要男人但又一點也不愛男人；她和西門慶一樣，見異性而起慾念。但不同的地方在　　　　於，西門慶還有感情；而潘金蓮確是純粹的肉慾。她對人世間卻缺乏愛心，這一點著實令人感到驚訝。可悲的是，當他在慾望海裡浮浮沉沉的同時，卻不知道，抓住「愛」這塊浮木。其實「愛」才是真正救贖的力量。而她卻輕易地撇除愛，選擇了慾，也因此，她最後死得也最慘。 　　肆、從潘金蓮的性問題分析當時的社會心理狀況一、原我超我註８、情慾與禮教的衝突： 　　一個人赤裸的性慾是依「快樂原則」而行事的「原我」註９，而它必須受到依「現實原則」而行事的「自我」註10 來引導約束；與依「道德原則」而行事的「超我」註11的節制控制。潘金蓮的「原我」自是生來就蓬勃無比，而她對於當時社會中所謂的「一夫多妻」、「男尊女卑」的觀念也有所體認，所以，在無法獨佔西門慶的情況下，潘金蓮只有使出本事來拴住西門慶的心，在這一方面，潘金蓮所使出的本事，不外乎就是在床笫之事方面盡心盡力。然而在金瓶梅這樣的古典小說之中，很難看到有關書中主角內心衝突的描述，自然而然也就找不到潘金蓮對她自己的行為有可能會產生的「罪惡感」或「反省」之類的相關描述，由此看來，「禮教」與「道德」對她而言，很明顯地，根本起不了作用。 　　《金瓶梅》第七十六回「春梅姐嬌撒西門慶 書童兒哭躲溫葵軒」裡有這樣一段敘述： 　　「西門慶告訴，今日問理好幾樁事情。因望著金蓮說：『昨日　　　　　王媽媽來說，何九那兄弟，今日我已開除來放了；....。又是一起姦情事，是丈母養女婿的；那女婿不上二十多歲，....；這周氏年小，守不得，就與這女婿暗暗通姦；後因為責使女，被使女傳於兩鄰，才首告官。今日取了供招，....，兩個都是絞罪』！潘金蓮道：『要著我，把學舌的奴財，打的爛糟糟的，問他個死罪也不多！....』....」 　　《金瓶梅》第八十三回「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簡傳芳訊」 「卻說秋菊在那邊屋裡，夜聽見這邊房裡，恰似有男子聲音說話，....，打窗眼裡看見一人，披著紅臥單，從房中出去了，恰似陳姐夫一般。『原來夜夜與我娘睡，我娘自來人前會撇清，乾淨暗裡養著女婿！』次日，....，就如此這般，對小玉說。不想小玉和春梅好。....，這春梅歸房，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娘不打與你這奴才幾下，教他騙口張舌，葬送主子！』金蓮聽了，大怒，，於是拿棍子，向他脊背上儘力狠抽了三十下，打得秋菊殺豬也似叫，身上都破了。」 　　這段是敘述西門慶從衙門回來，說他審了一個「丈母養女婿」的案子，兩人的姦情因侍女傳於四鄰而暴露，結果丈母和女婿招了供，而被判了絞罪。此時也正在「養女婿」的潘金蓮，竟臉不紅、氣不喘地說應將告那密「學舌的奴才打的爛糟糟，問他了死罪」。日後在西門慶死後，侍女果真把潘金蓮與陳經濟的姦情向吳月娘密告，結果，不但不被相信，反而被打得「爛糟糟」。可見當時社會「原我」氣燄的高張和「超我」的懦弱昏庸了。 　　換句話說，在當時的社會中，不緊個人層面的「超我」? 自我道德約束出了問題，就連社會層面的「超我」? 法律與禮教也是漏洞百出，無法約束人慾的橫流。像吳月娘、孟玉樓等一夥婦女，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相對於潘金蓮的「好女人」，其實骨子裡也是整天無所事事、吃喝玩樂。 　　《金瓶梅》第七十四回 　　「只見西門慶扶著來安兒打著燈，就要往李瓶兒那邊走，看見潘金蓮在門首立著，拉著手進了房來。那來安兒便往上房交鍾筋。月娘只說西門慶進來，把申二姐、李桂姐、郁大姐，都打發往李嬌兒房裡去了。問來安道：『你爹來沒有？』來安道：『爹在五娘房裡不耐煩了。』月娘聽了，心內就有些惱，因向玉樓道：『你看，恁沒來頭的行貨子！……這兩日又浪風發了起來，只在他前邊纏！』……先是李嬌兒房內元宵兒拿了一道茶來，眾人吃了。落後孟玉樓房中蘭香，又拿了幾樣精緻果菜，一大壺酒來，又是一大壺茶來，與大？子、段三姐、桂姐眾人吃。月娘又叫玉蕭，拿出四盒兒茶食餅糖之類，與三位師父點茶。……當下桂姐送眾人酒，取過琵琶來，輕舒玉箏，款跨鮫綃，唱了一套。……」 　　這段的大意是說西門慶回府被潘金蓮捷足「搶」進房中，眾女罵了一頓淫婦後，只好聽再暗地裡提供生子靈藥的僧尼，宣講善惡果報的佛法，然後大吃大喝，滿足了與性慾相對的食慾，再由李桂姐唱曲給眾女和僧尼合聽。這難道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墮落嗎？ 　　潘金蓮因「原我」的放縱，而犯下了通姦、謿⒂H夫、養女婿等法律與禮教所不容的罪行，然而，癱瘓的禮教與法律卻奈何不了她。在吳月娘要王婆將她領回後，還有很多人爭著要娶她呢！若非潘金蓮觸怒了武松，最後由武松出面來「殺嫂祭兄」，真的很難想像笑笑生會安排給她一個怎樣的結局呢？ 　　說到這裡，或許大家會認為，武松是金瓶梅一書中「超我」的象徵，其實不然。從心裡分析的眼光來看，這個打虎英雄，事實上代表的是另外一股「非法」的力量。雖然他是制裁潘金蓮的人，但仔細想想，他用來制裁潘金蓮的方式，其實也不是什麼「健全」的手段，可悲的是，他竟然是書中　　　　　唯一嚴峻拒絕潘金蓮誘惑的男人！所謂「眾人皆醉我獨醒」，獨醒者卻也不是什麼「健全」的英雄。如此人性的墮落、社會的黑暗與生命的無望，都透過金瓶梅一書而一覽無遺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二、「淫婦原型」的塑造─潘金蓮的淫婦典型： 　　眾所皆知，《金瓶梅》的故事脫胎於《水滸傳》，在《水滸傳》裡，從潘金蓮出場到武松手刃姦夫淫婦不過五十多月的時間，明快而且果決。但在《金瓶梅》裡，卻被拉長成六、七年，武松第一次為兄復仇失敗，自己反而身觸重罪，使潘金蓮和西門慶又過了六、七年的快樂日子，而且最後，西門慶也不是被武松所殺，而是自己縱慾過度而死。這種改裝，令人想起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註12，而且不禁令人懷疑蘭陵笑笑生潛意識裡是否存在著「哈姆雷特情結」？ 　　其實《金瓶梅》是一本淫書，同時也是一本不錯的藝術品。我們可以大膽的說，笑笑生之所以要借用《水滸傳》的題材來加以鋪衍，他真正想要做或許不是「戒淫」或「寫黃色小說」，而是想要嘗試以其敏銳之心，勾畫出漢民族心目中與「性」有關的一些「原型」。因此，蘭陵笑笑生讓武松的復 仇行動暫時受挫，並且給西門慶一個「好死」（“快樂”地死），這些情結安排的主要目的，都是為了彰顯潘金蓮的「淫」。而事實上，的確有不少人受了蘭陵笑笑生筆下潘金蓮的影響，常常在私底下會不自覺的說：「某某很像潘金蓮」，因此，「潘金蓮」也就成為我們臧否或類比人物時的一個「原型」 象徵，而她所代表的就是「淫婦」這種女人。 　　大家都說蘭陵笑笑生「寫活了淫婦」、「淫婦就是這樣」。到底淫婦的「原型」是什麼？我們可從《金瓶梅詞話》一書中的敘述，看出一些端倪： 　　《金瓶梅》第九回有這樣一段敘述： 　　「月娘在上坐仔細觀看這婦人，年紀不上二十五六，生得這樣標緻。但見：眉似初春柳葉，臉如三月桃花，暗帶著風情月意。纖腰嬝娜，檀口輕盈。玉貌嬌嬈，芳容窈窕。吳月娘從頭看到腳，風流往下跑，從腳看到頭，風流往上流。論風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語態度，似紅杏枝頭粫栽隆？戳艘换兀膬认氲溃骸盒P每來家，只說武大怎樣一個老婆，不曾看見；不想果然生得標緻。怪不得俺那強人愛她！』」 　　從吳月娘眼中，所見及的潘金蓮，是氣質上的那份「風流情致」，足以令「讓男人一見了就酥」。這就是淫婦原型的其中一項造型。 　　在《金瓶梅》第一回中，敘述了潘金蓮的身世遭遇，可以知道在她十五歲以前，是招宣時代，她是一名小歌伎註13，受了環境的污染，那時的潘金蓮就已學會了描眉畫眼，傅粉施朱，品竹彈絲，…，做張做勢、喬模喬樣。我們可以說，自她九歲賣入招宣府起，所學的就是一些聲色之技。取悅 男人已是他自小學習的職業。後來到了張大戶家作家伎，是主人的口邊肉，無論主家婆防備得多麼嚴密，管制得多麼厲害，也免不了為家主所收受。所以，從潘金蓮的早年生活環境，所養成的一切習尚來看，她的言談舉止，都是屬於娼妓這一類人的行為。再者，由我之前分析過潘金蓮的性態度和 她的人格、本性方面來看，也都在在地顯示出潘金蓮是個十足的「泛慾主義」者。諸如此類，都是淫婦的原型象徵。 　　另外在西門慶死後，潘金蓮和陳敬濟、王潮、琴童之間的奸情，也都是潘金蓮「主動勾搭」的。而這些「一再通姦」、「忝不知恥」的行為，就已經實際地繪出了一典型的淫婦型態了。 　　三、潛意識中，男性對所謂「淫婦」的懼怕： 　　蘭陵笑笑生讓武松的復仇行動暫時受挫，並且給西門慶一個「好死」（快樂的死），這些情結安排的主要目的，都是為了彰顯潘金蓮的「淫」。而在這六、七年「枕邊風月」的描繪中，作者除了大量引進「房中術」、「胡僧藥」、「迷信魔法」以增加可讀性外，在另一個層面，他卻也亦步亦趨地和她所　　　　　創造的「淫婦」做「心靈的搏鬥」。在這樣「抽象」的肉搏戰裡，蘭陵笑笑生明顯地洩露了大多數中國男子對「淫婦」、「縱慾」內心深沈的懼怖。 　　《金瓶梅詞話》第一回中，潘金蓮還未許配給武大郎前，由張大戶收用，張大戶收用了金蓮之後，身上不覺就染了四、五項病症：「第一腰便添疼，第二眼便添淚，第三耳便添聾，第四鼻便添涕，第五尿便添滴。」 　　《金瓶梅詞話》第七十九回蘭陵笑笑生更以其生花妙筆，描寫潘金蓮如何藉胡僧藥之助「騎在西門慶身上」、如何「美不可言」、又如何「五換巾帕」，讓讀者看得臉紅心熱之後，「樂極生悲」終於「精盡繼之以血」…然後蘭陵笑笑生適時地走出來「詩曰」：「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里叫君骨髓枯。」醍醐灌頂，讓大家的頭腦清醒一下。這種「風月無邊」之後，要大家立刻「回頭是岸」的結構，在書中四處可見，而且它同時也在傳遞一種訊息：女人（尤其是淫婦）是可怕的。而從醫學的眼光來看，頻繁的性行為是既不會「精盡繼之以血」，也不會「暗里叫君骨髓枯」的，但蘭陵笑笑生（也可能包括了多數中國男性）卻主觀地認為如此，而且大肆渲染，這不就表示他們在這方面的的懼怖心是多麼的「盲目而執拗」！ 　　潘金蓮的「藥死」武大郎，「淘死」西門慶，都在彰顯淫婦的可怕。在武大郎的喪禮儀式中，潘金蓮竟在房間與西門慶幽會；而在西門慶的喪禮儀式中，他又和陳敬濟雲雨不歇。「性」與「死亡」的詭密結合，讓人不由得想到「黑寡婦蜘蛛」註14、「血腥瑪麗」 ….等令男人戰慄的，陰森而詭異的雌性本質。 　　伍、結語 　　在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生命的文化結構裡，「性」雖然有它「擺放」的合適位置，但是卻沒有談論的理想空間。所以對於過去一些專家的不喜談論《金瓶梅》中的性問題，其實是可以體會的。 　　今天我們要探討潘金蓮的性問題，並不是針對它表面所凸顯的問題來進行研究，而是要抽絲剝繭地去探究它潛在的問題，進而作「動機的分析」；簡單地說，就是從心理分析的觀點出發，「名正言順」地來談論《金瓶梅》的性問題。 　　我們從《金瓶梅》的一些資料中，或多或少可以感受出潘金蓮的無奈。我們可以說，潘金蓮真的是一個不幸的女人；由於自小家庭環境的使然，讓她不得不屈服於自己的命撸鵀榱饲笊妫膊坏貌粚W會服侍男人。她從小就被人賣來賣去，任意當作洩慾的工具。試問：這樣的身世背景， 又如何能造就出一個「潔身自愛」、「玉潔冰清」的人呢？而這也是蘭陵笑笑生在塑造「淫婦原型」的同時，對女性同胞手下留情的地方。至少，「淫婦」的形成並不是天生的，而是命叩亩噔督豢椂傻摹? 　　不管怎麼說，依照蘭陵笑笑生簡單的心思來分析，《金瓶梅》是一部「淫書」，潘金蓮則是一個「淫婦」，而身為一個藝術家的蘭陵笑笑生當然不會只是寫一本黃色小說而已，其實，他真正所想要描述的是，存在於他內心深處一些模糊而又與人生真諦有關的東西。而在勾繪「淫婦原型」的過程 中，他自覺或不自覺地表露、宣洩了他的性幻想；同時，對他自己所創造的淫婦，在「陽」的一面，他給予公式化的譴責；在「陰」的一面，同時也暴露了一般男性對此的恐懼。 　　參考資料 　　一、書籍類： 　　(1)中國古典文學名著 金瓶梅（上） 笑笑生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75年3月 　　(2)中國古典文學名著 金瓶梅（下） 笑笑生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75年3月 　　(3)金瓶梅詞話註釋（上） 魏子雲著 　　台灣學生書局再版 73年7月 　　(4)金瓶梅詞話註釋（中） 魏子雲著 　　台灣學生書局再版 73年7月 　　(5)金瓶梅詞話註釋（下） 魏子雲著 　　台灣學生書局再版 73年7月 　　(6)金瓶梅散論 魏子雲著 　　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77年7月 　　(7)金瓶梅研究二十年 魏子雲著 　　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82年10月 　　(金瓶梅探原 魏子雲著 　　巨流圖書公司出版 68年4月 　　(9)金瓶梅風月話 牧惠著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78年4月 　　(10)金瓶梅的問世與演變 魏子雲著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70年8月 　　(11)金瓶梅藝術論 周中明著 　　貴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2)教育心理學 張春興、林清山著 　　東華書局出版 　　(13)貪嗔癡愛 鄭明娳著著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78年1月 　　(14)文學中的女人 謝鵬雄著 　　九歌出版有限公司 79年3月 　　二、期刊論文類： 　　(1)從心裡分析觀點看潘金蓮的性問題，台北評論第三期P.158-166，王溢嘉著，民國77年1月。 　　(2)慾海無涯，唯情是岸《金瓶梅》的情與慾，聯合文學第六卷第十期P.138-144，鄭明娳著，民國79年8月。 　　(3)西門慶的人生與他那個社會，出版與研究第二十九期P.20-25，魏子雲著， 民國67年9月。 　　(4)潘金蓮這個女人，聯合文學第四卷第十一期P.45-52，魏子雲著，民國77年9月。 　　(5)金瓶梅婦女的財色世界，聯合文學第二卷第五期P.28-33，魏子雲著，民國75年3月。 　　(6)金瓶梅史料，中外文學第六卷第六期P.18-41，魏子雲著，民國66年11月。 　　(7)金瓶梅詞話的成書年代，出版與研究第三卷第四期P.3，魏子雲著，民國66年8月。 　　(金瓶梅的成書年代，中華文藝第二十五卷第一期P.48-56，魏子雲著，民國72年3月。 　　(9)情色專輯--「金瓶梅裡的性文化」，當代第十六期P.25-33，民國76年8月。 　　(10)論金瓶梅的「色情」問題，文訓月刊第五期P.94-101，魏子雲著，民國72年11月。

宇文所安：繡像本《金瓶梅》的慈悲 　 　　繡像本《金瓶梅》的慈悲 　　新華網 （ 2003-03-04 15:19:11 ） 稿件來源： 文匯讀書週報文/宇文所安 　　在十六世紀的世界文學裏，沒有哪一部小說像《金瓶梅》。它的質量可以與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或者紫式部的《源氏物語》相比，但那些小說沒有一部像《金瓶梅》這樣具有現代意義上的人情味。在不同版本所帶來的巨大差異方面，《金瓶梅》也極為獨特：雖然繡像本和詞話本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是已經進入現代的明清中國出版市場所造成的，但這種差異對於我們思考文本本身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也許，我們只有在一個後現代的文化語境裏，才能充分了解這種差異。作者已經死了，我們不能夠、也沒有必要追尋“原本”。正因為這部小說如此強有力，如此令人不安，它才會被引入不同的方向。 　　我們現有的材料，不足以使我們斷定到底哪個才是“原本”：到底是詞話本，是繡像本，還是已經佚失的手抄本和作者的原本。學者們可以為此進行爭論，但是沒有一種論點可以說服所有的人。這種不確定性其實是可以給人帶來自由的：它使得我們可以停止追問哪一個版本才是真正的《金瓶梅》，而開始詢問到底是什麼因素形成了我們現有的兩個版本。顯而易見，這是一部令人不安的小說，它經歷了種種變化，是為了追尋一個可以包容它的真理。詞話本訴諸“共同價值”，在不斷重復的對於道德判斷的肯定裏面找到了它的真理。繡像本一方面基本上接受了一般社會道德價值判斷的框架，另一方面卻還在追求更多的東西：它的敘事結構指向一種佛教的精神，而這種佛教精神成為書中所有慾望、所有小小的勾心鬥角、以及隨之而來的所有痛苦掙扎的大背景。西方文化傳統中所常說的“七種罪孽”，在《金瓶梅》中樣樣俱全，但是歸根結底它們是可哀的罪孽，從來沒有達到絕對邪惡的輝煌高度，只不過是富有激情的，充滿癡迷的。 　　秋水（作者田曉菲的筆名為宇文秋水）的論《金瓶梅》，要我們讀者看到繡像本的慈悲。與其說這是一種屬於道德教誨的慈悲，毋寧說這是一種屬於文學的慈悲。即使是那些最墮落的角色，也被賦予了一種詩意的人情；沒有一個角色具備非人的完美，給我們提供絕對判斷的標準。我們還是會對書中的人物作出道德判斷——這部小說要求我們作出判斷——但是我們的無情判斷常常會被人性的單純閃現而軟化，這些人性閃現的瞬間迫使我們超越了判斷，走向一種處於慈悲之邊緣的同情。 　　關於“長篇小說”（novel）是什麼，有很多可能的答案，我不希望下面的答案排除了所有其他的詮釋。不過，我要說，在《金瓶梅》裏，我們會看到對於俄國批評家巴赫汀聲稱長篇小說乃“眾聲喧嘩”這一理論的宗教變奏（同時，《金瓶梅》的敘事也具有巴赫汀本來意義上的“眾聲喧嘩”性質）。小說內部存在著說教式的道德評判，這樣的價值觀念從來沒有被拋棄過，但是巴赫汀的“眾聲喧嘩”理論意味著不同的話語、不同的價值可以同時並存，最終也不相互調和。這部小說以太多不同的話語誘惑我們，使得我們很難只採取一種道德判斷的觀點。只有迂腐的道學先生，在讀到書中一些最精彩的性愛描寫時，才會感到純粹合乎道德的厭惡。在一個更深刻的層次，小說對人物的刻畫是如此細緻入微，使讀者往往情不自禁地產生單純的道德判斷所無法容納的同情。 　　秋水常常強調說，《金瓶梅》裏面的人物是“成年人”，和《紅樓夢》的世界十分不同：在紅樓世界裏，“好”的角色都還不是成人，而成年不是意味著腐敗墮落，就是意味著像元春那樣近乎非人和超人的權力。《紅樓夢》儘管有很多半好半壞、明暗相間的人物，但是它自有一個清楚的道德秩序，把毫不含糊的善良與毫不含糊的邪惡一分為二。也許因為在《金瓶梅》裏沒有一個人是百分之百的善良或天真的，作者要求我們理解和欣賞一個處在某個特定時刻的人，即使在我們批評的時候，也能夠感到同情。《金瓶梅》所給予我們的，是《紅樓夢》所拒絕給予我們的寬容的人性。如果讀者偏愛《紅樓夢》，那麼也許是出於對於純潔的無情的追求，而這種對純潔乾淨的慾望最終是缺乏慈悲的。服飾華美的賈寶玉盡可以披著一領大紅猩猩氈斗篷，瀟灑地告別人世間；但是我們也盡可以在一百二十回之外多想像幾回——也許會有一位高僧囑咐寶玉回首往事，讓他看清楚：他的永遠和女孩子們相關的敏感對於任何度過了少年期的人都缺乏真正的同情。 　　把《金瓶梅》稱為一部宗教文本聽起來大概有些奇怪。不過，繡像本《金瓶梅》的確是一部具有宗教精神的著作。與《紅樓夢》無情的自信相比，《金瓶梅》永遠地誘惑著我們，卻又永遠地失敗著。我們既置身於這個世界，又感到十分疏遠，直到最後我們能夠在不贊成的同時原諒和寬容。我們可以痛快地原諒，正因為我們變成了同郑怀錆M樂趣的前景和小小的、聰明的勝利所引誘著。 　　我們可以把《金瓶梅》視為這樣的一部書：它是對於所有使得一個文化感到不安的因素所作的解讀。我們可以把《紅樓夢》視為這樣的一部書：它是對於《金瓶梅》的重寫，用可以被普遍接受的價值觀念，解決那些令人不安的問題。西門慶和賈寶玉，到底相距有多遠？ 　　“不肖子”的寓言總是在這兒的：我們往往傾向於原諒一個大罪人，而不肯原諒一個小罪人。這裡有一個緣故。我們和西門慶、潘金蓮，比起和賈寶玉、林黛玉，其實離得更近——如果不是在行為上，那麼就是在心理上。繡像本《金瓶梅》給我們這些有缺陷的凡夫俗子提供了深通世情的寬容。但這樣的慈悲是不夠的：它必須被那些幾乎毫無瑕疵的、只在少年時代才可信的角色所代替，於是，在《金瓶梅》之後，我們有了《紅樓夢》。 　　（本文為該書序言，標題係編者所加） 　　《秋水堂論金瓶梅》 田曉菲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简介 　 　　秋水堂主田曉菲，學貫中西，執教哈佛。作《秋水堂論金瓶梅》，逐回評，細細品，以成人的眼光重審風月鑒，讀活一本古書，頁頁都當回味悠長…… 　　作者簡介： 　　田曉菲（筆名：宇文秋水） 　　1971年生人。5歲習古詩，少年時期，古今中外，閱讀頗豐。14歲破格入北大，198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英語語言文學系。1991年獲美國內布拉斯加州立大學英國文學碩士學位；1998年獲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學位。曾在美國柯蓋特大學，康耐爾大學教書。2000年受聘於哈佛大學東亞係執教至今。曾有小說、散文、文學評論、詩集發表、出版；又有譯作《後現代主義與通俗文化》（中央編譯出版社）、《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江蘇人民出版社）。現正致力於《塵幾錄——陶詩論稿》中英文書稿的著述。秋水堂乃田曉菲在波士頓居所書齋之名。 　　前言：源起 　　 　　請讀片斷： 　　第六十一回 西門慶乘醉燒陰戶，李瓶兒帶病宴重陽/（第六十一回韓道國筵請西門關，李瓶兒苦痛宴重陽） 　　在這一回裏，《金瓶梅》的作者初次給我們顯示出“罪與罰”的震撼力。他的筆，一直透入到罪惡與墮落最深的深處，同時，他給我們看到這些罪人盲目地受苦，掙扎，可憐。 　　和一般人所想的不同，《金瓶梅》不是沒有情，只有淫。把《金瓶梅》裏面的“淫”視為“淫”的讀者，並不理解《金瓶梅》。這一回中，西門慶與王六兒、潘金蓮的狂淫，既預兆了七十九回中他的死，而且，無不被中間穿插的關於瓶兒的文字塗抹上了一層奇異的悲哀。 　　人們也許會覺得，在西門慶與王六兒、潘六兒的兩番極其不堪的放浪雲雨之間，夾寫他和心愛之人瓶兒的一段對話，格外暴露了這個人物的麻木無情。然而，我卻以為這是作者對西門慶的罪孽描寫得極為深刻，同時卻也是最對他感嘆悲憫的地方。與其說西門慶麻木和無情，不如說他只是太自私，太軟弱，不能抗拒享樂的誘惑：因為自私，所以粗心和盲目，而他的盲目與粗心加速了他所愛之人的死亡。正是因此，他的罪孽同時也就構成了對他的懲罰。 　　我們看他這一天晚上，從外面回來後進了瓶兒的房。瓶兒問他在誰家吃酒來，他答道：“在韓道國家。見我丟了孩子，與我釋悶。”一個月前，韓道國的妻子王六兒頭上戴著西門慶贈她的金壽字簪子來給西門慶慶賀生日，全家大小無不知道了西門慶和她的私情；而金壽字簪子，本是瓶兒給西門慶的定情物，瓶兒看在眼裏，怎能不觸目驚心？至於以“丟了孩子”為藉口——孩子不正是瓶兒的心肝寶貝，孩子的死不正是瓶兒心頭最大的傷痕麼？然而丈夫的情婦以自己的孩子的死為藉口把丈夫請去為他“釋悶”，這樣的情境，委實是難堪的。 　　如今西門慶要與瓶兒睡。瓶兒道：“你往別人屋裏睡去罷。你看著我成日好模樣罷了，只有一口遊氣在這裡，又來纏我起來。”從前以往，每次瓶兒推西門慶走，總是特意要他趨就潘金蓮，今天卻只是朦朧叫他“往別人屋裏”去睡——在金蓮的貓嚇死了瓶兒的孩子之後，金蓮已是瓶兒的仇人了。然而西門慶坐了一回，偏偏說道：“罷，罷，你不留我，等我往潘六兒那邊睡去罷。”自從西門慶娶了瓶兒，每當西門慶稱呼金蓮，總是按照她在幾個妾裏面的排行以“五兒”呼之，但此時偏偏以其娘家的排行“六兒”呼之，不僅無意中以金蓮代替了對瓶兒的稱呼，也仿佛是潛意識裏和王六兒糾纏不清的餘波。兩個“六兒”加在一起，何啻戳在瓶兒心上的利刃。於是瓶兒說了自從她來西門慶家之後惟一一句含酸的怨語：“原來你去，省得屈著你那心腸兒。他那裏正等得你火裏火發，你不去，卻忙惚兒來我這屋裏纏。”西門慶聞言道：“你恁說，我又不去了。”李瓶兒微笑道：“我哄你哩，你去罷。”然而打發西門慶去後，一邊吃藥，一邊卻又終於不免落下淚來。 　　這一段文字，是《金瓶梅》中寫瓶兒最感人的一段。而作者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居然有魄力把它放在西門慶和兩個“六兒”狂淫的描寫中間。這樣一來，西門慶和兩個女人的雲雨之情，被瓶兒將死的病痛與無限的深悲變得暗淡無光，令人難以卒讀。本來，無論如何顛狂的做愛，都並無“孽”可言——即便是西門慶和王六兒的關係，雖然是通姦，但因為丈夫韓道國的鼎力贊成和王六兒詐財利家的動機而大大減輕了西門慶的罪孽。然而，在這裡，因為有瓶兒的微笑、嘆息和落淚，我們恍然覺得那赤裸的描寫——尤其是繡像本那毫無含蓄與體面可言的題目——仿佛一種地獄變相，一支在情慾的火焰中搖曳的金蓮。 　　很多論者都注意到繡像本的回目雖然往往比詞話本工整，但是也往往更色情。我則認為，這種詞語的赤裸並非人們所想的那樣是“招徠讀者”的手段，而出於小說的內部敘事需要，在小說結構方面具有重要性。在這一回的回目中，“燒陰戶”固然是“宴重陽”的充滿諷刺的好對，而西門慶之“醉”對照李瓶兒之“病”，也別有深意。西門慶的“醉”，不僅是肉體的，也是精神的和感情的。他醉於情慾的熱烈，而盲目於情人的痛苦；於是他不加控制的淫欲成為對瓶兒——書中另一個罪人的處罰，也成為最終導致了自己的痛苦的間接媒介。瓶兒的“微笑”，包含著許多的寬容，許多的無奈與傷心。在她死後，當西門慶抱著她的遺體大哭“是我坑陷了你”的時候，她那天晚上的溫柔微笑未始不是深深鐫刻在西門慶黑暗心靈中的一道電光，抽打著他沒有完全泯滅的良知。西門慶思念瓶兒，他那份持久而深刻的悲哀是讀者始料未及的。正是這份悲哀，而不是他的早死，是西門慶快心暢意的一生中最大的懲罰。 　　目錄： 　　第一回西門慶熱結十弟兄，武二郎冷遇親哥嫂（第一回景陽岡武松打虎，潘金蓮嫌夫賣風月） 　　第二回俏潘娘簾下勾情，老王婆茶坊說技 　　（第二回西門慶簾下遇金蓮，王婆子貪賄說風情） 　　第三回定挨光王婆受賄，設圈套浪子私挑 　　（第三回王婆定十件挨光計，西門慶茶房戲金蓮） 　　第四回赴巫山潘氏幽歡，鬧茶坊鄆哥義憤 　　（第四回淫婦背武大偷姦，鄆哥不憤鬧茶肆） 　　第五回捉姦情鄆哥定計，飲鴆藥武大遭殃 　　（第五回鄆哥幫捉罵王婆，淫婦藥鴆武大郎） 　　第六回何九受賄瞞天，王婆幫閒遇雨 　　（第六回西門慶買囑何九，王婆打酒遇大雨） 　　第七回薛媒婆說娶孟三兒，楊姑娘氣罵張四舅（第七回薛嫂兒說娶孟玉樓，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第八回盼情郎佳人佔鬼卦，燒夫靈和尚聽淫聲（第八回潘金蓮永夜盼西門慶，燒夫靈和尚聽淫聲） 　　第九回西門慶偷娶潘金蓮，武都頭誤打李皂隸（第九回西門慶計娶潘金蓮，武都頭誤打李外傳） 　　第十回義士充配蓋州道，妻妾玩賞芙蓉亭 　　（第十回武二充配孟州道，妻妾宴賞芙蓉亭） 　　第十一回潘金蓮激打孫雪娥，西門慶梳焕罟鸾? 　　（第十一回潘金蓮激打孫雪娥，西門慶梳焕罟鸾悖? 　　第十二回潘金蓮私仆受辱，劉理星魘勝求財 　　（第十二回潘金蓮私仆受辱，劉理星魘勝貪財） 　　第十三回李瓶姐墻頭密約，迎春兒隙底私窺 　　（第十三回李瓶兒隔墻密約，迎春女窺隙偷光） 　　第十四回花子虛因氣喪身，李瓶兒迎姦赴會 　　（第十四四花子虛因氣喪身，李瓶兒迎姦赴會） 　　第十五回佳人笑賞玩燈樓，狎客幫嫖麗春院 　　（第十五回佳人笑賞玩月樓，狎容幫闞麗春院） 　　第十六回西門慶擇吉佳期，應伯爵追歡喜慶 　　（第十六回西門慶重斎D，應伯爵喜慶追歡） 　　第十七回宇給事劾倒楊提督，李瓶兒許嫁蔣竹山（第十七回宇給事劾倒楊提督，李瓶兒招贅蔣竹山） 　　第十八回賂相府西門脫禍，見嬌娘敬濟銷魂 　　（第十八回來保上東京幹事，陳經濟花園管工） 　　第十九回草裏蛇邏打蔣竹山，李瓶兒情感西門慶（第十九回草裏蛇邏打蔣竹山，李瓶兒惰感西門慶）

大话金瓶梅 　 　　一篇 　　-----《金瓶梅词话》序 　　金瓶梅表石公之牢骚耳，亦自有意为世戒非为也。世间女子诸多，而独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名字令名呢？其因金莲以毖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较诸多女子更惨耳。借西门庆以描尽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尽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尽世间之净婆丑婆。令人读之汗下。盖为世戒非为世效。余当日读金瓶梅生怜悯者，善也；生畏催心者，君子也；生欢喜者，小人也；生效法者，禽兽也。余友人褚孝秀偕一少年同赴歌舞之霸王之夜宴，少年垂延曰，男儿何可不如此。孝秀曰，只为这乌江设此一着耳。同座闻之欢为有道之言。若有人识得此意，方许读《金瓶梅》也。不然，石公几为宣淫道欲之尤矣。奉劝世人勿为西门庆后车可也。 　　金瓶梅词话序可谓颇费苦心。表写字人情趣与道德风尚，乃测鉴之书。自各对照去读，自各属哪类人，自各心里明鉴了。如今写字有此之心的少。 　　《金瓶梅》与《品花宝鉴》《海上花传》《青楼梦》被称做四大狭邪怪异之书。便是其内容的不同世俗。其词工曲艺水准也大大高于同时代书。除曹雪庆《红楼梦》与沈三白《浮生六记》外。正如米开朗其罗是雕刻艺术家，其诗歌高于许多诗人一样。大千文字是他们颠峰造及之作。颠峰造及之人必有千丘万壑之才。 　　说实在，得之便爱不释手，怪得宝玉黛玉读《金瓶梅》时是一气读完。连道好书妙书。 　　二篇 　　---------新刻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词话》新刻金瓶梅词话话的更是其韵更悠，妙若乐曲。 　　阆宛赢洲，金谷陵楼，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绣地，莫曰风流。宜春，宜夏，也宜秋酒堪酣。客至需留，更无荣无辱无忧。退间一步，着追求。倦时眠，渴时饮，醉时呕。 　　短短横墙，矮矮灌从，忆揸儿小小池塘，高低叠峰。绿水彷徨。也有些风，有些月，有些凉日用家常。竹几藤床，靠眼前水色山光。客来无酒，清话何妨。但细烹茶，热烘盏，洗洗肠。 　　对仗公正，词达意旋。其情纯朴，其趣雅致，其景清爽。乃君子豁达之心境，虚怀若谷之明襟。其花其地其酒宜四季，也宜人生几多情状。 　　<金凭梅〉便在这情趣随意中出。 　　三篇 　　-----潘金莲一生 　　这情趣中倒出潘金莲这样人物,实在超脱了作者本质精神,字在表达的魔力. 　　潘金莲本是南门外潘裁缝女儿，卖到张家做使女，因与张家老爷乱伦，被主子买做武大郎媳妇。武大是租张家房屋做烧饼生意的，其貌丑陋身不满五尺，外号三寸丁谷树皮。潘金莲却生的有些姿色，缠了双好看的小脚，名唤金莲。十五岁会弹琴着装会绣描，会手好琵琶。九岁时曾被买进王招宣府，自小便是见过世面的。怎地甘心嫁给武大？她暗自不只幽叹多少回，自喻她与武大好似粪土上长出灵芝，他本是块顽石，有什么福抱金玉。他是块虎铜怎地与她金色比。 　　这样区别，也怪不得金莲要偷汉子。 　　武松是条能打死老虎的汉子，金莲初见便发出要是嫁得这般汉子为妻，也不枉来人生一世的感叹，发出这桩姻缘原在如此的梦呓。武松惹着了金莲火热的身子。她对武松包藏春心淫意也是情有可原。只可惜她这番痴情到武松这里却是满前野意无人识，几点碧桃春自开。 　　武松在金莲家住了一月之久，下了场雪。那场雪看得人内心凄楚。武松堂堂男儿无家可归，哥嫂可当父母亲。金莲一月苦心侍奉以待云雨风流。一个春心烦琐，一个亲情甚浓......如此纷扬大雪倒营造了另一番温柔。 　　人生却是条艰险路，哪有想象广阔的天空。这场雪营造的温柔不过加剧雪后深冬的寒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恰应和故事情节的发展。这场雪成为《金瓶梅》全篇最明净纯情的描写。 　　金莲勾引武松不成，便离间武松兄弟，将之赶出家门。由此金莲失去了唯一一次从善的机会。金瓶梅也失去了唯一一次可以改写的机会。另一番温柔恰是金莲肮脏漫长一生的昙花一现。她也曾有过的风花雪月。 　　风月清和漫出游 　　偶从廉下识娇羞 　　只因离去秋波转 　　惹起春心不骨休 　　武松去后，金莲春心难熬，只心在家打扮妖娆。没想老天对金莲存有吝惜，让她遇见了西门庆。两人一见钟情。金莲生得那般模样却落的那般寂寞冷清，西门庆恰又是是个浪子豺狼，天大的胆子都有。便设计药死了武大郎，两个人开始肆无忌惮的偷情。 　　正是偷香粉蝶食花萼，戏水蜻蜓上下旋，乐极情浓无限趣，云电口内吐清泉。 　　后终嫁得西门庆为妾，得西门庆宠爱呵护。直西门庆死去。后与西门庆女婿陈经济乱伦，被西门庆大老婆月娘赶出家门。几经波折沦落买到武松手里，做了她青春梦寐人的刀下鬼。至死都不欠风流。 　　金瓶梅作者极为仁慈，让潘金莲尝尽了人间欢乐，世态炎凉。不象水浒的作者让她那么快做了个不甘心的死鬼。与西门庆一起被武松杀死，前后不过两个月，时光未免太短暂。如此看来水浒是专写梁山好汉，没时间留给潘金莲与西门庆，只为交代武松为何上得梁山的理由。而金瓶梅专写潘金莲等几位女子，所以铺衬了许多情节，按照了人生一世的生活常态。 　　潘金莲一生淫荡无拘，人皆可夫。只是千不该万不该杀死亲夫武大，丧尽天良，尽灭人性中善，尽显性情中丑陋。除开药死武大一节，潘金莲是个道德败坏，水性扬花，不知廉耻的家伙，一个迷惑男人的妖精。无论怎么着是男子自己喜欢她，尽她如何勾引也要有男子肯啊。金瓶梅中好象除了武松之外，还没有不肯淫乱于潘金莲的男子。也不至于落个千古骂名。 　　四篇 　　-----李瓶儿与潘金莲的性 　　李瓶儿与潘金莲比起来更胜一筹。除了色淫恣意之外，委实还有些愚钝。把花子虚气死，放着万贯家财不自各享有，与西门庆家小仆从，以便收买人心，早些嫁给他。花子虚这边为着家产关进班房，李瓶儿这里一边与西门庆偷情一边将花家所有财物偷运西门庆家中。真个叫人目呆。西门庆不过比花子虚多些色淫伪善罢，就凭三句两句甜言蜜语，一极坚挺之物。把个李瓶儿弄的神魂颠倒。 　　西门庆因亲家出事，拖延了娶她过去。李瓶儿硬得了相思，每夜里想西门庆至神魂游散，与狼欢娱，差点丧失性命。后几经波折终于心想事成，嫁得西门庆作六房。那知西门庆不是个好东西，得了她财物与心，还冷落她，因为蒋竹山之事。差点一尺白绫送上了西天。 　　以后在西门庆家贤良温润，只心为他，以至吃了潘金莲暗算，连儿连己早死西门庆家中。 　　西门庆呢？仍与潘金莲同床共枕，仍在外沾花惹草，想个华大爷的老婆蓝儿得了心病，得了性狂纵欲死亡。 　　李瓶儿有个人间家庭和睦相处的平实梦想。她是全书中唯一可算美好，善良，执着真性情的人。真是可惜在金瓶梅词话中，与西门庆那些市井小人和一气了。 　　潘金莲与李瓶儿有个共同点。 　　先是渴望真正的甜美爱情。后是对性事的无度。特别是潘金莲简直贪然。全书中写到他们性事的场景不下二十个，次次都是情色恣意，淫奢之极。西门庆与她们的每个场面足够她们一生生，一生死。她们忠与自己这种感受，忠于自己需要。而这两方面，西门庆至少在一方面满足了她们。 　　她们同是那个残缺时代的牺牲品。西门庆寄予她们女性美好理想与幻想。因为那个时代太缺乏女性寄予希望的东西。金瓶甘心情愿做西门庆小老婆。这中间触及到个实，实有其质的性。那个感情得不到完善发展的年代，性是女人生命全部。 　　潘金莲比李瓶儿性欲强,是骨子里倾荡骚透,淹没了心智无所谓情不情了.李瓶儿相对还有些情意,这是西门庆比较喜欢李瓶儿的原因. 　　正是这个性使潘金莲乱了性情，成了情态怪异的荡妇。也正是因为这个性，李瓶儿无辜做了陪葬。 　　五篇 　　------潘金莲偷情 　　金瓶梅中，潘金莲的偷情和性欲成为故事发展的一条主线。潘金莲极善调情偷情，最先是与武松,后与西门庆。嫁到西门庆家去，一刻都不闲住，西门庆不在家时，与个小厮有染，差点被西门庆打死。后西门庆女婿陈经济因家中事故寄居西门庆家。便又与他见面就眉来眼去，时拍打又乍呼，似有意又无意，似抛情又似本性。多次挑拨于他。害得陈经济起相思，闷在房间作词发闷，作有占折桂令一曲： 　　我见她斜戴花枝，朱唇上不抹胭脂，似抹胭脂前日相逢，今日相逢。 　　有情钟，未见情钟 　　欲见许，何曾见许。 　　似推辞，本是不推辞。 　　约在何时，会在何时. 　　不相逢,她又相思，既相逢，我又相思。 　　真所谓狂蜂浪蝶有时起，飞入梨花没处寻。把个与金莲的情写得羞怯朦胧如诗，极具初恋美感。可见金莲调情技艺之高超。 　　雪洞乃是他们调情实质行动处，因它隐蔽而幽静，少有人去。有几次他们欲进雪洞行事未成。这种铉在箭上待发的焦渴让旁人看着也着急。 　　其中两处写的特好。一处金莲折桃花圈儿，错亲嘴儿。金莲与瓶儿，玉楼几个抱官哥儿，在后花园离雪洞不远玩耍。陈经济也偷机前去，待四周无人就上前调戏金莲，见金莲与小孩子亲嘴儿，便要与金莲亲嘴，说您老人家别错亲嘴儿，摸量惜些情儿，穿得壬单薄的，就往她身上打一下。金莲道，我平白惜什么情儿，今后惹着了我，只是一味的打。于是两个人你一下我一下动打起来，正在欢处，来人了。金莲便将先折桃枝打成圈悄悄套在经济头上。悄悄一词最销魂。谁个男人经得住玉手作的桃花圈儿悄悄的一套？把个潘的调情技艺展现得淋漓尽致。 　　另处金莲扑蝶。意在你是飞蛾我是火的燃烧。陈经济见金莲扑蝶，自各也帮着扑。意在捕捉把握不住的金连。陈经济说俺今天真个捕到了毽子心的您老人家了。于是两人携手到雪洞里，急得搁着衣服就弄起来。只可惜丢得个官哥儿在外面嚎哭，把大家都引了来，未能得手。 　　这次可是两相情愿，明了心意，只是没机会到手。金莲愈发想念经济，经济亦相思她，那一处没得到实处，两人心头象着了火。经济都还好，有西门大姐与公事忙碌，冲淡些。潘金莲只是无事，只要西门庆不在家，哪有安分的。使小厮把陈经济叫来，两个人终于在雪洞里干起来。那知陈经济一个不惯偷食的，只是弄不到实处，急得金莲顾不得羞自各褪下裙子将其引入。正在用得妙处，西门庆来家，鸡飞狗跳，落荒而散。 　　三言两语，几番几次。将金莲与经济那个调情偷情终至淫乱的情状，勾勒得细致入微，惟妙惟肖，扣人心铉。 　　西门庆死后。金莲与经济更加肆无忌惮，正儿八经上得床来，弄得个天翻地覆，偷情作欢一日又一日，最终把个肚子都弄大。想当初潘金连求神拜佛欲跟西门庆生了一男半女不可得，还偷出个不伦不类的东西来。 　　六篇 　　------西门庆的精魂之术 　　如此看来,潘金莲较西门庆也是旗鼓相当,一点也不逊色.都有性欲怪狂的特质. 　　李瓶儿与蒋竹山好后，那知竹山腿缝中的哪个东西不中用。害得瓶儿日夜思念西门庆。只因花子虚在时李瓶儿尝过与西门庆偷欢的那滋味。由此以西门庆大打竹山挠乱花家为由，将蒋竹山赶出家门，一心只想与西门庆和好。几次叫自家小厮过去打探，设法讨好西门庆大老婆月娘，五娘潘金莲，甘心被西门庆剥得精光，由他抽打由他骂，向他求情说好话。好不容易得到西门庆原谅做了西门庆六娘。 　　看来西门庆整治女人的确有套法子。求其忠意忠情忠贞，还求其钱财。把个李瓶儿的人与家产收拾得干干净净。 　　再说李桂姐与李桂卿姑侄两辈人。对西门庆也是柔情如水，可惜身份有别做不得屋里妻妾。 　　西门庆家有妻妾六个，外有李桂姐与李桂卿。还到处沾花惹草。除了来旺儿媳妇，可以说个个都视他为珍宝。古只有三千宠爱集一身的女子，这西门庆倒集三千女子宠爱于一身了。 　　西门庆与个个女子做爱，都极端男性。搞得个个女子都对他低三下四，极尽欢娱。真个风情中老手，得取女子的精魂之术。 　　他只有些怕潘金莲，也只有潘金莲敢在这头上骂他。他也从不发火，倒是两个知心人一般。就不知这两人性情一样浪荡相互间怎地不能满足。倒想尽法子偷情。终其原因是性欲多余情欲。西门庆深得用性欲控制女人情欲的本领。 　　每个姘头少不了一番波折，一番波折便生几多故事。如此层层叠叠，真有长篇累牍之嫌。妙在那时有人敢写《金瓶梅》这样的书，特别是里面缠绵悱恻的偷情瓜葛，一家子不分老少辈分。极尽显能了西门庆的精魂之术。女人们深厚的床上工夫与压抑的女性意识。女人们的性意识在浪荡之徒西门庆的精魂之术中苏醒沉迷,是金瓶梅生色浪荡中血色悲哀. 　　七篇 　　-----淫色青青 　　有了如此精魂的西门庆,不愁天下不大乱. 　　金瓶梅看罢几回必须停下来，过一两个小时再看。否则看不下去。因为里面太多性事场面描写，太多蜂浪碟狂以花喻人的草香色情辞藻，给人造成精神视觉上压迫。 　　厚厚六本？西门庆一生有多少女人?她们是在不停重复着同样的命运？ 　　每看一处男女交藕情节，便有妙不可言的挑唆与压迫，那一处仿是要自己精血去承受。据我看之书，现代的数《我把你放在玫瑰床上》，古代数《金瓶梅》。《我把你放在玫瑰床上》有其纯情部分，可谓情色青青；而《金瓶梅》却全没有其纯情部分，只是淫乱，可谓淫奢青青了。 　　西门庆与几个老婆在后花园饮酒寻乐子，见到瓶儿精美绣花鞋，白酥羞涩敛容，仅不住淫心大发，散了便就地卸下衣裳与瓶儿干起来。干得瓶儿只声慢些，别是坏了胎儿云云蔌蔌等等。恰被潘金连逮着听了正着。于是醋劲大发，郁闷不乐，只在指桑骂槐，嘲笑讥讽瓶儿，羞恼得瓶儿跑进房去。西门庆知金连意，就地与她饮酒做乐起来。 　　金连脱得上下赤条，脚着大红绣花鞋儿，手弄白纱扇儿，仰卧于被席上。看得西门庆淫心飘摇，于是也脱得赤条条与金连躺一处来。先用脚趾挑弄其花心，挑的淫水如蜗之吐唾液。一面将妇人的红绣花鞋及鞋带摘下来，拴其足，戏把她两条腿吊在葡萄架上，如金龙探瓜相似，使其穴户大张，红钩赤露。令归花，一手掳枕，极力提之。提得阴中淫气连绵如数，与鳅行泥潭中相似。搞得潘金连在下只是没命的呼叫亲亲哥哥，暖暖不绝。正在妙处，又被潘金连丫头春梅送酒来的看了个正着。春梅见状羞呼的跑开，春梅本是西门庆用过的丫头，一切随意。西门庆是肥水不外流，扔下正在狂澜淫旺中的潘金连向春 梅追去。两个人在中腰滴翠山树林深处，相望对饮，叠股而坐。待到酒兴，西门庆便向春梅穴中打玉黄李子，一连打进三个，既不取出，又不行事。那玉黄李子在穴中不深不浅处，似溜又园，忽软忽硬，象个阳具游走其间。急得个春梅春心骚乱，淫水浸浸，朦胧星眼，四肢柔软躺然于枕单上，只差叫出声来，哥哥你快弄进去吧。这西门庆挑得春梅如此突想起赤身裸体被绑在葡萄架上的潘金连，于是扔下春梅复回。 　　亦用淫具弹李子，硫磺圈子几番插入金连穴中深处玩弄，只是不将自己那个骚硬的东西插入，整得潘金连骚乱难忍，淫乱不俊，连声求饶，我的亲哥哥只是不再提他与李瓶儿之事了。于是西门庆才谢尽全力，顶力相持，直将插入潘金连极深处，带一片潮湿花蕊清香来，搞得金连欲竭骨酥肉麻，连叫不绝。。。将个硫磺圈子弄破于穴中，搞得潘金连香汗淋淋，呼叫声渐绝，气啜如丝，晕死过去。 　　西门庆见此情状才有些发慌，给她穿上衣服，叫代安等几个小厮扶她进房。还丢了只鞋在园子里。为着这只鞋险些要了侍奉她小厮性命。闹得西门庆家鸡犬不宁。闹得西门庆大老婆吴月娘声称潘是九尾狐狸精下凡，西门庆是混世魔王。似商助妲己昏庸淫乱残暴，那个世间的人没有好日子过了。 　　西门庆得了胡僧的药,吃得个阴径胀大,先与王六儿,后与李瓶儿,然后潘金莲,李桂姐….一个不冷落,毫无节制.潘金莲更是骚乱,用口匝罢又咂巴.后李桂姐也学潘金莲咂巴再行事.也巧,每次西门庆与人偷欢不是被人听见就是被人看见,无论男人女人,却都还相安无事,同常打骂笑闹,个取所需,不知羞愧廉耻. 　　<金瓶梅>的淫秽放任莫过于此. 　　一家里,两个老婆,一个仆人,或两辈女子可同时享用一个男人.西门庆一连可以干下如此多的女子,真可谓淫色青青.其无度真堪与一代帝王隋炀帝媲美。隋炀帝乃是天子之躯，富有天下。其奢侈糜烂情有可愿，然西门庆地痞无赖，多得妻财，真是混世魔王得道。其淫奢青青只是一场虚幻。 　　八篇 　　----闲话《金瓶梅词话》二曲 　　金瓶梅中有六安茶,古筝弹唱,菊花酒之类高雅之物,更有弹唱中优美曲词.实在与金瓶梅所表内容有些脱节.西门庆,应伯爵,花子虚等都不是懂得弹唱的清雅之士.潘金莲,李瓶儿也不完全是性情中人.但金瓶梅中的曲词确有李商隐,李后主般的超然感伤. 　　一曲：稍来没稍 　　潘金连性欲极强，由于李瓶儿，王六儿或公事。西门庆久不进她房间。每夜便是翡翠蓥寒，芙蓉帐冷，靠定幛屏，弹弄琵琶。 　　这曲稍来没梢出于这个时候。其间幽怨冷清类似当初西门庆与她偷情后，又娶孟玉楼冷落她的那曲负心郎。词儿有段唱到的是： 　　雨熊云踪两意投， 　　背亲夫和你偷情； 　　怕什么旁人议论，覆水难收； 　　你若负了奴真情，正是原木求鱼空自守...... 　　呼应了这里一段词儿： 　　暗想负心贼当初的话， 　　儿心中由不得的找伤情， 　　起来今夜里，心儿憔悴了我青春年少， 　　谁想你弄的我，三不归，四捕儿着他，你撇下的人，有上稍来没下梢...... 　　久等西门庆不来，得出一段词儿： 　　为人莫做妇人身，百般苦乐由他人 　　痴老婆负心汉，悔莫当初错认真...... 　　尔后连唱几段你撇下的人，有上稍没下稍... 　　意在她没有片刻停留的等待，没有停歇灼热的爱。倒似应了骚字意味。不完全是性亦有爱或思念。 　　且说西门庆与李瓶儿在房间饮酒作乐，突听这边琵琶幽暗弹唱，好不凄清。便与瓶儿打门而来。金连不胜娇却的抱怨，勉强起来一同吃了会酒，终是郁闷不乐。李瓶儿见此情状，强拽西门庆在她房间留宿。那你撇下的人，才有上梢落下稍了。 　　想想这几句有上稍没下稍，有上稍来落下稍。真是词曲齐整对仗，对应词话之意，暗合情感发展，其韵律优美，妙处横生。 　　二曲：江风 　　江风是郁大姐在西门庆家与金连瓶儿玉楼西门庆坐一起喝茶时弹唱的。那时外面正下着纷纷大雪。 　　共四段，从子时唱到亥时。亦是人间情爱之词。似潘金连思念情状也似李瓶儿思念情状。李瓶儿与西门庆偷情后，由于家中出事久不娶她回去，每夜里只当狼是西门庆与之共欢，差点死掉。后不得以才与蒋竹山成亲。 　　词中唱到： 　　子时那这凄凉，如何抱着棉帐，和衣卧 　　歹哥哥你许下我子丑时来，不觉寅时错 　　疼心肠等他待如何，抛闪了我，愿神云降他灾祸...... 　　自古爱情多折磨多怨尤。词里内容也多与书中内容吻合。似天下女人思念自家男人情状。博古精通，融汇贯通。万般哀怨不缺情深意重。倒又与书中内容有些牵强了。词乃高雅清静之达意，金瓶梅话得却是低俗庸媚。 　　词乃寄予作者南陵笑笑天居清雅竹屋之情怀，话乃是现实不拘情怀的某种渲泄吧。两者结合便得了这厚厚六本：金瓶梅词话。聚优雅粗俗于一体。

新金瓶梅解读 　 　　我一直以为自己不耐读《金瓶梅》，还是忍不住地去翻，总有一种苦闷的灰色的感觉。人像被关进潮湿阴暗的小屋，小屋外的世界灰蒙凄惨一片，没有一丝的阳光。读《金瓶梅》绝对不像读红楼梦那一副悱恻婉转心肠，哀叹之余我们被深深感动。从前对张爱玲的观点：“人不只是喜欢刺激的东西，像喜欢《红》比《金》的多”很是赞同，然而现在有了不同的观点。也许是生活苦难历经多了，描写下层市民现实生活的底蕴更触动我的心吧。我本身就是生活在下层生活中的一个平凡的人，对于小人物的生命的挣扎，有一点身同感受的无奈。 　　胡兰成这样问过张爱玲，看到《金瓶梅》里淫秽的地方是否觉得刺激，她却竟没有。记得我最初接触《金瓶梅》，是上初一的时候。一次去我同学家玩，在她父亲高大的书橱里，我信手就翻到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那时我沉浸在唐诗宋词里，对古典小说也有点“爱屋及乌”。书借来后看得入迷，尤其读到李瓶之死，呜呜咽咽地边读边哭，恨不得走进书中，帮李瓶去跟狠心的潘金莲大闹一番，心里也怨极了李瓶的软弱。人性生就的软弱是无法更改的，像《红楼梦》里的迎春，虽然观之温柔可亲，可生活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的善良而善待其身的，却往往得到相反的结果。远方亲戚好奇翻过我的书皮，大吃一惊，她想不到小小年龄的我会明目张胆地看这淫书。那种表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就是看到一个脖子上按着两颗人头，也不过如此罢了。 　　我究竟没有看完罢。只记得西门死后，我大大出了一口气。故事的情节在当时也很模糊，只是大人既然不让看，就有大人的理由，不让看也就不看了。如今说起这样的话题，亦是见怪不怪，只是丝毫不记得当初看这书时，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后来看到张爱玲告诉水晶，说洁本《金瓶梅》还是不错的，才明白自己读的兴许就是洁本《金瓶梅》。 　　事过境迁，如今再读此书，心境便大大不同。刚刚在给母亲熬药，右手搅着药锅，左手随手翻阅着《金瓶梅 下》。感慨的时候，想到自小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有点阶级观点不坚决，不像别人那样爱恨分明。小的时候在老家看电影，看到穷人受苦就哭，后来看到地主的稻子被解放军减去稻穗，地主疼的晕了过去，观众拍手叫好，我的眼泪却抑制不住地哭了好久，家人都笑我糊涂，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是软弱而糊涂的人。 常峙节在《金瓶梅》里着墨不多，不过是西门凑数的结拜兄弟。由于作者高巧的文字功力，寥寥数笔，给人留下深刻鲜明的印象。常峙节跟着应伯爵一样是西门庆的酒肉朋友，常就没有应在西门庆面前有体面。在帮闲帮里，应伯爵站了大部分的戏，他与西门庆的相厚，更是他善于帮闲的功劳，与其他人自不相同。穷人向富人做朋友，要付出好多代价的，代价不是物质可以衡量的。不但常在结拜兄弟中排行老七，更是因为奉承的本身还没有学到家。伯爵为了迎合西门的高兴，说了个笑话：有一财主撒屁，帮闲说“不臭”财主慌道：“屁不臭不好，快请医人。帮闲道，我再闻闻。假意儿把鼻一嗅，口一咂道：回味略有些臭，还不妨。众人都笑了，只有常峙节接口道：“你自得罪哥哥，怎地把我的本色也说出来。” 　　不知怎的，读到这里总觉得心中郁闷、惊讶、刺心，堂堂七尺男儿为了别人指缝间的一点钱财，值得这样牺牲自己的尊严么？在我重读到第五十六回：西门庆捐金助朋友，常峙节得钞傲妻儿，我的观点就变了。贫贱夫妻百事哀，历经一些人事沧桑变幻，看到周围现实生活中的例子，也深深体会财字的厉害之处。 　　因贫穷交不起房租，房东给老婆气受，老婆就给常峙节气受。费劲心思的常峙节在应伯爵的乱哄下向西门庆借了银子。常峙节袖着银子欢喜地回家，听到浑家正破口大骂。常峙节只是不开口，任老婆骂完了，轻轻把袖里银子摸将出来，用手摇着只对着银子施礼喊孔方兄，有了你，我再不受这小淫妇的气了。他老婆闻的钱声喜的抢近前来，发髻上淡薄的银簪子也激动的轻轻颤抖么？几句我的哥，我的哥，不加掩饰的喜悦喊了数声，声音从千古的空间传到今天，世人仍为之落泪。人活着就这样难么？ 　　要是从前，我会很不耐地笑着摇摇头，现在只觉得万分凄凉。常峙节并没有因为老婆的态度而计较，他欢欢喜喜去上街为他浑家买了大包小包的衣服。几百年前的风沙还在那一片青砖红瓦上飘落吧，会记得几百年前一个身穿长衫的男人，肩上抗着沉掂掂的衣服，手中拿着为老婆解馋的新鲜的羊肉。无论帮闲的底色是怎样的隐晦，在当时的常峙节也是可亲可近的。古代的女人仅是男人的衣服，三从四德的根深蒂固，女人要与跟定男人相守到老，安于贫富。常峙节没有做薄情人，设身处地地为女人着想，并暗自琢磨若要西门庆知道休了女人，定来断他的不是。常峙节隔着闪光的金银看西门庆，总是会被金银财宝光环遮住了眼的。就像现代人，谁又不是隔着财字的光环来看待人情的呢。一个人的坏，坏到像西门如此罢了，只是他对死后李瓶的那份情分，让我多少有点犹豫。只为这点，西门庆还算有点人情味吧？这样说，也许招来一些人的恼怒的。 　　若不是贫穷的折磨，常峙节不会落到帮闲到没有尊严的地步吧。常峙节是个不彻底的人，他没有断然的好与坏的区分。只拿他对女人这份体贴和着想，已经是真实的有血肉的男人了。戏曲《王宝钏》里，像在寒窖里寂寞了十八年的宝钏，即使落个空名又有什么呢。薛平贵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把妻子冷落成故事的背景，还被世人称颂多少年。丰富的物质无法拯救女人的情感，讨了皇后头衔的宝钏，究竟承受不了黄金的重量。她可以在贫穷里挣扎十八年，在荣华富贵里却抵挡不了几十天。人对财富的观点，是多么的截然不同。 　　不知道现实还有多少人为五斗米折腰，即使是有失面子上的尊严也是可原谅的。人总有许多不得已的，无法改变的地方，无论怎么样还是先活下去是最为重要的吧？帮闲的底色，要先活下去。人既然帮不了别人的苦难，更没有资格去责怪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人，用怎样的方式来泅渡人生。隔着千年的时光我们回头看，他们卑微地憨笑着，都活得好好的嘛。